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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约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历晋宋而下，迨隋唐以还，繁衍蔓延，周及华夏，虽经历了四次大的“法难”，但佛事活动却息而再起，愈传愈广。至宋朝，太祖赵匡胤一改后周柴荣的作法，开始尊重佛教，重视佛教。一是于建隆初年（960）六月下诏：“经（后周）显德二年（955）当废未毁者听存，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置存留。”[1]二是在乾德四年（966）派僧人行勤等157人西去印度求法[2]，开始与印度佛教的频繁往来；三是于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今成都）雕大藏经版”[3]，开启由官方刻经的先河。太宗时则认为“浮图氏之教，有裨政治”[4]，因此延续太祖做法，继续尊崇佛教：太平兴国元年（976）“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5]，之后除特殊时期随时度僧外，更逐渐把度僧规范化；五年（980）设译经院，专门进行佛教的翻译工作；继续刊印大藏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终于完成了《大藏经》的雕刻，成为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佛教经论总集。真宗朝同样重视发展佛教，“继太宗之遗业，盛译经典，大开梵学，五天竺之沙门竞集于京城，弘阐之盛，古所未有……帝一年度僧，至达二十三万之多”[6]。以上种种说明，北宋初期，由于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佛事活动大兴，佛教空前繁荣。本文仅以定州为例，从现存佛教遗址、遗迹、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来看北宋初期佛教的盛行。
一、现存北宋初期佛教建筑及遗存
定州市现存北宋初期佛教建筑及遗存，有建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的开元寺塔，建于太平兴国二年（977）的静志寺塔塔基地宫和至道元年（995）的净众院塔塔基地宫，分别属于第一、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1.开元寺塔
开元寺塔位于定州城内仓门口街。为八角形楼阁式塔，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11级，高83.7米，由下至上按比例逐层收缩。塔的外部每层用砖层层叠涩挑出短檐，檐下悬挂风铃。塔身内部结构为外塔体环抱内塔体，中间以回廊相连，上下踏道由内塔体穿心而上。塔刹高8.56米，由砖雕莲花瓣底座、束腰仰覆莲纹铁钵、两个铜制宝珠和一个铜制宝顶组成。按现保存于塔内二层的《佛说金刚寿命修塔陀罗尼经碑》记：“时大宋咸平四年岁次辛丑七月庚午朔十八日丁亥丙时建”，塔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
开元寺塔为我国现存最高的砖塔，亦是同时期同结构建筑物中最高的建筑，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赞誉它是“中华第一塔”（图一）。古塔雄伟壮观，大气磅礴，极具北方雄浑的气魄，由此也间接反映出与之辉映的开元寺是具有相当规模的。
现有文献资料中开元寺的始创年代、历史沿革等相关内容阙如，但可以肯定的是，早至唐代，开元寺已是当地的重要寺院，并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得到皇家赐额。清道光《直隶定州志》中的《城中街市等全图》（图二）[7]中，开元寺塔（料敌塔）南部标有“开元寺”名称，但并无建筑。现除开元寺塔外，其它地面建筑均无存。199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曾勘测到宋代开元寺大殿遗址的夯土范围：“北距塔平台南墙基66.5米处，以现有塔前甬路为中心，东西长67米，南北宽33米。据推测，应为面阔7间、进深5间的雄伟建筑，即定州开元寺大殿。大殿为歇山顶，周围有出廊和月台……根据开元寺塔和开元寺前地下夯土范围来看，大殿前后的左右应有配殿或僧房存在。”[8]另据现存的塔内碑刻“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门人……”和“当寺上生阁、百法院助缘
2.静志寺塔基地宫
静志寺塔基地宫位于定州贡院院内，1969年定州电力公司施工时被意外发现。地宫呈不规则方形，东壁长2.2米，西壁长2.1米，北壁长2.17米，南壁开砖砌拱形券门，墙壁高1.1米。券门距东壁0.81米，距西壁0.76米。四壁均有佛教人物壁画，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展现了极高的绘画水平。共出土文物达600余件，年代最早可至北魏年间[10]。其中有刻铭的几件文物为我们还原静志寺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1）隋大业二年（606）鎏金铜函上所刻铭文：“大隋仁寿三年五月廿九日，静志寺与四部众修理废塔，掘得石函……函铭云大代兴安二年（453）十一月五日即建大塔”，说明静志寺塔早在北魏时就已存在，隋仁寿三年（603）进行了重修。
（2）唐大中十一年（857）錾花刻字银塔上所刻铭文：“静志寺会昌六年毁废，佛像俱焚，宝塔全除，至大中二年再置，兴功修建……”，记载了静志寺曾在唐会昌六年（846）毁于武宗灭佛，大中二年（848）进行了重建。
