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身份认同，一直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回族的文化认同也不例外，它既有历时维度中被建构的过程，也有共时空间里意义明确的实体。回溯近百年的回族族群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回族的文化认同作为一个嬗变中的复合体，不仅与主流族群拥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并且这种经验能为研究者提供在真实语境背后，一个稳定不变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关键词：认同；文化；自我；历史；回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类关涉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问题自古就存在于人类思考范畴中，但其成为流行议题还是在全球化多元语境下，群体身份认同危机出现之时。全球化使得原有的空间观念、人物身份、社会关系均发生了变化，尤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国门打开，文学面临着阐释的双重焦虑。而少数民族文学在此基础上还面临着本族群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传承与更新的问题，文化身份危机更为突出。尽管新时期以来国内各少数民族均开始直接或间接地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但传统意识形态的拆解，并不能自然消除文化领域中不同族群间实际文化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因此，少数民族文学通过对自我族群的认同寻求，以此建构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合法性。
一、“谁是回回？”
关于文化身份这个概念，天然与族性之间存在关系，因为一般认为它涉及到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的本质特征”。[1]如果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文化身份”是一个立体的概念，首先它有横向的共性存在，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2]209与此同时，文化身份又具有纵向的历史维度的动态变化，它“既是‘存在’的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2]209霍尔对文化身份的定义是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挖掘文化认同的共性与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和变化性。尽管在英语中“身份”与“认同”都用identity，然而通过霍尔的文化身份的概念，可以看出，当identity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3]时，它一定程度上是等同于“身份”；而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则等同于“认同”。身份的追寻是建构认同的前提，认同产生反过来又建构了身份，这二者之间是同构共生的关系。
以此反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集中呈现的族性诉求，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语境下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当现代社会破坏了传统赖以生存的土壤之时，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意识建构与强调，便是自然而就的一种诉求。而文学族性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关涉到建构者的本身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如回族这种族源追溯上可以远离华夏本土、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族群，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下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处于何种状态，这和族群本身的族性诉求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综观回族历史，一般认为回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开始来华经商或传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其中有部分人在中国定居，成了后来回回民族的一部分祖先。“回回”一词是根据7世纪后唐人所说的“回纥”或“回鹘”发音转变而来。到了明末，由于蒙古贵族统治阶级西侵，大量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被掳掠从军，这部分人又构成了回回民族祖先的另外一部分。虽然回回民族形成的具体时间点还没有特别准确的说法，但大多数回族历史学者都认为，从元代到明中叶，“为回民在中国[的]同化时期。各色回教人士，在中国境内起一大结合，构成一整个民族”。[4]133换言之，虽然到了民族识别之时回回民族才有了自己在新中国民族之林中的正式称谓，但是，回回民族的历史倒是真实的实体。
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是一种集体认知层面上的“想像的政治共同体”，[5]8许多学者对上述的观点持不同的意见
——主张回族形成于1950年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观点，认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对回族的“出现”起到关键作用。杜磊（Dru C. Gladney）就认为，尽管回回先前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种族意识，但在1950年获得族称前，此种意识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民族，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共同信奉伊斯兰教而已。[6]96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也反对“把‘民族’的范式应用于回民穆斯林（或者毋宁说是任何一个人们群体）的历史”。[7]215在他看来，所谓“民族”的概念，“只是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且仅在1949年以后才被有效能的中央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持续有力地加以使用”。[7]216因此，李普曼同意杜磊的看法——在1949年之前，“回回”仅指穆斯林。可以说这种反本质主义文化身份观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过去常被中国学者所忽视的那一个层面的内容——文化身份绝对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历史赋予，所以并非有一个先验的、早已存在的、本质性的回回民族存在历史上。文化身份会随着政治、经济、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当代中国政府将‘民族’作为一种制度化范畴用以‘识别’和划分国内的各种人们群体之前，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种类的人们群体，其特性与今天被称为‘民族’或‘种族群体’的人们共同体基本相近？更体地说，今天的‘回族’，是否存在着某种前现代的历史型态？”[8]65
历史的记忆层面是由族群文化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现实的社会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等则是现时的‘在场’，维系并冲击着原有的历史记忆层面。”[9]如果现实层面的内容（例如政治、经济）并没冲击到稳定性的族群文化地位时，文化原有的历史记忆层面就依然保持稳定的状态。而当异质文化借助政治等外力冲击到族群原有文化时，族群原有文化的一些构成就可能因冲击而异变，进而出现文化身份认同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