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服务业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也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仅是追求其就业和产值份额的提高，更在于注重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要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中的人本精神，发挥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作用，提高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效率和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
关键词：企业家注意力配置；服务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Entrepreneur′s Attention Alloca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Mod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ZENG Shi-hong，XIANG Guo-cheng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the new engine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hinese mod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request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herently, which not only pursues the rising shares of employment and output but also more pays attention to the upgrading of internal structure. While upgrading the service industrial structure, we should fully reflect the human-oriented spirit of economic growth, play entrepreneur′s pioneering and innovation role,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entrepreneur′s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ability of allocating resources.
Key words：entrepreneur′s attention allocation; structure upgrading of service industry; mod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份额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已超过70%，而且服务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呈现内部结构高级化。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相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份额还徘徊在4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低，服务业内部结构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造成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有很多，许多学者作了精辟的分析，本文运用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理论，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个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范式的分析视角。
一、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
1.国际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及服务经济的兴起。服务业的兴起是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结果。这种结构演变的主要表现就是三次产业之间的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向着服务业方向进行调整。近些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净就业”增长几乎全被服务产业所吸收。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服务业就业份额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几十年来只有服务部门存在“净就业”增长，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在下降。在21世纪的头几年，美国年龄在15-64周岁的就业人口中就有80%左右的人在从事服务业，而欧洲国家就业份额平均也高达70%左右，欧美发达国家服务价值增值所占的份额比重也都在70%以上。所以，无论是从服务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份额而言，或者以服务行业作为职业的就业份额来说，还是从服务部门的产出份额而言，欧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现都已变成了以服务为主的经济。
2.国际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演变与结构优化。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无论是从就业结构还是从产出结构而言，传统的生活类服务，如餐饮、住宿、美容美发等，这些行业的绝对就业份额和产值比重都一直在下降，传统的金融、保险、通讯和物流等行业由于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就业和产出份额稳中有升，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与公共管理等公共服务的就业份额稳中有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信息技术、软件开发为代表的各类技术与软件服务的就业份额和产值份额比重显著上升。总而言之，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是朝着以信息技术为内涵的生产者服务演变。
3.中国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和结构优化。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制约服务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是以构建国家完整工业体系为目标，着重发展以实现既定赶超战略目标的劳动和资金密集型重工业；其次，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如纯粹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用计划手段配置各种资源，严密的户籍制度等造成劳动和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的非自由流动，民间资本和劳动力不能也不敢进入服务产业。
中国服务业的缓慢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价值链整合和产业转移，中国服务业发展才迎来了第一个春天。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才有比较明确的服务产业发展战略与部署，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主要还是国有资本，民间服务资本投入不足。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落后、服务行政垄断和其它服务市场进入壁垒严重阻碍着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的风险，以及所内涵的密集知识和技术所要求的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制度激励，以致在服务产业中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等生产要素还不能够自由充分流动。即使到21世纪的头十年，服务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还是徘徊在38%左右，远未达到英克尔斯现代化标准，即服务业就业和产出份额保持在45%以上的水平,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就业结构和产出结构比重在60%-80%的平均水平。
在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层次上，中国传统的生活类服务、如零售、批发、餐饮、住宿、美容美发等行业的就业比重仍然较大，且下降的趋势不是很明显，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行政服务就业比重还呈上升趋势，生产者服务，如现代物流、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专业技术、计算机和软件服务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上升趋势较缓慢，特别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的传统生产者服务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很低。
二、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企业家注意力配置
