摘要：传播学学科建立之初，选择了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不是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尽管哥伦比亚学派无论在理论与方法上都不能说更有优势，但其理论成果更容易被意识形态所用，其定量方法更容易为当局的决策提供证据，其研究范式更容易划定传播学科的边界并为该学科带来更多的资源，因此，急于为传播学莫定专业主义边界的施拉姆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哥伦比亚学派。然而这一选择导致了传播学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而且也有一套极其保守和封闭的学科规训，这一切使传播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不断受到合法性的质疑。
关键词：传播学科；哥伦比亚学派；加哥学派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9)01－0111－05
1982年5月，美国传播学的学科创立者施拉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题为“传学的发展概况”的讲座。他对在座的中国学者说：“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有四个人(笔者注：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真正把他们一生的大半时间，用在研究传的这门学问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把他们称做传学的四位开山祖、创始人。……美国就是从这四个人开始了传学的研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社会科学家们开始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传、新闻消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后来，这一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美国一些新闻系和新闻学院开始认识到，这些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其实是同新闻学的研究很有关系，密不可分的。”对当时中国的传播研究者而言，这是一段不容质疑的关于美国传播思想史的圣谕。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施拉姆选择这四个人作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实是对正要起步的中国传播学的一种学科规训。他掩盖了真正的传播学历史，并塑造了传播学科生来便是如此的神话。
其实，美国传播学的源头是多元化的，即使不考虑源自人文科学的那一派重要的思想源头，只考虑来自社会科学的思想支持，所谓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也并非是传播学的源头。早在他们之前20年，传播学的研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已经相当成气候，连传播学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教学点也已在芝加哥大学诞生了。那么为什么施拉姆会无视或者说他必须无视这一现实呢?理解了这一点也许会对我们理解当前传播学科的本质有更多的促进。
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美国社会学的第一次范式革命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有必要回到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一般认为，芝加哥学派传播学思想的衰落与其社会学的衰落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尽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依然存在，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已经风光不再。这个曾经饮誉世界的社会学派，在二战前后迅速衰落，其主流地位被此后兴起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所取代。学派的衰落往往有可能是因为该学派的研究范式缺乏理论活力或后继无人，已经不能再继续向前发展了，因此被历史所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讲，盛极而衰，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其中所展现的是历史的辩证法。从没有一个学派能够长盛不衰。但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它并非后继无人，帕克的接班人如伯吉斯、布鲁默、休斯已经成长起来，此后的戈夫曼、里斯曼、科尔曼等学者也是灵气四射，颇具大师风范。其次，它的理论远非已到山穷水尽、令人厌倦的地步，不然布鲁默、戈夫曼、哈贝马斯等学者以及符号互动论、文化研究、人种志研究等学术旨趣不可能在当代有那么大的学术影响力。甚至在结构功能主义已经成为一条“落水狗”的今天，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思想和传播学思想反而更加受到称道。所以，芝加哥学派的衰落绝对是一个历史之谜。
一般认为，芝加哥学派衰落的导火索是1935年美国社会学界的一场“政治斗争”。1935年12月，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这一挑战从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斗争，那些要求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不应永远被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所把持的主张得到了学会半数以上成员的支持，芝加哥大学的代表被迫让出了学会的领导权。然而事实上，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1936年芝加哥学派又重新夺回了学会的领导权，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可以说正是从这次造反开始的”。此后不久，另一本重要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的问世，彻底结束了芝加哥社会学的统治地位。到了1950年代初，第一代芝加哥学派消逝了。1951年，伯吉斯退休，沃思在次年离开了人世，而在同年，如日中天的布鲁默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就此告一段落。当然，杜威、帕克和米德所开创的芝加哥传播研究传统也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研究范式。
有学者从内因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早期芝加哥学派的非学科化倾向以及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导致芝加哥社会学派最终瓦解的原因所在。”这种非学科化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社会学教授们多半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而且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美国的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使他们在社会学理论上的建树缺乏系统性。“这一先天的不足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芝加哥社会学后来为更加学科化的哈佛和哥伦比亚社会学取代的命运。”其二是，帕克等学者在方法论方面的偏执与欠缺使他们的研究在科学性和精确性方面难以与高度定量化与统计性的结构功能主义相抗衡。以帕克为代表的传统芝加哥学者对定量研究方法一直有着天然的排斥，尽管他们所倡导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当时还相当粗陋。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对芝加哥学派的打击也具有毁灭性。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芝加哥学派的一骑绝尘，因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补充的新教职往往都是本系培养的博士。“虽然教师学术背景的同质性对学派的维持是有益的，但是多样性的缺失和综合活力的丧失却是它必须付出的代价。”近亲繁殖还加剧了系内派别之间的斗争，这最终体现为1951年与1956年两次系主任席位之争：内耗严重地削弱了学科发展的活力。拉扎斯菲尔德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认为芝加哥学派缺少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专业研究机构。他说：“在其他研究生院开始介入竞争以后，如果芝加哥学派拥有更规范的社会研究的机构组织的话，那么这些伟大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带头人的影响力应该更为深远。”
另有一些学者在分析了外因以后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会领导竞争过程中的失利，而是美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而且这种范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结构一功能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新的主流范式。1937年，塔尔科塔·帕森斯的巨著《社会行动结构》问世。与此同时，受到芝加哥大学排斥的定量研究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终于取代了实地的定性研究
而成为主导性的经验方法。结构功能主义与定量研究的结盟带来了巨大的颠覆性力量，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出现了。“帕森斯与斯托弗在哈佛大学的联盟作为一方，默顿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盟作为另一方，这两个联盟使人相信出现了一个建立在理论与数量性研究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范例。”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及其后的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或理论范式的转换在社会学中的经典个案”。在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新范式面前，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芝加哥社会学败下阵来，社会学完成了它的一次范式革命，在传播研究方面，情况同样如此。
上述观点当然有道理，也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似乎都过于强调了事情的偶然性，没有揭示事情背后的必然性。比如，芝加哥的社会学或传播学研究主张就一定不如结构功能主义先进吗?又比如为什么不能是多种学术范式共同繁荣呢?
