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特定时代国际秩序的“投影”。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转移，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尽管传统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仍然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全球价值链与财富流动呈现出高端产业的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循环、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循环的双闭合结构，沟通这两个高低端循环的是，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后发国家受到更为显著的冲击，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霸权国家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把握这些非物质性权力的作用方式与作用空间，有助于深刻理会世界财富分配权的逻辑线索，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捍卫国家利益。
关键词财富分配控制权全球化非物质性权力双闭合结构再工业化国家利益
问题的提出
尽管早在15世纪初，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开始七下西洋的远航，但启动近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却是欧洲的航海家。其原因在于，郑和以宣扬皇权和传播中华文明为主要目标的远洋区别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利润和财富为目标的市场开拓。与欧洲追求资源与市场为目标的探险，其出发点截然不同，其结果亦大相径庭，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定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并且我们今天依然处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上升阶段，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由市场驱动的欧洲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价值更接近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引致了一场新的全球财富生产方式革命。就全球化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基本结构视为国家间“实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00-101. 还是自由主义将其理解为国际组织、制度、规范等发挥作用的结果，或“制度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后发国家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而霸权国家，主要是霸权国家始终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1页。 尽管内容、形式在不断地扩展和变换，并且权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日益被打上合法的、普遍认可的共同利益的印记。考克斯认为，任何一种秩序都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权力的分配（物质力量）、制度的作用、规范行为界限的认同与意识形态。Robot W. Cox， “State， Social Force and World Order，” in R.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04-254. 而“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47页。。由于权力资源是一种力量，或只是一种潜在权力，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力才能发挥作用。David A. Baldwin， Paradoxes of Power，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p.132. 权力的转化，就是将以资源来衡量的潜在权力转化成以其他国家行为变化来衡量的得到实现的权力，即把国家的潜在权力转换为影响其他国家态度和行为的权力。现行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对权力资源转换的努力。例如，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方式，其实是当下国际秩序的“投影”，因为国际秩序直接“约束行为体的价值分配活动”。星野昭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由此，伴随着时代的变迁，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和竞争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争夺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在于，非物质性权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取向。
传统意义上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的主要方式
传统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都是与军事力量的兴衰和战争的态势紧密关联。国家之间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往往是由一国的财富和军事能力来确定的，而军事能力通常与国家财富及技术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使得国家主动或被迫参与提升军事能力的世界竞争。历史地审视，自然资源丰富固然是国家财富的殷实的重要来源，但并非是强国、进而巩固和拓展财富的必要因素；不仅如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囿于天赐的财富而疏于进取和武备，从而成为霸权国家仰仗军事力量攫取财富的“天堂”。军事力量的运用，目的在于争夺和控制一定范围内的权力资源，财富的分配便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资源。由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权力，而逐渐衰微的强国会利用旧的制度权力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其结果就是通过“系统性战争”进而出现新的国际权力机制。功能日益增强的国际机制通常是战争的继续，或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和拓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格局，或为争夺与崛起的经济力量相适应的财富分配权力，或为改善和平衡特定的国际秩序而达成的国际认同。因此，就财富分配权控制与争夺而言，战争并非霸权国家控制财富分配权的最有效的方式，例如依赖坚船利炮，葡萄牙对拉美国家300年的殖民扩张中，共运回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西班牙在1521—1560年，共从美洲掠夺黄金16万公斤，白银445万公斤。这种掠夺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短期内成为欧洲的财富高地，但由于财富主要用于奢侈性消费，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最繁荣的部门不是工业和制造业，而是印度香料的贸易和其他奢侈性消费的部门，并没有转换为产业技术革新的资本和增加军事力量的投资，因而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十分短暂。 而凭借军事力量的运用及其后续手段控制世界贸易体系与资本流向，则是一种被遵从的和能自我运转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