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宋代以来，人们便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两途。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就总体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考据”与“义理”都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途径，“义理”的功用或许更为强大。但具体到史学研究，虽然因学者个性和研究内容的差异，既可以偏重“考据”，也可以偏重“义理”，但“考据”无疑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不应当是与“义理”并列的两个途径，而应当成为所有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义理；考据；史学研究；考证方法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3-0059-08
一、义理与考据之争
2000年，谢泳发表一篇题为《回到傅斯年》的短文，认为20世纪20至40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到1949年以后，“史料学派”被人为地阻隔，以致老一代学者不能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则走上了歧途。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反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上的失误，到了90年代，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①
2004年，黄波发表题为《要不要“回到傅斯年”》的回应性短文，承认谢氏观点“有合理性”，同时提出质疑：“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辩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他还指出：“80年代那些轰动一时的名著当下屡被人讥为‘空疏’，可是只要一堆‘空疏之论’中有片言只语启发你深沉思考，这不就够了吗？”[1]
撇开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论，两位学者的观点分歧，其实古已有之。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常把学问分为三途。如宋代程颐指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
清代戴震认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3]
姚鼐也谈到：“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②对于三途之价值高低，三位学者看法不尽相同，但所言三途之内容十分相近。其中文章（词章）一途，讲究文字的表达形式和修辞技巧，与学术研究关系稍远，若暂时撇开不论，则学问便只剩下两途。此即宋代陆九渊所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③清代章学诚亦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4]归纳古代学者的见解，可将学术分为“义理”与“考据”兩途。前者重议论，尚独断，治学路径近于“六经注我”；后者重考索，尚朴实，治学路径近于“我注六经”。
就理想状态而言，当然应当是义理与考据并重。但在实践中，能够兼顾两者并使之混融无间者实属凤毛麟角，大多数学者都是偏重一途。而且，学者们还往往以自己的治学旨趣作为评价史学论著之优劣的标准，从而发生尖锐的观点对立。比如，围绕宋代郑樵及其《通志》，清代学者就有针锋相对的评论。擅长考据的戴震余英时认为，尽管戴震“自入都以迄晚岁，二十余年中，始终是以考证学家的面目与世相见的”，其实他“对义理的兴趣远比他对考证的兴趣要浓厚而真实得多”。参看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6—106页。，曾对郑樵提出严厉批评：“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所谓思而不学则殆也。远如郑渔仲，近如毛大可，只贼经害道而已矣。”戴震：《戴东原集》卷9《与任孝廉幼植书》，第519页。同卷《与是仲明论学书》（第521页）也谈到：“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而崇尚独断的章学诚，则对郑樵大加赞扬，认为“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称许《通志》“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5]戴震生前声誉甚隆，但时人所重在其训诂名物，对其《论性》《原善》诸篇，“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惟独章学诚推崇这些著作“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6]
章学诚“高明有余，沉潜不足”[7]，与当时学风格格不入，故生前落寞无闻，但清末以来备受推崇，被视为与戴震双峰并峙的学术大师[8]。
清代以后，这种学术分歧实际上长期延续下来。在重视实证的学者中，傅斯年堪称旗帜性人物。1928年，他出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认为当时中国之历史学和语言学，因不直接研究材料，与顾炎武、阎若璩相比大有退步，所以在为该所拟定的“工作旨趣”中特地申明：“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3所谓“伦理家的手段”“文章家的本事”，含义与清人之“义理”“词章”类同，可知在傅氏心目中，只有考据才是史学正途。在一篇阐述史学方法的文章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0]正是在傅氏等人的影响下，形成了谢泳所说的“史料学派”，其中史语所“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11]，是实践傅氏主张的典范。
当然，傅斯年的观点，也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除谢泳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大陆史学界开展的“唯物史观派对史料学派的斗争”外，其实港台学者也提出不少批评意见。比如，1975年思想史家林毓生在接受访谈时，对台湾人文学界偏重考据的风气深表忧虑，特地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不以考据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林氏认为，“作为人文研究的史学，其意义不在于是否能达到‘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在借历史的了解，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的人生、社会与时代，并进而寻找一些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求的是创造，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有其独特的见解以贡献他们的时代”。在他看来，“考据工作不能胜任这种工作，它只是边缘性的东西”。他批评许多学者仍然从事于（广义的或狭义的）考据工作，“他们高喊为未来做奠基铺路的工作；实际上，他们的工作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背道而驰，不但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而且颇有本末倒置的倾向”。他还明确指出：“在传统的中国学术界中有不少人把‘考据’与‘义理’相提并论，好像这两种工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强调创造的人文研究的观点来看，‘考据’与‘义理’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边缘性的工作，一个是核心的工作”。[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