1.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重视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经济转型以来，在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治理结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具体来说，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商品自由价格基本形成，劳动力的相对自由流动以及资本积累的多元化；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基本结束，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以及以股份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等(罗兰,2002)［1］。但是，转型国家政治约束条件下的所有制，资源配置方式和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型，更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和企业家职能转型的互动，因为企业家职能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型才是经济转型的真正动力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利空间还比较大，部分资源价格，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价格还存在扭曲，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第二，经济发展方式还主要是靠政府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够使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还没有最终形成和发挥；第三，企业家在产业间与产业内的职能转型和注意力配置受市场壁垒和行政壁垒的约束强度仍然比较坚固，产业发展效率延滞；第四，三次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现代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轮动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中国要实现最终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家和企业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完善包括产权、市场、行政与法律在内的各项制度建设，实现企业家职能和行为方式转型，使企业家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注意力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地配置，最终实现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演化升级。
2.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引导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随着跨国企业的出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出现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因此，国家之间的产业联系因跨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也日益紧密。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内涵也延伸到了全球价值链。学者们运用全球价值链内涵来分析国家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来自于产业竞争力，要获得国家竞争优势必须保持产业竞争力，这就要求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转型国家首先必须嵌入全球价值链，其次是必须对国内产业价值链进行治理，并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对低端的产业价值链进行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GVC）并不必然会给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带来知识溢出和技术学习的机会，因为发达国家会牢固掌握控制控制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刘志彪,2005)［2］。
既然产业价值链是企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物流和营销等一系列创造企业价值的相互分离活动，而这些创造企业价值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家创新。因为企业家是企业获得创新能力的源泉和主体，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其中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并且组成产业价值链的系列创新活动也主要都是由企业家来组织实施的。归根到底，产业价值链的增值主要是靠企业家的创新来推动。所以，产业价值链的治理与升级是和企业家注意力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密不可分的。
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整合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大背景下进行的。在前期阶段，发达国家把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生产，这为中国的低端服务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在中后期，发达国家直接把处于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一些非核心服务环节外包给中国，这样使中国能够直接承接到大量的服务外包业务。而企业家能否把注意力转移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和产业发展效率。
3.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需要引导企业家注意力的合理配置。服务业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程度如何影响服务业投入和产出的比例。现代服务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就不再主要是个人的品质、态度和简单的劳动技能了。因为现代服务业是知识、信息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就要求服务型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备良好的知识技术素养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中国是一个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集权制”传统的国家，服务理念淡薄。即使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良好外部环境，长期的错误观念也可能使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不愿冒风险涉足此产业，不愿意把注意力转移到现代服务产业，所以也就不愿意对现代服务业进行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即企业家注意力在产业间和服务产业内的专业化转移。
企业家注意力合理配置直接决定着服务产业发展的效率。企业家注意力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企业家对产业目标市场的关注与进入水平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发展的最终推动者是企业和企业家，企业家愿意进入哪类产业，主要看哪类产业的目标市场潜在利润大，获利机会多，承担风险相对较小，进入与退出的壁垒相对较弱。按基本经济规律来说，服务产业的市场进入与退出壁垒应该比较低，企业家把注意力转向服务业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在中国目前市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还比较广和比较深，行政壁垒仍然是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主要障碍，如企业家创业时必须与政府行政部门打交道，还必须遵守所谓的各种“潜规则”。
第二，企业家的产业投资水平决定了产业发展的速度。产业间与产业内的投资水平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方向，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方向也能够很好地预测产业间与产业内的投资水平，因为只有产业投资回报比较符合企业家心理预期的时候，他们才会在商业循环过程中做出如此理性的选择。
第三，企业家的技术选择和技术吸收能力决定了产业发展的质量。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是产业演化升级的最终动力。企业家创新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积极选择和吸收新的技术来推动产业发展，尽管企业家不一定就是技术创新者，但企业家对新技术与旧技术的关注程度直接决定了其进行技术选择或者技术吸收的态度。另外，现代服务业内涵的密集知识和技术也要求服务型企业的企业家必须的技术能力。在本土服务企业技术力量还比较薄弱的环境下，吸收FDI的技术溢出也是实现技术赶超的良好途径。所以，服务产业中企业家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影响服务产出效率的重要因素，企业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决定了他能以何种技术程度和能力进入何种现代服务产业活动领域，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影响其注意力配置的方向和活动领域［3］。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转型最终目标的实现，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升级和产业转移，企业家注意力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体现以及现代服务业产业发展的特征表现都暗含了对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现代服务产业发展效率关系的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家”职能缺位与企业家注意力配置
1.传统经济学的“企业家”职能缺陷。古典经济学虽然看到了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但它只是从社会分工和财富分配的角度触及到了抽象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分析视角始终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更主要的是古典经济学没有看到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有自动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马克思经济学扬弃了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为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提供思想理论武器，不可能去论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里，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地位的工人阶级，资本家（企业家）是食利阶级，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要实现人（工人阶级）的全面自由发展。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开始论及企业家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把生产的三要素扩充到包括企业家才能在内的生产四要素，但正如鲍莫尔（1968）所言企业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始终是缺位的，他们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自动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加注重强调资本和技术的作用［4］。直到后来以鲍莫尔为代表的企业家经济学派的出现，传统经济学才开始重视企业家对资源配置作用和企业家自身才能和注意力配置的研究。