二、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范式的特征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看看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范式到底有什么特征。本文试图以传播学为例来分析这种范式与芝加哥学派到底有什么质的区别。
从理论视角来看，哥伦比亚学派强调的是比较狭义的效果研究与功能研究，尤其侧重于政治传播和商业传播效果的研究。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早期的传播研究来看，他们所关心的课题主要是媒介在政治竞选和商业流通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可能产生何种效果。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伊里调查和二级传播理论。在二战期间，哥伦比亚学派的这种研究取向到达了顶峰，拉扎斯菲尔德与贝雷尔森等学者加入了战时宣传效果的研究，直接为美国政府服务。“当美国参战后，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服务于政府机构如战时信息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会图书馆等，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机构操纵，作为宣传分析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消失了，学者们更聚集于能使信息产生态度与行为效果内部过程、机制及因素的研究，效果不光写在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中，而且在学者们的实际研究中被不断强化和凸显。”由此可见，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的成果是可以被直接使用的，更具有工具性色彩。
而芝加哥学派就有所不同，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包括布鲁默在内的学者们曾经在佩恩基金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曾经为传播的效果研究添砖加瓦，但总的来说他们并不关心实用性的政治传播问题，而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传播与社会的建构这一话题上。他们更多地关心传播如何维系民主，传播如何解决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传播与人现代性的塑造等话题。周葆华在评价哥伦比亚学派时曾分析说：“相比于芝加哥学派，他们更多地看到‘大众传播’作为社会建制、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结构、一种信息传输渠道，而不是作为人类沟通交流与关系建构的平台和纽带，作为‘人类关系，之本质的延伸；他们也看到或者说‘重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的存在，但却不觉得它与‘大众传播’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
芝加哥学派所关心的话题其实是传播研究的根本性学术命题，而哥伦比亚学派的理论视角则显得极其狭窄，因而招来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显而易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媒体社会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范式是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学派相连的一连串思想、方法和成果：是有关媒体内容的特殊的、可测度的、短期的、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的研究，以及媒体在舆论的形成中并不是非常重要的结论。”而且，在研究的旨趣上，为了维护现行传播体系的合法性，哥伦比亚学派把传播问题简化成了政治传播的问题，甚至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传播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受到了损害。阿多诺将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称之为“行政研究”，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范式并不见得有什么学术优势。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者认为哥伦比亚学派崇尚的定量方法是更精确更先进的。拉扎斯菲尔德强调规范性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并发明和完善了许多定量研究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拉扎斯菲尔德对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法的热爱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仅仅是定性的描述还是不够的，并评论说：“仅仅描述是不够的。为了了解事件‘背后的’信息，我们必须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就像如果要确定一个远距离物体的真正的位置，我们只有从不同的侧面和方向去看它才有可能找到。”有学者评价说：“拉扎斯菲尔德毫无疑问会是最后一个坚持所有的研究都应该使用问卷并且按照问卷调查的步骤来进行的人。”甚至在多数批评者看来，哥伦比亚学派是一个重方法轻理论的学派，尤其是在传播研究领域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芝加哥学派的主流相当排斥定量的方法，这种排斥在布鲁默的分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向经验有效性的道路并不存在于对方法的玩弄之中，而是存在于经验世界的考察中。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靠建立和解释骗人的理论，不能依靠精巧的模式，不能靠追赶自然科学的先进程序，不能靠采用最新数学或统计学方案，或创造新的概念，也不能靠发展精密的定量技术或坚持某种调查的规则。这样的关注，正好不能到达它所要求的方向——虽然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是不能否认的。需要的是，走向经验性的社会。”布鲁默深刻地指出，标榜绝对经验和实证的结构功能主义并不真正反映出变化着的经验世界的本质。与哥伦比亚学派相对应，芝加哥学派更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过程进行探究。因此，质的研究方法被芝加哥学派所广泛应用，尤其是类似于参与性观察的人类学实地研究方法。
我们当然必须承认，芝加哥学派的方法是很粗糙的，信度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方法本身，我们都不能说哥伦比亚学派更先进。毕竟，传播学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想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早就被看作是痴人说梦了。质化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兴，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爱因斯坦用自己的相对论范式替代了牛顿的经典力学范式，并因此主导了物理学的范式革命，因为前者确实比后者的适用范围更大，更符合科学规律。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用来解释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因为事实上它并不见得比芝加哥学派更科学。
三、传播学的兴起：基于权力的规训
那么，为什么施拉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奠定传播学科的时候要选择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并将其他所有的传播研究都看作是非传播学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哥伦比亚学派比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更有用。
