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米歇尔·福柯对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后结构主义“考古”式历史研究启示怀特采用形式主义方法将历史归结为一种历史修辞，具体体现为：福柯关注历史中的断裂，这启发了怀特将历史视为充满了预构的诗意；怀特从深层借鉴福柯的话语分析对历史进行理性阐释；福柯的四种认识型明显影响了怀特提出的历史编撰学的四种喻体模式。二者从不同侧面论证了虚构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共同摧毁了历史客观性的神话。
[关键词]米歇尔·福柯 海登·怀特 历史修辞 形式主义 历史诗学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153-06
米歇尔·福柯因被史学界和哲学界所排斥而自称是“思想体系史教授”。海登·怀特先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而后成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领军人物。尽管两人国籍不同、研究对象与方法也不尽一致，但无可否认的是，包括海登·怀特在内的新历史主义者“甚至拥抱了米歇尔·福柯”，其学术思想受到福柯理论的强烈支配和深刻影响；[1] （P149） 福柯后结构主义的“考古”式的历史研究启发怀特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将历史归结为一种历史修辞。二者从不同侧面论证了虚构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共同摧毁了历史客观性的神话。
一、断裂的历史与预构的诗意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考古学方法关注的是历史分析中的断裂、变化而非延续，怀特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提出历史充满了预构的诗意。乍看起来，这两者似乎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到他们各自观点的核心之处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打破传统历史观所坚守的历史客观性神话。
怀特历史研究的显要特征体现为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叙述方式特别关注。他坚信波普尔说的“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2] （P404） 他认为，福柯一方面因与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一样将人类现象当作语言现象来处理而被视为法国结构主义者，另一方面因其将人文科学等同于基本概念公式化了的语言游戏，认为人文科学受制于比喻话语模式而成为反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对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有着浓厚的兴趣”，“坚信对这种深层结构的研究必须始于对语言的分析”。[3] （P216） 他采用形式主义方法来揭示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做法受到福柯的深刻影响，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中译本前言”中他直言不讳：史学家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这部著作的开篇通过引用巴什拉的箴言“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开宗明义地显出他独特的历史诗学观念：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作为历史叙述和概念化的楷模，他们的地位最终有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那种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4] （P4） 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历史文本普遍具有的诗学特征。因此，建构、比喻、想象等曾经是传统史学家强力排斥的范畴却成为怀特历史诗学的理论基石。这与福柯主张历史是断裂的，这个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福柯的考古学考察的是被传统思想史忽视的思想文化印迹、中断现象以及中断的证据，他认为连续性原则、因果关系、一致性与规律性等都是人类理性构造出来的乌托邦幻影。而历史连续性的背后有一个主体在操纵、涂改着历史，“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维系统的两个方面。”[5]（P15） 在福柯看来，在连续的历史观中，主体将所有历史事件划入一个假象的意义整体，从而确保意识在历史中的稳固地位。他引入断裂、非连续与偶然因素，就是将主体推下虚设的神坛。表面上看，怀特预构的诗意是强调主体，福柯断裂的历史是贬抑主体；但从实质看，二者是从不同侧面论证虚构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从而共同否定了历史的客观性。
为了摧毁历史的客观性神话，福柯深入研究了人类知识的建构过程。在福柯的哲学中，支配一个时代的只有一个认识，因为控制这个认识的结构是根本性的。在这一种认识的时代，通过别的认识来思想是不可能的。每一种认识的独特性表明不同认识之间不存在相互联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认识的出现是连续的，每一认识与前一认识之间形成裂缝、形成相当不同的看待世界的知识框架。因此，福柯用“非连续性”这一概念对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进行了深层次的解构。怀特为了解构历史的客观性神话，对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二元对立的简单化争论进行了批评。他不满意历史学家在遭遇社会科学家的质疑时声称自己要依赖直觉因而是艺术、在面对艺术家的批评时则声称历史资料不容辩驳因而是科学的申辩。尽管为了确立史学的尊严，他宣称史学“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3]（P35） 但他又注意到“近30年来，科学哲学家和美学家始终致力于深入理解科学陈述与艺术陈述之间的共性”，[3]（P57） 因此，在他的视野中，历史学与其要独立或被视为科学，不如说史学就是艺术，是充满了诗性想象的艺术。虽然当今学界普遍比较认可：将史学视为科学主要是指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态度、而将史学当成艺术主要是指历史研究者的素质，但实际上这两者又是很难完全分离的，即使史学家以追求历史真相为目标，这也只是“高贵的梦想”（彼得·诺维克语）。就连以再现现实为旗帜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早在强调艺术与科学都应“为人民服务”的基点上也曾提出，“无论在哪里，只要存在真正的科学，艺术总会成为它的代表”，[6] 显然含有倘若科学要为人们带来福利和享受就必须像真正的艺术那样来美好地滋润人的心田之义。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中译本前言中海登·怀特多次提到米歇尔·福柯，表示“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我们分明感受到海登·怀特对米歇尔·福柯学术思想的仰慕之情。