2.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理论假设。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理论假设前提是企业家行为的多样性以及企业家在产业活动中注意力的有限性。根据鲍默尔的企业家行为理论可知企业家的产业活动行为有生产性行为、非生产性行为，甚至破坏性行为。在这三类行为中企业家都可能配置其注意力，在企业家的生产性行为中企业家除了日常的管理注意力配置以外，更多是要把注意力配置到熊彼特所说的寻找最优的目标市场、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创新中去。在不可竞争的市场体制中，企业家还需要把很多注意力配置在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甚至还会把有限的注意力误配到破坏性行为中去。
企业家注意力的有限性来源于企业家的信息、知识、能力和精力的有限性。每个企业家不可能拥有所有能够获利的信息和知识，每个企业家的能力和精力也是有限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家的获利行为就会是一个纯粹的精准“计算过程”，因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也会是一个纯粹的精确计算过程，企业家配置资源的活动就能够完全被市场所代替，企业家注意力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上述假设前提下企业家把有限的注意力配置到企业家具体的生产性行为中去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3.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维度。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维度是指企业家在发现潜在的目标市场、把握获利机会、创造获利条件的整个商业链环节中如何配置自己有限注意力而作出的一系列生产性选择行为。具体来说，企业家生产性行为配置的维度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对目标市场的注意力配置，是选择进入还是退出某一既定的产业组织；对技术获取方式的注意力配置，是选择技术创新还是选择技术吸收；对生产组织的注意力配置，是选择科层式的组织形式还是选择网络式的组织形式；对生产方式的注意力配置，是选择自制还是选择外包；对融投资方式的注意配置，是选择债券市场融投资还是选择资本市场融投资；其中企业家的目标市场进入退出与商业投资行为影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对技术形式、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匹配选择影响产业生产率，技术吸收和创新直接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Sharon,1998)［5］。 4.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影响因素。影响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获取资源和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治理经济的制度条件；企业家的心理和非心理特征。这三组因素不仅影响企业家发现潜在利润机会，而且影响企业家把握获利机会和创造条件去实现利润的机会(Leff,1979)［6］。
第一，获取资源和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交易成本来源于市场进入壁垒、生产和交易的信息不对称等。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优势和合作协调机制能够弥补转型经济中企业家产权缺失的劣势。因此，企业家对生产组织形式的关注和选择是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重要内容之一，合适的生产组织形式内在地影响产业发展效率。
第二，政府治理经济的制度条件。民主、开放、平等、自由的政府治理经济制度是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经济治理制度要求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对同一产业采用同一准入标准，不对企业家搞产业进入歧视，打破国有企业对可竞争性产业的垄断，规范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家行为，制定和执行有利于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第三，企业家的心理与非心理特征。企业家心理特征指企业家行为的动机、目的和企业家对待风险的态度。承担风险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表现，对风险的规避程度影响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低的风险规避程度更能激励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企业家的非心理特征包括企业家的知识结构与认知能力，而企业家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影响企业家发现获利的机会，是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认知基础。
四、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服务业结构优化
1.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的路径依赖。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就是要实现一种服务业的非平衡增长，其实现机制是要素流动和要素再配置，跨部门劳动流动是要素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要素在部门内流动是由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引起的，而要素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对那些产业关联度高、关联需求大的服务产业部门要优先成长，即确定为主导服务产业部门，通过对它们进行津贴和扶持，促进优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向这些部门流动，实现要素的最佳组合和配置，从而实现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的路径依赖是如何实现优质的生产要素在那些产业关联度高、关联需求大的服务产业部门进行合理配置。有关研究表明，在现代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的比生活性服务和公共性服务具有更高的产业关联度。因此，现代经济对这类服务的需求较大，优质的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应该能够自由进入这类服务部门。但是由于中国生产性服务部门的成长具有垄断性质，民间资本进入不足，缺乏有效竞争。
2.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微观主体。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微观主体不应是政府完全主导下的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而应该是政府产业调控下的具有同一产业进入和退出标准的现代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除少量的公共性服务由政府主导外，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应该主要采取市场化的企业运作模式。
作为现代市场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企业家主要职能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再配置；同时，企业家作为企业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服务创新的主要推动者，能够不断地打破原有的经济均衡，推动优质生产要素流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郑江淮,曾世宏,2010)［7］。
3.促进企业家注意力向现代服务业转移的制度安排。相比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官本位”封建集权思想导致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意识决定了“重官轻商”的社会存在。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其地位和作用在中国长期被贬低，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观点把服务行业直接等同于三教九流者的生存所依。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制约了企业家注意力向现代服务业的转移。促进企业家注意力向现代服务业转移除了形成一种崇尚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的社会氛围以外，更重要地是从制度安排上保证企业家的注意力能够自由地向现代服务业转移。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可自由进入与退出的产业规制、差别化的税收与融资制度、严格的产权与财产保护制度和合理的企业家收入和人力资本回报制度等。
参考文献：
［1］ 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张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7-123.
［2］ 刘志彪.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与品牌战略［J］．财经问题研究,2005(5):25-31.
［3］ 曾世宏,郑江淮.技术吸收、企业家注意力配置与服务业发展效率差异-以长三角服务业发展为例［J］．财经研究，2010(6):65-77.
［4］ Baumol,W.J.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2): 64-71.
［5］ Sharon G. Limited Entrepreneurial Atten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1998(10):17-30.
［6］ Leff N.H.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Revisited［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9,17(1):46-64.
［7］ 郑江淮,曾世宏.企业家职能配置、R＆D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学(季刊),2010(1):73-94.
（责任编辑：陈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