（3）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的石志则记载了静志寺的再次被毁和重建：“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元自唐末起于兹寺。暨北虏犯华，中原贩荡，君后迫辱……焚烧城邑，驱掠士人，街巷伽蓝悉为煨烬……前管内僧正昭果大师，始自聚砂斯寺。……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五月辛酉朔二十二日，三处舍利葬于地宫内。又新施到银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银塔子二，银香炉一，银净瓶一，银香合子一，银瓮子一，玉环一，相次起立石塔。……”此处“北虏犯华”，系指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辽军途经定州，烧杀焚掠，静志寺因之再次被毁，至宋初太平兴国二年（977），由昭果大师建石塔，将佛舍利、佛教供器重新进行了瘗埋（图三）。
清道光年间的《城中街市等全图》中并无静志寺存在，说明当时该寺及塔已无存。
3.净众院塔基地宫
净众院塔基地宫位于城内鼓楼街，发现于1969年12月。地宫呈不规则方形，穹窿顶，北壁长2.7米，东壁长2.67米，西壁长2.64米。四壁高1.54米，最高处3.07米。券门向南开，宽1.08米。东、西、北壁均有佛教人物壁画，主要表现了佛祖涅
据现存定州博物馆的《创修净众院记碑》：“大宋端拱元年岁次戊子六月丙辰朔九日甲子午时建，雍熙三年十月十日奉□□净众院额。”净众院于雍熙三年（986）十月由宋太宗赵光义赐名，端拱元年（988）修建。由皇帝亲自赐寺院名额，为“敕额”，是一份恩宠，亦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佛教寺院存废亦常变更。后周时，拥有皇帝赐额逐渐成为合法性的一种标志。宋代虽不以此为寺院存废的标准，但因前代习惯，成为一种管理的补充，有无赐额，常常关系着寺院的存废。”[12]
清道光年间的《城中街市等全图》中亦无净众院存在，说明当时该寺及塔已无存。
二、文物、文献所载北宋初期佛教寺院
除了上述佛教建筑、遗迹，查现有文物及文献资料，定州城内还存在多处北宋初期佛教寺院及佛塔。
1.善心寺
据现藏定州博物馆的《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碑记载：“迨会昌癸丑岁废寺，明年三月帝崩，光王立，至大中二年四月 日开两寺，即静志、善心，度僧尼各三十人。”由此可知，静志寺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废寺后，于大中二年（848）再度开寺，同时开寺的还有善心寺。另外，出土于两座塔基地宫的有铭文物也证实了善心寺的存在。如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北宋鎏金錾花云龙银塔，塔门两侧的银片上分别有“善心寺”“舍利塔”刻铭；出土于静志寺塔基地宫的北宋鎏金錾花舍利银塔上所刻发愿文：“善心寺尼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同样出土于静志寺塔基地宫的白釉双耳贴像炉圈足外有墨书题记：“善心寺尼惠超惠□寺主琼希”（图五）。当时的善心寺应是比丘尼居住修行之所。
2.仙林寺
据《创修净众院记碑》：“……近闻在城仙林寺有前住持讲经沙门演上人，俗郡
3.华塔寺、塔
据清道光《直隶定州志》卷5《地理·古迹》记载：华塔“宋咸平中与料敌塔同建在众春园侧。明洪武末都督平安毁塔砖以瓮城垛，销钟以为戎器”，又卷6《地理·乡约》有“北大街庙宇……华塔寺”的记载，说明华塔修建于宋初咸平年间（998—1003），明洪武末年被毁，而华塔寺至清道光时期仍然存在。
4.万岁寺
清康熙《定州志》卷9：“万岁，治西，咸平建。”清道光《直隶定州志》卷2：“万年寺、天庆观皆宋建也。康熙志云：万岁在县治西，咸平年建。”岁、年同义，万岁寺、万年寺应为同一寺院。
5.慈氏寺
清康熙《定州志》卷9：“慈氏，治西北，唐贞观建。”清道光《城中街市等全图》在定州城的西北标注有慈氏寺，说明该寺当时仍存在。
三、两座塔基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
静志寺塔基地宫和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文物种类丰富，品位极高，且多具有鲜明的佛教特色。其中静志寺塔基地宫共出土文物600余件，器物种类有瓷、金、银、铜、铁、玉、石、木、玻璃、丝织品等；净众院塔基地宫共出土文物106件，多为北宋初期器物，有银器、瓷器、玻璃器、石刻等。
1.出土大量佛教专用的供器和法器。初步统计约有100多件，不仅品种繁多，而且精美考究。其中，舍利容器主要有函、塔、棺、瓶等，质地包括金、银、铜、瓷、木、石等，如：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鎏金錾花云龙纹银塔（图六）、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鎏金錾花银棺；造像有弥勒佛坐像、观音菩萨像、普贤菩萨像、地藏菩萨像、天王像等，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鎏金铜弥勒坐像；香具、法器有净瓶、熏炉、法轮、五钴铃、法螺等，如出土于静志寺塔基地宫的定窑白釉划花波浪纹法螺和鎏金铜五钴铃。
