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震 壮族，广西鹿寨人，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2年1月出生。1947年在柳州龙城中学念书时，组织革命青年文学社“奔流社”，编辑出版进步文学刊物《奔向太阳》，1984年起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广西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创作并发表电影文学剧本二十多部，其中《苗家儿女》《甜蜜的事业》《春晖》等十三部已由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故事片，《甜蜜的事业》《春晖》获全国性奖项，《心泉》《三朵小红花》获广西文艺最高奖“铜鼓奖”。创作了十四部戏剧剧本，还与他人合作创作电视文学剧本《海梦》等两部，中短篇小说、散文、文论两百多篇发表于全国或省级报刊。出版书籍十六部。2014年汇集出版了三百万字的《周民震文集》五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首届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首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等。2017年5月荣获“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隆重诞生，刚刚超越一个甲子。在大家欢庆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被自治区评选为广西八桂先进人物。而在前年，我还荣获过第三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我不会忘记，我是在党的阳光雨露沐浴下成长的。少年时代，我就参加了地下党和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广西剿匪和抗美援朝。之后，得到党组织的鼓励和培育，一直奋斗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成了一名壮族作家，并担任了十年自治区文化厅厅长。
现在，虽然到了耄耋之年，但往事并不如烟，有些曾让我激动过的人和事，常常在尘封的记忆中闪着亮光，其中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首任主席的韦国清对文艺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爱，曾激励我的创作热情，影响我的文学人生，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58年，当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和老作家肖甘牛、李寅合作创作的大型壮族神话桂剧《一幅壮锦》，作为自治区成立的献礼节目，受到观众的欢迎。当时韦国清主席在百忙中看了我们的演出，非常高兴，然后热情地对我们说，这个戏表现了我们壮族人民坚强勇敢的精神和美丽善良的心灵，是一台好戏。他当即建议广西人民出版社印成单行本，让更多的剧团能上演。当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南宁文化部门工作不久，才二十六岁，初次见到韦主席还有点胆怯，但韦主席如此和蔼亲切令我非常感动，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创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苗家儿女》，1959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陶金执导，拍摄后先送到广西，请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审看。当时在区党委小礼堂放映，获一致好评，并作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一周年献礼片。
韦国清当时还与我作了亲切的谈话，问了我的个人经历。他说，这是广西第一部由本土作家创作的电影，反映的是广西大苗山的生活和斗争，拍得很不错。希望你继续深入生活，与工农兵多交朋友，写出第二部第三部受人民喜爱的好电影。他的谈话对我是极大的鞭策，在他的关怀下，我先后创作了彩调《三朵小红花》和京剧《瑶山春》，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随后，北京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分别由我改编拍成了电影。“文革”后，我又接连创作了荣获全国大奖的《甜蜜的事业》《春晖》等电影，总共十三部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
韦国清主席是土生土长的壮家子弟，一个穷山沟里吃苦菜长大的看牛娃，十来岁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参加了红军。这位几十年来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开国上将，是壮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一位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政治家。与文艺结伴一生的我，有幸曾与韦主席有过一些难得的接触，聆听过他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教诲，感到十分珍贵。
1966年初春，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添拍完我创作的彩色戏曲喜剧片《三朵小红花》，专程送来向广西领导汇报审看。韦国清主席亲自出席观看，并在明园饭店宴请剧组人员。在宴席上，韦主席对我们说：“青少年教育问题非常迫切而重要，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你们抓住了这个主题，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彩调来表演，生动活泼，让人们在笑声中受到教育，我看，比我们当领导的做几个报告还要有效呢！”韦主席把文艺的社会功能提到如此高度来审视，除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谦逊和精辟见解，更是他对文化厚爱的一种情感流露吧！
这次在明园饭店的宴请，他又重提几年前看过的电影《苗家儿女》，他对我说：“你那个《苗家儿女》批评了砍林种粮，我很赞成。我們广西虽然是亚热带，但森林还是太少了，要大力植树造林。当然粮食也很重要，那是纲啊，关键是要科学种田，绝不可砍林造田嘛。你用一个故事让大家不知不觉地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是文艺的优势。”
