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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能动性研究是探讨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的一种考古学理论范式，与哲学和社会学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能动性研究的理论与哲学、社会学的思想密切相关，它强调个人或群体的能动性对行为的影响会导致物质材料的变化，进而影响文化进程的发展。能动性研究主要通过对物质文化中的“异形”进行分析，探讨能动性与行为、结构、社会变迁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其理论与方法对当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能动性 个人 社会 考古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851 文献标识码：A
一 关于“能动性”概念
“能动性”概念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曾讨论人格、意志、自我决定，以及意识和推理的本质等问题。到了18世纪，这些问题成为了洛克（Locke）、休谟（Hume）、卢梭（Rousseau）等人讨论的核心话题。19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探讨的关于自由意志、个人选择以及意向性等问题的个人中心哲学思想，至今对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重要的影响。亚瑟（Archer）指出，社会学奠基于社会机构和自我决定，即结构和能动性，以及如何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问题上[1]。
涂尔干（Durkheim）的功能主义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机能主义、形式主义对能动性概念的影响也很大。涂尔干理论将社会放在优先于个人的地位，而帕森斯提出社会是一种道德共识[2]。这些观点把社会看作是自有理性的，相对而言个体的意识被放在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在马克思提出他独具特色的理论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对社会结构进行反思，个体能动性逐渐得到重视。
马克思（Karl Heiich Marx）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中创造。”[3]这个观点已经初步揭示了人的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当今能动性研究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
韦伯（Max Weber）的社会理论对能动性研究也产生一定影响。他主要研究个体行动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采取行动的主观目的，社会行动的独特性在于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因此社会学是“旨在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4]。
对能动性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两大理论是布迪厄（Bourdieu）的实践理论和吉登斯（Giddens）的结构理论，其中仍可看到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人的观点和影响。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架构在人类统治和对不平等的社会规则的抵抗上与马克思一样，他倾向于将社会不平等和阶级作为结构——能动性辩证法的关键。布迪厄将“惯习”（habitus）作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表示惯习是人类实践的“无指挥乐团”（conductorless orchestration），人类的行动总体上是无意识的，社会变革只可能在有针对现有社会环境的意外的扰乱性习性存在的情况下发生[5]。布迪厄的观点对于人类能动性如何影响社会发展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后结构主义学者吉登斯则是从结构和行动的角度来阐释能动性。吉登斯在研究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后对结构主义的概念进行深化，他将能动性概念与结构分析概念联系在一起。他提出必须把时间纳入对人类能动性的理解中，除了有意识的行动外，无意识的动机也十分重要，因为这可能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它们系统地与制度再生产结合在一起。同时他将“结构二重性”作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构成这些系统的实践媒介，又是其结果。结构二重性与社会生活循环往复的基本特征联系在一起，表明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6]。结构具有制约性，但又赋予了行动者主动性，这也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深刻反思。
二 考古学中的能动性研究
