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至今还有人将刘大先视为一名专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或至少首先是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这种认识是有偏颇的。
诚然，刘大先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他的工作；他担任《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是公认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专家之一——如果不是太过年轻，或许可以把“之一”去掉。他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这一领域至今为止最丰富、宏大，也最具理论性和前瞻性的作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引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向。他的研究甚至溢出文学领域，延伸至对其它文化产品的探讨。在他的电影论文集《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中，他对少数民族相关的影视作品有相当系统的阐述，其中第二辑“情感的文献”对国内外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和剧情片的介绍和讨论，极为完备，堪称该领域影视作品的资料库。尽管由于发表时的篇幅限制，文章大多精练短小，但往往能一针见血，颇富见地，令人感佩其学术功力与才华。但即便如此，我以为与其说刘大先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电影，毋宁说恰恰由于他的参与，使他的那些研究对象不再是“少数民族文学/电影”，而成为“中国文学/电影”，甚或就是“文学”“电影”和“中国”本身。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名就明确将“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并举。但即便不知道该书乃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书系”之一种，即便不了解刘大先的供职情况，恐怕多数读者在看到书名之后，也会依照某种惯例自然而然地认为，该书讨论的重点是“少数民族文学”，而“现代中国”不过提示其论述的背景而已——如今有几个人敢对“现代中国”这样宏大的命题进行探讨呢？但稍作细读我们便会惊讶地发现，对于刘大先的学术勇气和抱负，大家还是太过低估了。
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真正关乎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恐怕还未及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而“现代中国”则不仅着墨更多，篇幅更大，且始终是论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尽管在绪论中，刘大先驳斥了那种认为无需将“少数民族文学”单列为独立学科的论调①，但那与其说是在维护“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合法性，毋宁说是让所有学科的边界都变得暧昧和模糊了。如果一切学科都并不具备本质的起源，不过是某种权宜之计的话语建构，那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又有何不同？而果然，在其后的论述中，刘大先也并不试图证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确有其内在的、本质的合法支撑，而是追溯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作为现代国家学术机制之一环，从晚清至民国再到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断被建构塑形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天然伴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依同样的历史逻辑，为同样的历史目标被建构起来。“少数民族文学”所携带的差异性并不使其外在于“中国文学”，而恰恰为理解“中国文学”，乃至于理解“现代中国”，提供更具生产性的视角。刘大先非常明确地承认：“本书的写作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视点可以从主流文化的内外对中国生活予以全新的展示，其所特有的叙述方式以及他们看世界的独特视角，恰恰是许多‘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主流文学所无意虑及或无法企及的。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是建构中国整体文化的一种行为，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于一个系统化的语境中，它自身就是文化间相互发生作用下的产品，是关乎文学历史、政治策略的文学创作、传布与接受。基于社会的自我适应能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与开掘可以使主流文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修正一些内在的结构性文化矛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并不仅是针对某个群体的创作，也是面对一种文化建构和创造过程，研究在文学角度下差异文化的交流、融合、适应和调整。”②这恐怕不仅仅是刘大先撰写这部著作时的研究思路，也是他进行所有少数民族相关研究的宗旨。
即以全书第一章“历史与书写——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为例。这章节的命名很容易让人错以为，刘大先要谈论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何叙述历史，但事实却全非如此。刘大先从二十世纪的前夜谈起：梁启超在1899年冬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启用西历纪年。③至少从那时候起，国人的时间观念已然开始发生变化，而时间观念变更，最本质地昭示了现代性的降临。因此刘大先从一开始想要讲述的就是关于现代中国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不过是这庞大装置的一部分。现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现代中国呼唤着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需要现代的文学史来重新梳理和想象，对文学的历史化同时也提供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这一章中，刘大先描述的是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立，尤其是文学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他关心的非但不是少数民族文学讲述的历史，甚至不是讲述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而是讲述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对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发生的研究当然夥矣，而刘大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总是不时将少数民族问题拉入到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建构过程中来。他要追问关于中国的想象，关于中国想象史的科学整理，是如何策略性地包容、辨析、遮蔽、阐发了所谓少数民族。刘大先当然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确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与相关研究机制的建立；但他显然并不认为建制完善了，文学史出版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实现了其意义。刘大先希望说明的是，此前一切工作固然重要，此前一切成就固然可喜，但恐怕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时至今日才刚刚开始，或甚至还未开始。刘大先以为，自近代以来，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而展开的文学史叙述与相关国族叙述，如今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启发上，还是在认知世界的范式上，都陷入某种单一性。在这样对历史线条的简陋构图中，或许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反而能够提供一点动力，摇撼此前坚固的叙述框架，为今天整体性的文学事业，提供不可多得的活力：“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书写经历了史观的数次转化，少数民族文学从建立到书写其历史，一直笼罩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观念之中，这种观念经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诸多思想流派的洗礼，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书写都是想象，作为文学史能动的书写主体同样会加入到书写现实历史的行列中来，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一种重绘现代中国图像的可能性，同样是重述中国历史的一条途径，它在重写过去中也会改写未来。”④所以刘大先所关注的真的是少數民族文学吗？他关注的是“重绘现代中国图像的可能性”，是“重述中国历史的一条途径”。——所以刘大先对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诸多探讨，真的是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