韦主席谈起文艺来兴致勃勃，有板有眼。他说战争时期部队在观看歌剧《白毛女》时，剧场上哭声一片，自发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个战士对黄世仁的恶行怒火中烧，竟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开枪，从此上级下令，战士看戏一律不准带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呢？韦主席说，文艺的感染力太强了，文艺家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喜怒哀乐通过人物情节传达给观众，引起共鸣，这就是文艺家的本事，所以我们要尊重文艺家，使他们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特殊的贡献。韦主席的这番论述让我们叹服不已。
宴后，谢添由衷地感慨说：“韦主席是一位上将，打起仗来指挥千军万马，奠边府战役名扬世界，这样的军事家对文艺工作竟有如此精到的见解，真是少见啊！”谢添是喜剧家，以幽默见长，他笑说，“韦主席不说话时威仪凛然，一副将军形象，开口后却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像个秀才，而且生得一表人才，英俊帅气，真算得上是你们壮族的美男子。”我也开玩笑说：“你这大导演在习惯性地选电影主角吧！”谢导认真地说：“他的气质和形象在我选主角时还真难碰上啊！”
“文革”中，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是我国文艺界最萧条的时期。这时刻，韦主席亲自抓一台反映广西剿匪题材的大型京剧《瑶山春》的创作排练和演出，其意义非同一般，风险自不待说。后来到北京参加会演时，让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受到戏剧界的大加赞许。接着全国数以百计的剧团蜂拥而来向广西京剧团学习，再返回各地演出，一时形成了全国戏剧界的《瑶山春》热！
韦主席是怎样亲自抓《瑶山春》创作的呢？作为创作组的执笔者，在我尘封的记忆中仍是那么清晰。
那时，韦主席委派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区副政委许圣亭亲临剧团蹲点，具体抓这一创作，这已是超级重视了，还要求他随时向自己汇报进程和改稿情况。韦主席每稿不仅审读而且常来审看排演，日理万机的领导如此用心，让我们十分感动。
但更令我震撼的是，当《瑶山春》剧本快定稿时，他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来讨论。这可是广西的最高决策之所啊！常委们都在会前审读了剧本，有的还看过彩排，会上都认真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还帮出主意、出点子与我这个执笔者作交流。当时常委都是老革命、 老战士，大多是剿匪的指挥员和亲历者，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的确对剧本创作大有裨益。
记得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位部队的常委一直未发言，韦主席点名问他，他笑说：“我只爱看戏，没有文艺细胞，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看这个戏还挺热闹的，我赞成，我赞成！”他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也许现在看来这难免有点行政干预创作之嫌，但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却是对“四人帮”独霸文艺、排斥异己的一种特殊的斗争。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端倪来：常委讨论后，一是韦主席公开在会上表态，常委的意见仅供创作组参考，不是领导指示;二是立即派我携带剧本乘飞机赴京，指名找某两位著名戏剧家过目评阅，并没有叫我去找当时“四人帮”掌控的所谓文化组，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我问，如果自治区党委的意见和北京专家意见不一致时，以谁为准？韦主席断然答道：“当然以专家意见为准。”随后又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听了专家意见回来大胆地改，放心，不会抓你的小辫子啊！”我也笑了。心想反正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参与集体创作的，又有韦主席撑腰，还怕什么？
当《瑶山春》快要上京演出必须印制精美说明书时，有关领导对编剧一栏如何署名感到为难，因为样板戏一般是不署作者名的，谁敢破例啊？韦主席则毫不犹豫地说：“实事求是嘛！就写集体创作，周民震执笔。”我听了惊吓万分， “文革”以来，批判“三名三高”的大棒把我打得还不够吗？竟然又伸颈脖去挨刀呀！于是坚决向领导要求重新考虑不署名。韦主席则理直气壮地说：“尊重作家的创作，再说，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是谁破了例？”这就是战火中锤炼出来的老将军的胆识和品性啊！
在韦主席任内，广西文艺界还有好些堪称在全国文化界第一的纪录：例如，广西在1958年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电影制片厂，韦主席亲自审批经费、选址，调集各方人才，进口高级器材。半个多世纪来，广西电影制片厂拍了许多名闻中外获得大奖的影片如《周恩来》《百色起义》《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等，给广西、给壮族人民带来了盛大荣誉。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是不会忘记韦主席的。
另一件全国第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办了全區各级《刘三姐》大会演。一个广西壮族民间传说刘三姐的故事，由上百个剧团创作排练，演出不同风格、不同剧种的舞台戏，这是全国没有过的空前创举！会演之后，集中优势特色，汇成一台更完美的民间歌舞剧《刘三姐》，轰动北京，巡演全国，拍成电影，流传世界。刘三姐的山歌自此成为真正的“大地飞歌”！当时国内外不少人，因为知道刘三姐才知道有壮族，因为知道刘三姐才知道有广西，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说到这里，我有件事一直心存歉疚。大约“文革”前一年吧，韦主席要去武鸣双桥蹲点，指名要两位作家跟他同去，一位是包玉堂，一位是我。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培养，也表明他对文艺工作的关怀和感情。可惜的是，当时我正患病留医，失去了这样好的机会，留下了终生遗憾。
韦主席离开我们许多年了，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特别怀念他。他那颗炽烈而真诚的厚爱文化、钟情艺术的心，就像高山上的木棉花，红光灿灿地照耀着壮族文化发展的征程，在中华民族文化史册上，将永远留下韦国清主席绚丽的一页。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