而且，福柯通过拾缀西方癫狂史、监狱史、性史等琐碎事件来挖掘构成主体的方式对怀特揭示历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极富启示意义。传统历史观关注的是，“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联系？……什么是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它们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5] （P2） 而福柯关心的是“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化）？怎样使我们可以涉身的层次多样化？”[5]（P3） 福柯质疑思想史、哲学史等学科中时代、世纪等宏大分类单位，探测“中断的偶然性”，但福柯关注断裂、非连续性是为了揭露历史连续性理论背后有一个主体在操纵、涂改着历史。他对历史的形成感兴趣，是“因为它们指明我们来自何方，是什么在禁锢着我们，我们为了找到一种表现我们的新关系而正在与什么绝裂”，“是我们与主观化的关系，是我们构成主体的方式。”[7] （P120） 而这种“构成主体的方式”是一种被知识—权利机器强行铸造的方式，是福柯所摈弃的。对福柯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是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一个自我塑造的主体，一个不驯服、不从众的主体。怀特对此表示深切认同，他的所有著作不仅一以贯之地揭示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自由自主的诗性预构行为，而且在福柯挖掘主体构成方式的理论基点上大胆地吸收当代哲学、语言学的最新成果，来呈现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二、话语分析与理性阐释
福柯不在语言学意义上而是在思想和哲学的意义上论析话语方式，不仅影响怀特提出了历史的诗意预构理论，而且启发怀特对诗意预构的历史进行理性阐释。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自福柯以来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福柯的话语不是纯粹的语言形式，而是始终与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它由“连续的事件”构成，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是一种聚合和建构。显然，这是对传统的语言透明性观念的反叛，是对现代词语予以事物的本质性揭示。在福柯这里，话语有一种不受言说主体操纵的结构性空间，它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控制着言说者。而话语是无中心的散漫结构，时刻处在局部的流变之中而自行解构，新的结构原则取代旧的结构原则，不存在普遍不变的结构。因此，历史性是福柯话语分析的核心。福柯的历史非连续性命题不仅从历时上抛弃了传统、演化、发展诸概念，而且从共时角度摒弃了时代精神、共同心态等观念；不仅认为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向着所谓崇高的方向发展，并不意味着理性的进步，而是充满着混乱与无序、谎言和事故；而且认为历史就是偶然事件，是知识权力的更替。福柯的这种对人文科学的进步神话进行摧毁的思路，在怀特看来实则是解构了语言暴力，他认为“福柯在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人文科学编年史中识别出来的四个时代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语言基本命题对事物的秩序实行断续的殖民化过程；每一个基本命题都为自己适当的‘陈述’策略下了特别赌注，并为之束缚。”[3] （P227） 这表明，怀特认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因此，他在福柯话语理论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揭示历史学家的本质：历史学家“转向对词汇和句法策略的思考，以分辨研究对象、解释其间的关系，然后这种分析将产生对某个特定时代盛行的话语方式的洞见，这反过来又派生出支持并认可特定话语方式的认识领地和‘陈述’活动”。[3] （P228） 因此，他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列举19世纪欧洲八位主要的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并采用形式主义方法对这些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历史写作进行了理性阐释。
按照福柯的思想，话语涉及主体之间的关系，它既不是简单的语词的结合，也没有被限定在语言规则之中，话语的意义是自由的。福柯对西方现代人文科学中“词的秩序”准确无误地表达“事物的秩序”的幻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怀特对此也表示深深的认同。在怀特看来，“福柯与那些法国理性主义者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有一秩序，只有在人类大脑不能充分理解这一秩序时，世界才会产生无秩序状态”。也就是说，特定的话语构成产生特定的知识形式，知识或真理由修辞过程创造，世界的秩序是建立在人脑能充分理解这一秩序的基础上。基于此，怀特不仅认识到修辞因素在理解历史话语构成的内涵时的重要性，而且采用修辞学的方法描述了福柯话语的文体特点，揭示“这种文体突出了在其自己的详尽阐述中词语的误用（catachresis）这种转义的地位”，[8] （P148） 从而为他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历史文本进行理性阐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表面上看，福柯与怀特在立论上明显不同：福柯重话语分析，怀特讲理性阐释。但福柯对怀特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怀特正是从话语的角度对历史进行理性阐释。