从范式的特征来看，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更有助于证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更有助于成为意识形态社会控制的手段。从时代的角度来看，二战前后的国际背景使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一套有用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帮助控制国际国内环境。“冷战中
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适性，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有关的过程。”而哥伦比亚学派非常适时地提供了这样一整套的理论工具。定量的实证研究天生是一种工具性知识，天生是“对国家统治者所提出的社会工程有用的、可资利用的知识”。而尽管芝加哥学派也提出过一些社会控制理论，并也有一些观点——比如伯吉斯建立在技术至上论思想基础上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被美国当局所采用而成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芝加哥学派的主流思想还是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比较强调民主、广泛的社会互动而不是思想的控制，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不仅过于书生气，而且对于意识形态存在着可能的颠覆性。“芝加哥学派基于实际调查的传统，对社会现象进行经验性研究，不仅具有批评性，而且对所有意识形态者表现出潜在的挑战和否定。”种颠覆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绝不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追捧，只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压制。芝加哥学派社会理论并不构成一种国家哲学所需要的理论体系，其研究方法更无法用数据这样“坚实”的证据来证明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相比之下，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那套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理论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更加符合美国国家的利益与需求，其社会学更容易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轨道。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揭幕，美国的传播研究发生了根本的转型，那种认为战争是传播学温床的观点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渐渐对移民、城市化、犯罪、种族与传媒的研究失去了兴趣，与此同时在军方与政府的大力资助下，以二战时期宣传研究、陆军实验等为代表的一批传播研究项目构成了传播研究最重要的课题，这些课题以雄厚的资金和便利的研究条件主导了传播研究的方向。这样一来，原本偏向于社会传播的研究方向转而偏向政治传播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确实是难以为继。所以，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理论由于适销对路必然取芝加哥学派而代之。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在知识界的重要代言人，施拉姆当然不会无视这一点，他深知意识形态将会支持哪种类型的传播学。
不过，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因为学术与宏观的意识形态权力尽管不可分离，但毕竟还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哥伦比亚学派的理论之所以会成为美国传播学学科的基础，与它更适合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有密切的关系。正如福柯所观察到的那样，一个学科的建立，也就是一种专业规训的建立，它代表着一种权力。它“标志着所有者的领土，外人不得擅入，以便跟其他学科划清界限”。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是跨学科的，人本主义的，强调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尤其是符号互动论)，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不容易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也不利于形成学科的专业主义发展倾向。为了寻求自身的专业主义地位，与其他学科相区隔，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普遍地具有这样的倾向，那就是：“社会科学家意图借着紧紧地控制他们的研究对象，以减少变数来发现‘客观真理’。他们以自己炮制的统一存在模式来取代研究对象的多样存在，然后应用‘中立’的方法诸如实验、观察和数量化等以去除被试者的背景，使之变得同质无异。”从这一点上讲，哥伦比亚学派的做法特别符合传播学科奠基的要求。哥伦比亚学派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其研究的工具性为它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拉扎斯菲尔德在经营他的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时，为商业企业、政府机构和媒体做了大量“有用”的效果研究，从而为他的学科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一个学科若没有足够的资源，是很难完成专业化的。拉扎斯菲尔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认定维持一个专业的学术机构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哥伦比亚学派的这一资源优势，对传播学的建立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芝加哥学派在这个方面就显得很不专业了。
急于为传播学寻求合法地位的施拉姆自然看到了这一切，看到了哥伦比亚学派的用处，尽管当时他的思路并没有这么清楚。施拉姆在分析帕克等人对传播学的贡献时，曾从反面提出了他所认可的传播学奠基人的标准。他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研究者对传播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而言，这是一种被放在第二位的研究兴趣，仅仅是他们主攻学科的一个例证，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采用与当代社会科学紧密相联的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问题。”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施拉姆制造四大奠基人的神话，是为了建立一个便于操控，并能迅速专业化的传播学科，使这一领域形成自己的边界、规范与纪律。
由此可以看到的是，传播学从其一开始就不是什么象牙塔里的纯粹学术——这确实值得那些把传播学看作是科学的中国学者们认真反思。该学科不但受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控制，而且也有一套极其保守和封闭的学科规训，这一切使施拉姆主导的传播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后受到了合法性的质疑。哥伦比亚学派的乏味，使传播学的理论繁殖力变得极其脆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要求重新定义传播学科边界的呼声中，我们不时能够听到芝加哥学派的声音。
(责任编辑：刘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