如何理解考古学中的“能动性”，这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霍德（Hodder）认为，能动性这个概念一开始是被视作与“行为”（behavior）相对的概念，反映出与事物的表面描述相应的观点，例如，表面描述“她的手举起来了”与能动性中心视角的说法“她举起了手”是相对的[7]。
人类学家盖尔（Gell）对艺术中的能动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使用“标志”（index）和“溯因推理”（abduction）以说明艺术作品图像含义的多义性。同时，盖尔还把能动性归因于某类人（或事物），这些人或事物被视作是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或意图形成特定类型的最初因果序列的原因，否认序列可以仅依靠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物或物理事件产生[8]。尽管盖尔顺利地将研究目标转向了个人的作用，但是他还是没有非常明确地指出能动性的概念在指向“人”和“物”之间的区别。
多贝尔（Dobres）和罗伯（Robb）在《考古学中的能动性》（Agency in Archaeology）一书中对大约在1980～1990年间发表的文章中关于考古学中的能动性的各种观点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归纳：
布迪厄[9]：无意识认知结构的复制；
葛兰西（Gramsci）[10]和阿尔都塞（Althusser）[11]：通过文化行为联系的社会系统性力量再生产；
查普曼（Chapman）、沙克尔（Shackel）：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或集体行动对系统性力量结构的反抗或挑战[12]；
福柯（Foucault）[13]、莱昂（Leone）[14]：通過分散的权力关系构成的个人主体性；
考吉尔（Cowgill）[15]：个人作为精神实体的构成；
霍德（Hodder）、约翰逊（Johnson）：创造生命轨迹的个体行动经验[16]；
沃博思特（Wobst）、萨斯萨曼（Sassaman）、辛克莱（Sinclair）：凭借社会情境下的创造性行为造成的物质形式上的改造[17]；
巴莱特（Barrett）[18]、多贝尔（Dobres）、托马斯（Thomas）[19]：与物质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主体间关联进程；
卡尔（Carl）和奈策尔（Neitzel）[20]、克拉克（Clark）[21]、乔伊斯（Joyce）[22]、沃克（Walker）[23]和路思劳（Lucero）[24]：通过表意性活动在形式和社会区分上的创造；
多贝尔（Dobres）[25]、辛克莱（Sinclair）[26]：推论和非推论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成功部署；
考吉爾、克拉克、沃克和路思劳：为特定目标的意图性计划的战略性实施[27]；
约翰逊、沙克尔、乔伊斯：依照特定的文化建构理念的意图性计划的战略性实施，约翰逊认为这个理念是人格，沙克尔认为是阶级（class），乔伊斯认为是宇宙（cosmos）[28]。
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关于人类能动性的概念是十分复杂的，它可以被视作是统治者推行特定战略的能力，也可被视作是被统治的个人对既定规则的挑战，或者是个体的特立独行的创新性行为所带来的流行趋势。广义上说所有的意图性和非意图性行为都应包括在内。能动性研究批判过程考古学过于强调文化和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过于强调“功能”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它反思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试图讨论个人在促进社会变迁上的作用，对个人短暂的意图和能动性与群体合力往往难以预料的长期结果进行协调[29]。个人的意图所控制的行为会进一步影响群体的行为，从而影响到社会变迁，这些变迁不一定是因为适应或是传统，而可能是由人们的“异端”行为开始，所有人合力使其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气候。考古学家尝试阐释物质文化、权力、身体等， 认为这些对象以文化为中介， 既是人行动的方式， 也是人表达的途径[30]，通过对这些对象的分析，考古学家能从中推测人们的行动和生活关系。能动性研究关注个人合力的影响，能够对文化历史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作出有效的补充。
三 能动性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
方法论与方法有所不同。方法代表的是一系列普适的分析途径，不论研究者秉持何种范式，这些方法都能够为他们助力，例如，类型学、骨骼分析、地质学、微痕分析、同位素研究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分析材料过程中使用的方法。而方法论由研究者看待问题的理论视角决定，在解释的过程中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方法论不同，解释的重点也会有所区别。在能动性研究中，一些广义上的中程理论解释方法被认为是一种研究古代社会再生产中能动性和物质的有效方法，例如操作链分析就能将实证性的推理方法与坚实的人类学理论有效结合，探讨日常的物质实践、表现以及特性如何结合使得技术人员被纳入社会集体中[31]。