福柯在扬弃连续性主题的基础上引入了三个关键词——陈述、话语及档案来否定传统分类单位如书、作品、作者等，认为它们是杂乱的，应代之以话语描述；怀特则通过转义、隐喻、发明、解释等来代替传统的还原、发现、真实等，揭示历史与文学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想象的解决之现实。福柯所强调的话语描述不等于语言分析：前者是关于话语如何出现的考察，后者注重规律、系统；前者关注话语自身的存在条件，后者寻找深层的意义。福柯倾向于前者，怀特却在认同前者的基础上执着于后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是对建立在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基础上的旧历史观的解构，因为对历史研究和现实社会的复杂关系来说，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是一种简单化思维，容易导致对历史作简单化的连续性认识和主观化认识，导致对人的主体性的盲目崇拜，而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关系却被遮蔽。他的考古学的对象不是发现事物是什么，而是事物的相应话语是怎样形成的；不是事物与话语的关系真相，而是话语构成的规则整体；话语不是有意义的符号，而是拥有自身界限的陈述群。而怀特似乎走得更远：他将历史看作是一种话语，“话语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意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传递有关外部指涉物信息的工具”。 [8] （P59） 他将历史等同于由话语建构的文本，由于 “一个历史话语是一个扩展的隐喻”，[3]（P299） 于是，历史作为话语具有了虚构性，从而历史与文学一样就具有了文学性或诗性。怀特采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出一套结构主义框架：不厌其烦地将历史著述分成五个层次：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并在论述后三种解释模式时为它们细致地区分了四种类型。如果说福柯是彻底的解构，那么怀特是解构后的建构。
三、四种认识型与四种喻体模式
福柯和怀特分别因提出思想史领域的四种认识型和历史学研究中的四种喻体模式而震动学界。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对16世纪到20世纪人文科学的话语方式无理性、无规律变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刻揭示与精彩诊断。怀特则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对“回归叙事”即回归隐喻、修辞和情节化的史学话语的四种文学性喻体模式进行了富有启示的分析。如果说福柯的四种认识型与怀特的四种喻体模式在数量上还只是表象的话，那么，怀特对福柯历史修辞与形式主义的创造性借鉴则是极其深刻的。
福柯将人们惯常称谓的人文科学的编年史的历史分为四个认识上连贯的大时代：第一个时代从中世纪末开始，16世纪末结束；第二个时代贯穿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第三个时代大约起于1785年，一直到20世纪；第四个时代刚刚开始。福柯对四种认识型的形式结构的探究使怀特在阐释西方19世纪历史编撰学模式时深受启发。福柯认为，他所提出的这四个时代绝不是一出戏剧的四幕，标志一个时代起止的不是持续主题的变革，而是西方意识的断裂、中断和不连续性，严重的断裂以至于使这些年代实际割裂开来并因此形成四种不同的认识型。正是不同的认识型对相应的话语方式的承认，才使得现存不同的人文科学得以详细阐述。他提出，每一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都有特定的策略来确定其领域内各种研究对象之间话语内部的关系。在一个认识型与另一个认识型之间，存在着历时间断性，但在每一认识型内部又存在着共时连续性。在怀特看来，福柯在16世纪到20世纪的人文科学编年史中识别出来的四个时代不仅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语言基本命题，每一基本命题都为自己适当的陈述策略下了特别赌注，而且这些“语言赌注允许建构不同的‘认识领域’，在此基础上，每个时代形成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人文科学群落”。[3]（P227）
怀特在《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中对福柯的四种认识型观念表示了深度赞许：福柯的“《词与物》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在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其特点在于它们没有意识到各自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语言的囚徒，都没有把语言看作问题”。[3]（P241） 福柯认为，“在16世纪，相似性是与符号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正是对这些符号的阐释，才打开了具体认识领域”。[9] （P95） 福柯力图证明，16世纪的主导话语模式充斥着“相似性”的观念，在怀特看来，这种观念致使16世纪的人文科学是以隐喻的方式来编码经验世界。而正是由于16世纪对相似性的迷恋才促成了17世纪人文科学向本质差异性方向的转变。而对差异性的关注恰恰产生于对相似性追求的空白之处，也最终导致以相似性为基础的话语模式的消亡。而18世纪后期的话语模式又撇开了17世纪的差异性转向追求近邻性即空间关系，各学科所投射出来的主导喻体是转喻，即用一事物的名称来指代整个事物，科学研究者则通过研究局部来探寻整体、通过对局部的研究来把握事物的本质。19世纪的话语模式一反空间关系而通过时间序列来把握事物的多样性，各学科致力于对整体中各部分的不同功能进行研究，把整体当成部分的相加，从对部分的掌握中获得整体的概念。福柯也正是通过对时间关系的关注来赋予19世纪主导意识的“事物的秩序”；20世纪不再对平行轴的时间之维加以关注，而是注重对垂直轴的表层与深层的研究，语言出场了。正如怀特说的，“福柯的著作似乎有主题而无情节。其主题即是在人文科学中用词的秩序来再现事物的秩序。……福柯让我们一饱眼福的这出戏剧中确有一个隐秘的主人公，这就是语言”。[3] （P222） 语言再现现实的命题在这一时期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语言是不透明的，语言没有能力揭示主体。与其说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还不如说是语言。因此，人文科学所讨论的“人”已无力指涉现实世界中的“人”这个存在物，故20世纪的人文科学是以反喻为其特征的。
