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以“亚历山大范式”为模式的传统博物馆和档案馆的遗产形式，正面临着记忆研究方法的新挑战。“记忆研究”这种新的遗产研究方法旨在提出对传统遗产模式的反思，强调基于普通民众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重视对非强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从而构建一种反强权的遗产学理论体系和世界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学院贝弗利·巴特勒博士的《遗产与当下的过去》一文，总结了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和思想，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回顾了从遗产学兴起以来的发展道路，并表达了相应的批判性意见。该文可为当下中国的文化遗产发展事业提供西方视角的理论解释和参考。
［关键词］遗产观；后现代；西方遗产观；文化遗产；贝弗利·巴特勒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1—0050—09
自2006年中国设立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以来，至今已走过五个春秋。“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水文化遗产”等多样概念也相继进入人们的视角。近年来，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各地也先后兴起“申遗热”，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博物馆的建设数量也快速增长，各式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机构、高校中“文化产业”院系相继成立。这一系列构建“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实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是当下急需加以梳理的问题。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学院的“文化遗产研究”专业是该学院发展至今，成为世界前沿学科中心之一的重要组成，在当今世界著名大学中为率先开办者。2006年，该专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巴特勒(B. Butler)博士发表论文《遗产与当下的过去》（Heritage and the Present Past），该文总结了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主要指导理论和思想，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回顾了从遗产学兴起以来的发展道路，并表达了相应的批判性意见。该文对中国的文化遗产理论研究颇有借鉴作用，尤其针对我们目前的遗产保护实践可去粗取精、洋为中用。本文主要以巴特勒博士的这篇文章为线索，从历史研究角度和记忆研究角度①，以“遗产”发展为主干，参阅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杰出学者的相关文章，对西方遗产学理论进行浓缩式的介绍，望读者予以指正。
一、过去：遗产学的出发点
西方遗产观的产生首先源于一个看似平凡的概念“过去”，正是“过去”这一概念的产生催生了遗产学的兴起。历史学家大卫·罗文索尔(David Lowenthal)于1985年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过去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书中罗文索尔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历史性的保护和“过去”这样一个泛泛的概念首先吸引了他的兴趣；随后，对民族和民族溯源的崇尚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少将“过去”从“现在”中区分开来，它们是一回事；当“过去”的情形看上去有比较性时，它开始受到“现在”的关注。18世纪晚期，在思想领域，欧洲开始把“过去”作为一种不同的领域提出来。直至19世纪，保护“过去”的行为在一系列国家突然出现。到了20世纪不同的国家才开始寻求拯救自身的遗产以抵抗社会的衰退[1](P. xvi-xviii)。这些做法将“过去”从“现在”中区别出来。罗文索尔认为：“过去的人们在当时当地做事[和我们现在的想象]是不一样的”[2](P. 463-479)。巴特勒博士认为罗文索尔创造了一种“介入”，使“过去”定义在相对于“现在”的“差异”之中。于是，“过去”开始被作为一种遗产而受到追捧。这一新的角色凸显了对古物/遗物作为身份认同、持续性和发展愿望标志的关注。
“挽回”“过去”的这种行为背后隐含着的是当下的精神需求，它制造了“遗产”行为和“遗产”研究的列车，并相互推动着不断前行。人们不时会提到：当我还小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农田……；或者，我小的时候家里住的还是四合院……。而今这一切已不复存在，当下的裂变和“过去”的“丧失”使人们不约而同的“往后看”。对一些人来说，“想象回到过去”意味着一种永恒；对某些人来说，也意味着撤销某个失误；或对另一些人来说，是逃避“现在”的一种方法[1](P. xx)。而这一系列心理动机则可以用“怀旧”来概括——想象回到那“没有痛楚”的美好过去②。于是，对古物和古迹的追求便成了这种精神作用支配下的一种普遍行为。人们争相追逐着、保护着、甚至再造着过去的景观、老建筑、老的纪念物，“当下的[精神]需求以一种修正记忆和历史的潮流重塑着过去的遗存” [2](P.463-479)。由此，在精神需求的支配下批判性地研究“过去”成为了西方“遗产”学确立的起点。
这里所说的精神需求恰巧指的是“人”的精神需求，遗产学和遗产保护运动源于这一需求，也理应服务于这一需求——“以人为本” 是遗产学的基本出发点，则理当是遗产研究、遗产运动的目的，也是遗产发展的未来奋斗目标。
二、从历史研究角度看遗产观
下面，拟对西方遗产观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历程作一简述。
（一）遗产研究的缘起及其与物质的关系
“遗产”概念古已有之，甚至有实践在先，只是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这么称呼，在思想和学科上也尚未形成体系，直至20世纪，“遗产”一词才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
遗产理论的发展从其源头而言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在这西化的发展过程中希腊古典时期所奉行的广义价值——诸如“故土”、“大同思想”、“民主”、“文明”、“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等成为了遗产理论的基石[2](P. 463-479)。追溯到亚历山大时期，亚历山大将荷马史诗《奥德赛》作为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现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建立的文献根基；西方世界至现代（Modern Age）都普遍将这一时期形成的范式（“亚历山大范式”）以及它的价值体系作为遗产的“起源”、“故土”和“精神基地”[3]。
宗教盛行的中世纪，被学者们普遍认同为停滞不前的“黑暗时代”，但同时，也拉开了“现代”的漫长序幕。文艺复兴、浪漫主义运动和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文艺复兴对古典时代的缅怀；浪漫主义运动对贵族和专制政治文化的颠覆，“浪漫民族主义从民谣和方言中寻根溯源”[1](P. xvii)；工业革命时期持续不断的工业化、城市现代化；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得以发展。在这些节点上宗教权威的衰落、西方科学的产生、生活环境的迅速改变以及这一切对人的心理上的影响为“遗产”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如达维尔（Darvill）提到：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和世界，所面对的风险和危险的来源改变了——前现代时期，危险来自于自然，通过信仰和智慧我们得到这些问题的解释；现代时期，危险来自越来越不确定的社会，在这里只有指向实体论的答案[4](P.24)。又如罗文索尔陈述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经典残迹”的“物质遗存”并没有受到“旨在防止被掠夺和遗弃”的保护，反而曾经遭受过“西方”自身的“发展”所引起的忽视甚至破坏[2](P.463-479)。沃尔什（Walsh）也提到，现代社会无论社会裂变、政治革命还是工业革命等许多方面所引起的社会变化都给每个人的“身份”、“地方”和“过去”等概念带来了危机[2](P.463-479)。于是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产生“不确定性”，由此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处于危机当中。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过去”不断逝去，它与“当下”的差异越来越大。一系列象征“根源”的“丧失”使人们开始追逐过去的遗存。比如，“最早的遗产”项目——1873年由亚瑟哈赛留斯(Artur Hazelius)在瑞典斯康森(Skansen③)建立的遗址，目的在于拯救斯堪森内维亚当地在工业化进程中不断被改变的建筑物、艺术品和民间知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