在考古学研究中，物质材料是叙述历史信息不可缺少的媒介，在能动性研究中也不例外。能动性研究谈论的是物质内在层面，通过物质来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信息。采用能动性研究范式的考古学家们相信，物质文化在被人们创造之后能够反作用于它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32]。能动性能够再生或改变社会，它导致的社会再生产具有很强的文化情景影响因素，因此需要一种与情境密切相关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需要适用于两个角度：在特定条件下读取有意义的行动，以及分析使得行动成为可能的结构和活动场所[33]。
香克斯（Shanks）和蒂利（Tilly）将能动性概念作为过程考古学家决定论见解的武器[34]。能动性研究探讨在社会演变中哪些团体或个人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建立人与环境的社会性联系。这种联系依靠反映人类自身想法的行动和社会权力来构建。吉登斯将“转换能力”（吉登斯将其定义为“互动过程中能够使其他人服从其想法的能力”）视作人类能动性的本质特征，他把社会理论中的权力本质与人类能动性关联在一起，提出“制度是能动性的结果”[35]。不论是统治者的能动性，还是被统治者的能动性，甚至是尝试进行分析的考古学家的能动性，都会对相同材料的解释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每个学者对能动性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点，对能动性似乎也没有一个完全普适的定义，因此能动性研究的方法论也不甚明确。能动性的研究似乎难以脱离结构的研究。能动性是对现存结构的一种操纵，这种结构是在涂尔干主义观点中的个体之外，并且似乎与主体存在共时性构造[36]。因此，进行能动性研究的考古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相似的，在物质材料层面，他们会关注形式、谱系、原料来源和影响等因素，通过分析能动性反映到物质材料上的各个环节来阐释个体或群体能动性的影响。
常见的方法是对考古材料进行类型学整理后，使用一定的标准对各个类型进行统计，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异形”（ano⁃maly）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具有显著不同的器物，微小的特殊变化同样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改变和影响社会进程。此外，“异形”相较标准的器物，更能够展现出一些技术或功能、审美上的信息，这些对于能动性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分析过程中还会结合器物展现出的技术差异来讨论其中蕴含的社会关系和值得注意的团体实践[37]。在进行分析时需要注意，“异形”所展现出的人类能动性，本质上已是被放大的能动性，事实上，受能动性影响但是并不能被明显注意到的物质遗存也是极有可能存在的。
四 实例分析：明布雷斯（Mimbres）陶器的能动性研究
明布雷斯文化是北美史前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曾构成古典莫戈萨文化（Mogollon culture）的一个支系，以古典时期的文化最为繁盛。明布雷斯人最为著名的就是他们的陶器，白底黑纹，饰以多种图案，想象力丰富。陶器的图案与形制相比，更能够反映与人类认知和精神方面相关联的信息。
（一）明布雷斯与霍霍坎（Hohokam）制陶技术授受方式的研究[38]
明布雷斯和霍霍坎都是典型的印第安文化，前者居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南部明布雷斯河沿岸，后者则是在亚利桑那州南部；前者的陶器以黄皮红陶为特征，而后者则是白底黑纹陶。两个传统中的陶器都有约5%是制作拙劣缺乏技术的标本。由于这些拙劣的陶器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形制明显偏小，并且在儿童的墓葬中出乎意料地多，克朗（Crown）通过排除法和推理得出，这些技术不成熟的陶器可能是尚在学习中、并未熟练掌握制陶技术的儿童学徒所做[39]（图一）。明布雷斯白底黑纹勺的细节（图一：5）展现出在不充分执行的划线工作下进行的不太熟练划线所形成的螺旋（勉强能在箭头所指处看出）。
克朗建立了40条标准来判断图案绘制、造型制作、使用状况、技术以及辅助学习手段等方面的能力在陶器制作中的表现。她使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的方法，对两个类型中儿童制作的陶器和成人制作的陶器在整体形态、绘画风格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同时对不同物质资料进行分离的方差T检验。克朗对检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后，得出了两个传统中儿童制作陶器的异同点，进而对两个传统中陶器技术授受方式进行了分析（表一）[40]。
克朗指出，明布雷斯的兒童较霍霍坎的儿童学习彩绘更早，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大，因此有较多的失误；而霍霍坎的分析结果似乎表明，当时的人们只在孩子们有能力正确制作的时候才会让他们进行制作，因此失误率较低[41]。两个陶器传统发展的不同脉络可能是这种传承方式影响的结果，霍霍坎的陶器传承比较稳定，发展缓慢，而明布雷斯技术和设计的变化都比较显著。制度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人的能动性与行为密切相关，而行为最终反映在物质材料上，成为了影响物质材料表现的一大原因。尽管克朗并没有明确指出能动性与她所探讨的技术传承制度之间的关系，但她的讨论本质上离不开与能动性密切相关的技术、结构、制度和行为等要素，因此在广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类能动性探索的一次有益尝试。