福柯的认识型概念表面看来是按年代划分的，但划分根据并非年代。他选择了关于生物的、语言的和财富的三种话语来分析。他发现这三种话语在某个时期拥有共同的结构，这一结构与其他时期的结构呈现迥异的景观，类似于考古学的断层现象。以此类推，这一断层内的所有话语隶属于同一认识型。因此，认识型决定着某一时期的话语构成，或者说某一认识型内部所有话语都服从一个共同的无意识基础，认识型的无意识特征抹杀了个体作者的意义，从而显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怀特将福柯揭示出的四种认识型概括为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个阶段，并受此启发提出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一样普遍具有文学性或诗意本性的观念，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一套独特的用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来阐释西方19世纪历史编撰模式的框架。为了揭示历史修辞的特征，他直接而明显地采用了形式主义方法。众所周知，弗莱的《批评的剖析》是形式主义的，而怀特就很坦率地承认自己是顺着弗莱《批评的剖析》中指出的线索在进行研究。他将历史著述分为编年史、故事、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五个层次，认为编年史和故事虽然是历史记述中的原始要素，但历史学家为了编排故事从编年史中对事件的挑选是符合历史学家的动机的；而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解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更是适应历史学家的叙事建构动机即回答历史学家在建构其叙事的过程中所预料到的问题的方式。他将语言学的成果运用到历史哲学之中，直接以语言学原则类比历史叙事原则，四种常用的解释策略对应着诗性语言的四种比喻：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不同的喻体模式亮出了怀特对相同的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书写的大旗。在怀特看来，运用这种比喻理论能将特定时期内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进行分类阐释，每位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对历史领域的想象及其提供的解释策略都是某个话语传统中的一个环节，“该话语传统的发展是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理解，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4] （P50） 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在《元史学》中以四种语言学规则来类比四种历史意识模式，在赋予由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构成的历史意识发展结构的同时，用形式主义的解释策略来编排19世纪的历史著述，对19世纪的史学思想史进行深层结构上的归类，从而揭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一样的诗意本性。福柯与怀特都努力尝试在复杂的话语实践表象中发现某种主导性图式，福柯的四种认识型与怀特的四种喻体模式就是对事物的深层结构进行透视的结晶。
怀特历史诗学的奇特之处在于将历史修辞与形式主义进行了富有深度而完美的结合，从而实现了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怀特受到了福柯这一来源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学者以语言为基础又超越语言进行历史重写的影响所致。作为现代语言，已经“远不像经典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稳定。与其说它是一个定义明确而界限清晰的结构，其中包含着能指与所指组成的对称单位，它现在开始更像是一张无边无际的蔓延的网，其中各种成分不断地交换和循环，其中没有什么成分是可以被绝对规定下来的，其中每个东西都被所有其他东西牵扯和贯通”。 [10] （P112） 于是，我们不仅看到“文学技巧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在每一科学文本中，我们都能发现它们在起作用”，[11] （P177） 而且还能强烈感受到现代语言与现代社会的复杂联系。有人说，“现代化是与跨学科性联系在一起的。有必要打破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性。如此一来，语言学模型就会渗透到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一切皆语言的世界上，当一切事物皆与语言相关时，当我们全部由语言制成时，从那一刻开始，‘一切事物都成了可以交换、互换、转换、变换的了’”。[12] （P509）
深受福柯影响的怀特历史诗学既得到了一片喝彩，也被指责为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尽管怀特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虚构，但并没有象福柯那样完全否认语言的指涉功能，而只是对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在反映现实的真实程度上作出了同样的肯定。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存在所谓“原始的事实”，只存在被用不同方式描述的事件，那么，真实性就是将事件变成事实的描述性命题而已。因此，修辞性叙事在真实性的程度上也不一定亚于写实性叙事，何况，“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8] 于是，有多少种描述和阐释，就有多少种历史，历史就会呈现多样化的面貌。虽然这种逻辑具有借文化多元论之名行思想虚无主义之实的嫌疑，但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单一话语霸权，显示出对知识差异的尊重。正如华勒斯坦等所指出的，“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 [13] （P64） 可以期待：由这种非排他性的立场所带来的多元化与差异性或许就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摆脱危机、另辟蹊径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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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陶原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