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文化遗产理念的土司文化定义，实质上说，“土司制度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其认知基础，这是中国土司文化历史存在的史学学术根基，不容漠视;而中国土司文化所具世界遗产普世价值的阐释，正是我们现在探讨土司文化定义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以狭义土司制度文化为其历史文化的本体属性，同时纳入中国土司文化所具世界遗产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学阐释，应该是广义土司文化定义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文化遗产学;土司文化定义;土司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51-08
近年来，国内文化遗产研究与开发的热情持续高涨，其中土司遗址世界申遗活动备受“后申遗时期”的学界关注。2013年，中国土司遗产顺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4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文本，确定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中国土司文化遗产申遗。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以“老司城、唐崖、海龙屯”联合申报的“土司遗址”，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这几年的土司文化遗产的“世界级申遗”过程，土司文化定义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研究者的重视。相关论述又众说纷纭，这里先对土司文化定义提出过程进行简明回顾，再阐释基于中国史学学科认识的土司文化定义——“土司制度文化”与基于文化遗产学理念的土司文化定义。
一、“土司文化”提出过程的简明回顾
检索、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土司文化定义这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似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来的：
其一，由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土司文化认识问题。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土司文化，“既是一种学术视角，也是一种学术方法”，回顾20世纪末（1996年）以来，20年左右的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简言之，研究成果多以“描述式”的土司遗产资源横向展示为主，即简单地分类介绍资源存在现状、相关管理分类，而区域优势比较等方面缺少学理性分析;“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具体策略与规划分析”阙如，相关“计划方案的具体构思和成熟案例的反思”也看不到;“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模式还较为单一，针对不同的文化类别，保护与开发难以达到平衡”[1]，等等。
在笔者看来，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特别是“保护与开发难以达到平衡”的现实重大弊端，与土司文化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分不开。彭兆荣先生曾经这样忠告过：遗产热、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并演变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对遗产的认识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遗产学知识体系”：“一门既关乎历史又关乎现实的学科，之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来说，我们拥有古老、丰富的遗留和遗存;但之于我国的学科和学术研究来说，遗产学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2]1土司文化遗产研究，如果不是从遗产学的学科认识视野进入，很可能抓不到要害。然而，遗产学并非单纯的学科领域，参与遗产研究的学科相当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出现了种种不同的遗产理论，诸如“共谋理论”“动力说”“延续说”“资本说”“认同理论”等。同时，大家耳熟能详的“遗产”，如今似乎已经不属于“既定”的传统知识观念了，不但遗产认定“人为的因素”被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而“以遗产为名”的社会实践运动，在新世纪初的中国，则已经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性大规模“遗产运动”，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所谓“遗产”，事实上已经质变为具有公共价值的种种产业“品牌”了，还“累叠”上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毫不相干，甚至根本不相容的东西。于是，当今各种“遗产视野”下的“文化遗产”，在“本质上已与其本初相去甚远”[3]。
其二，土司文化作为一种土司问题研究术语，在顺应中国土司学建构过程中提出、应用。研究者认为，“土司文化是土司学门类下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类别，是土司学经历了启蒙期、低迷期之后，在快速发展期萌芽，鼎盛期迅速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势。20世纪90年代，土司学在研究取向上，开始涉及土司文化内容，成为与土司制度、土司地区、社会经济同等重要的二级分支之一。之后土司文化就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表达。”[4]到新世纪的2012年，则已“形成针对土司的歷史与现实影响力，土司文化的再利用和土司制度文化的现当代启示的研究。”[5]因为土司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涉及土司历史变迁，又涉及土司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的各个层面。”[6]土司文化的上述认知，文化人类学的学科依据是非常清楚的，研究者曾经直接做过学科依据的表述：“从文化的逻辑分层考察，把土司文化定位为土司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土司心态文化、土司行为文化、土司制度文化和土司物态文化。”[7]
李世愉先生对土司学的出现及其应用前景，有明确的论断：“任何一个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能否称‘学’，是由其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决定的。构建‘土司学’，既因研究对象的重要，也是现实研究的需要。土司研究的对象专门而独特，拥有特定的概念术语和专门的概念体系。涉及众多学科，参与研究的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已具备称学的一定条件。构建‘土司学’，其意义在于：使土司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使其综合化和理论化，加深、提高和丰富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并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历史经验。但所要构建的‘土司学’，并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研究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或者说是土司研究的一门综合性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就现在情况而言，土司称‘学’，任重而道远。”[8]所以，在中国土司文化遗产世界申遗成功不久，李先生阐述土司文化出现的历史条件时，不是从他基本认同的土司学专学的认识出发的，而是强调土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历史文化特征：“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而“中央政府与土司之间双方的文化认同”更重要[9]。虽然，李先生在早先介绍土司学作为一种专学所具备的“丰富的专业术语”时，是这样提及“土司文化”的：“在近800年的土司发展历史上，形成了成千上万个反映土司制度、土司发展史的概念术语和词汇，这些术语和词汇，加上现代人在土司研究中概括出的一些词语和概念（如‘土司制度’‘土司现象’‘土司家族’‘土司文化’等）构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8]言外之意，土司文化这类“词语和概念”，作为史学术语，需要专门研究以确认其科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