（二）明布雷斯陶器图案的革新
或许是与授受方式相关，明布雷斯的白底黑纹陶设计具有代表性，同时常常能发现一些创新性的东西。尽管图像种类繁多，内容各有千秋，但它们确实遵守着一些可辨识的基本结构[42]（表二）。海哥蒙（Hegmon）和库洛（Kulow）认为，这些重复的结构与其他明布雷斯古典时期的物质文化一致性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的社会整合状况。在古典时代晚期，物质材料风格的变化，包括多样性的增加，显示出文化和社会的变革[43]。明布雷斯的陶器图案具有高度象征性，因此发明和创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进程。他们通过分析明布雷斯古典时期陶器图案的变化，尝试从能动性的角度对这种变革作出解释。
海哥蒙和库洛选择的是明布雷斯最大的村落之一——加拉斯（Galaz）遗址的陶器作为他们的分析对象。这个地点位于区域间交流的中心，因此陶器图案的创新可能不仅仅是本土工匠的功劳，也可能由当地人接受的外来因素引起，作者们在文中并不打算详细区分这两点，因为它们在图案创新的表现上可能是相似的。
加拉斯的陶器可以按年代分为I、II、III三式，有时也被称作粗体型、传统型和古典型，作者们又通过一些微类型将每一式中的陶器进行细分，分出了11个微类型。海哥蒙和库洛在整个文化背景中分析陶器图案上的“异形”，他们首先区分了被应用的异形图案和独立的（未被应用的）异形图案，同时将“创新”定义为一个新图案产生并被结构所吸收的过程，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44]（表三）。
明布雷斯的陶器图案具有一套特定的编码和基本图案，因而海哥蒙和库洛主要从微类型、设计布局和具象图案三方面来进行分析。他们对703件陶碗的图案进行了分类，确认了设计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一部分异形图案是独立的，它们没有对陶器图案的革新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部分的研究基于可能成为创新图案的异形，他们对这11个微类型的具象图案进行了特征和分布的类型学整理，从设计结构和代表图案两方面进行了统计，发现晚期的一些图案在早期是作为“异形”出现的，如在样式II和样式III的过渡阶段（Style II/III）出现了6件有人形图案的器物，而人形图案多在较晚的样式III的中晚期出现，这可能就是一种被迅速接受的创新型图案。
正如海哥蒙和库洛所说，独立的异形和创新之间的界限是很细微的，这涉及到判断标准的问题，这又和分析者的能动性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将能动性的分析方法放到整个文化背景中讨论，将能动性放到它和结构的递归关系中去理解，他们把在器物上绘制图案视作能动性，而将绘画的整体风格视作结构的一部分[45]。能动性与结构本身就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从“异形”切入来探讨能动性对物质文化遗存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种较为常见且有效的分析方法。由于能动性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其涵盖范围非常广，因而如何进行合理而又不过度的解释是分析者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五 结语：能动性研究的启示
能动性研究的理论与哲学、社会学的思想密切相关，它强调个人或群体的能动性对行为的影响会导致物质材料的变化，进而影响文化进程的发展。在解释考古材料中，使用能动性研究方法论的学者会倾向于关注个体行为的作用，从技术、结构、制度等角度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动性可能发挥的作用。它关注个人合力的影响，对文化历史考古学以及关注功能和环境的过程考古学能够作出有效的补充。
能动性研究通常会对涉及到精神和认知层面的物质遗存进行研究，如壁画、彩绘图案、装饰品、聚落和墓葬形制等等，其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一些与主流形式不同的“异形”来讨论人类能动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此外，在石器制造、加工、使用和废弃过程中的操作链分析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技术人员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也能够用社会能动性的观点加以阐释。
在讨论国内的考古遗存时，能动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图案的变革，殷墟中骨笄装饰的变化，石器的制造技术等，都可以在分析过程中使用能动性的方法和观点来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能动性研究是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范式之一，在应用到中国考古学时，应当注意与本土的材料和方法相结合，适当扬弃，不可一味照搬。同时，在解释的时候要注意把握程度，谨防过度解读。考古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发展，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因此在应用时也要取长补短，不断反思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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