2.器物上的铭文、图案多具佛教特色。如出土时内盛数粒舍利的錾花舍利金棺（图七），棺为长方形，周身錾凿花纹，盖上饰鱼子地缠枝花纹。棺前挡刻门，门周边饰忍冬纹，后挡为鱼子地“佛出双足”图案，以示佛祖灵魂不灭。棺体一侧錾刻二弟子的举哀场面，另一侧为二弟子守丧图，弟子表情哀伤，栩栩如生。棺床四周镂饰壶门，纹饰富丽，具有唐代遗韵。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白釉“官”款对蝉纹碟，底部墨书发愿文“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施主男弟子吴成训钱叁拾足陌”，详细记载了施舍人的姓名和施入时间。还有一些器物采用錾花手法描绘有佛教内容，如立佛钗首银钗、坐佛钗首铜钗、观音菩萨钗首银钗等等。
3.出土瓷器数量多，质量高，并有多件带“官”字款，反映了这些瓷器多来自官府供奉。静志寺塔基地宫共出土定瓷115件，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瓷55件。这两批定瓷出土数量多，质量高，不仅种类齐全，而且在釉色上多为白釉，釉色莹润光亮，胎质坚细，瓷化程度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定瓷中带“官”字款的器物多达21件，推测是官府在窑场定烧后，专门施舍给塔基地宫的，可见当时的佛教深受官府的关注和支持，也反映人们信奉佛教的高涨热情。
四、开元寺高僧深受朝廷尊崇
在诸多的寺院中，开元寺作为定州首寺在北方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后唐同光二年（924）就有定州开元寺参学比丘归文“敕旨往诣西天取经”[13]。北宋初年，朝廷又派遣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出使印度求取佛经的僧人团队，据《佛祖统纪》卷43记载：“乾德四年（966），诏秦凉即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所历焉耆、龟兹、迦弥罗等国。”[14]前文所引《佛说金刚寿命修塔陀罗尼经碑》中记主持修建开元寺塔的是“奉圣旨西天取经回赐紫都功德主沙门令能”，推测令能很可能是这支取经队伍的成员之一，回国后于咸平四年（1001）修建了开元寺塔以供奉取回的佛经。
“赐紫”是世俗政权赐予出家人荣誉的象征，始于唐武则天时，至宋立国，对佛教采尊崇利用政策，赐紫更是一种荣崇，“北宋早期凡从事译经有功，负有外交使命之出使僧人……，可获赐紫衣”[15]。定州开元寺僧令能做为当时的高僧大德，又曾成功西去印度求法，享有赐紫的荣耀，自是情理之中了。
五、开元寺修塔功德碑所记信众情况
北宋初期，定州处于宋辽边境，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年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定州百姓极度渴望和平安宁。再加上当时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的定州城内伽蓝处处，浮图林立，缁素日众。定州开元寺塔内共保存有37通碑刻，大部分为当时修塔时的功德碑，分析这些碑刻内容，可窥见北宋初年的佛教流行情况。
一是佛教组织盛行。这种佛教组织称为邑，多由寺院僧人或乡村德高望重的人物组织成立，小型的为邑，大型的又称千人邑、万人邑。邑会设有邑首、邑长、邑正、邑录等头目，参加邑会的佛教信徒被称为邑人或邑子。开元寺塔内碑刻所见较大的邑众组织及邑首有：“定州信利坊邑长张
二是佛教信徒遍布各个阶层。其中有佛教人士：“定州开元寺演法大师门人行者”“修塔院主僧淳清同
综上所述，中国佛教虽经历了后周抑佛事件，但随着宋朝的建立，朝廷基于教化民心、为皇家祈福的目的，百姓则因饱受战乱之痛后寻求心理安宁，佛教达到空前繁荣，具体到当时的北方重镇定州，则是寺塔林立、信众云集、佛事频仍，这从定州城内宋初新建或重建的多座佛教建筑，众多佛教组织团体的规模，以及老百姓对虔诚捐助施舍的无比热情和施入两塔地宫的大量珍贵器物，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贾敏峰同志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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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中华书局，2004年。
[2]元·脱脱：《宋史》卷1《太祖纪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3] [5] [14]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3。
[4]同[1]，卷24。
[6] 《佛光大辞典》“宋真宗条”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7]清道光《直隶定州志》。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市维修开元寺塔施工委员会：《定州开元寺遗址钻探试掘报告》，载《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9] 此碑于塔东北角塌毁物中发现，原镶刻于塔内几层不详。
[10][11]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12] 闫孟祥：《宋代佛教史》（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13]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15]同[12]，第36页。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