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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进一步促进我国治理体制从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型向民主、法治、服务、参与的现代治理型转变。这一深刻变革，对处于全国发展格局重要地位的江苏而言，如何跳出固有的就社会论社会的传统认知，坚持高点站位、系统谋划，底线思维、成果导向，构筑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协调、良性社会运行生态，有效防范化解先发展起来的新旧矛盾问题，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长效制度保障，任务紧迫、意义重大。
聚焦“谁来治”的问题，社会治理主体
从单一走向多元化
我国社会治理思想生命力的延續，在于不断探索和深化民本认识，切实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在开放融合、凝聚民心中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命运共同体，着力强化全员自觉参与意识、责任担当意识，让社会的问题依靠社会来解决。张家港将文明城市创建从行政推动变为百姓踊跃参与的全城联动就是极好印证。
转变政府职能。不论在哪个时代何种阶段，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必须高度关注。而立足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政府定位又被赋予了特殊的主导意义。“主导”不等于包办，更不等于独尊，重点是要调整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放大“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亮点，建立社会治理领域政府责任“江苏清单”，凡是市场主体能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原则上不进行安排干预，凡是社会力量能发挥积极效应的领域，原则上给予更多支持，尽快从“越位点”退出。“主导”还意味着政府不仅要“划桨”，更要学会“掌舵”，围绕制度安排、监督评估、生态营造等方面完善顶层设计，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行政服务效能，尽快将“缺位点”补上，增强公信力和执行力。
明晰市场职责。市场是逐利的，但不代表其无法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趋同的前提下，市场主体的企业作为新兴力量，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夯实经济基础为前提，营造企业诚实守信、权益保障的市场环境，形成扩大生产—吸纳就业—综合待遇留人的良性循环，助力社会和谐稳定。以强化政策激励为抓手，定期发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评估报告，支持企业积极投身扶贫、慈善等公益事业，参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产品，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以行为规范约束为红线，推动企业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质量立本、关爱环境，聚焦创新、引领发展，形成企业、职工、社会多赢共享格局。
强化社会责任。“小政府，大社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治理状况，既取决于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能力，更取决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社会组织是重要载体，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推动其更加充分的动员、集中、运营各类资源，提供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管理社会事务，从点上项目开展向面上制度建构转变。基层社区是突破关键，进一步发挥横向纵向纽带作用，深化与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吸纳企业志愿者等积极投身服务项目，放大组织、协调和管理功能，构建“一区一文化品牌”集体优势，满足多样诉求，促进价值认同。深入培育社会公众主人翁意识，搭建各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网络，全面提高社会公众自我调动和互助关爱能力，涌现出更多适应江苏发展特点的“朝阳群众”群体。宣传媒体是有生力量，应始终突出正确舆论导向，通过优化渠道、创新表达、信息互动，围绕政府行为监督、公民权益保障、社会组织动员等方面强化媒体社会担当，凝聚起蓬勃向上的正能量。
聚焦“治什么”的问题，社会治理对象
从粗放走向精准
伴随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升，针对社会组成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关联性，要求我们面上统筹与量体裁衣相结合，在精准发力、因地制宜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和促进长远发展的平衡点，形成适应不同类别、不同群体特点的多样化治理方案，2018年1月刷爆朋友圈的南京“一夜雪无”就彰显出极为深厚的城市治理内功。
既要重视区域内部，还要重视区域联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区域联动是未来竞争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壮大打破了以地方行政区为主导的传统点状治理模式，激发出以分工合作为内涵的面上治理探索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顶层设计的目标导向，还应有稳步实施的重要节点，以资源共享为平台，以利益协调为纽带，以产业集群为基础，加快实现自上而下的中央规划命令向相邻区域政府自主合作，政府间协商向企业、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等联合共治，基础设施硬件衔接向制度规则软件协同等转变。而城市作为区域的组成单元，是包容复合的生命共同体，不仅身处不同区域、承担不同功能的城市有不同的治理要求，即使在同一城市内部，治理责任也不尽相同。比如，中心城区更多强调空间重构、价值重塑，提升综合功能和服务效率，实现高品质发展;城乡接合部注重理清管理体制，对接城区优质资源，化解群体间文化与利益冲突，打造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新城新区则重在致力于精明增长、复合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构建良性的城市空间发展秩序。
既要关注城市，更要振兴乡村。城市和农村是相互依存的整体，但两者在价值理念、现实需求和矛盾问题等方面有极大差异。伴随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市早已成为经济社会活动主要集聚地和人口汇聚地，推进城市治理与服务，既要坚持目标导向，更要强化补齐短板、加固底板，集中力量解决交通拥堵、城市内涝、背街小巷脏乱、公共空间缺失等突出问题，构建小区、社区、街道等多层次智慧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培育践礼修德的良好风尚，打造示范引领的文明城市密集带。如果说城市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繁荣发达，那么，农村则延续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对有价值、需保留的乡村，顺应后熟人社会的发展要求，则更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既突出法治的强制规范作用，也注重自治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强化德治的浸润人心作用，努力焕发新时代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的勃勃生机。
既要服务客观实体，也要治好虚拟空间。信息技术为我们摆脱时空限制，构造了一条便捷通道，但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呈现的动态、隐匿、分散、共生等特征，也为治理从平面走向立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必须牢牢抓住，从核心技术、装备制造到融合应用，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发展的监管创新必须持续跟进，法律、经济、技术、道德等综合施策，自律与他律统筹兼顾，既要大力整治违法违规不良网络内容，扭转不顾法律，不顾伦理片面追求点击率、曝光度的价值观，也要充分保障好各类主体合法权益，严厉打击信息泄露、网络诈骗、黑客攻击等行为，放大创新扩散、降低成本、保持动力等正向激励作用，保障秩序安宁，助推社会进步。
聚焦“怎么治”的问题，社会治理手段
从管控走向包容
社会治理的方法手段历来都是伴随着改革实践而不断发展，从控制、管理再到治理，维稳已不再是核心目标，掌握锁定更不是唯一手段，而是以人的全面發展为首要，尊重差异，讲求公平，造福百姓。例如“马庄现象”、南京建邺“时间银行”等典型案例。
培养规则意识。规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是检验治理创新成效的重要尺度。把法律法规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完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健全依法决策制度和公正执法程序，构建全方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遵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普遍自觉习惯。把信用体系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组成，发挥政务诚信的表率作用，协同推进商务、社会和司法诚信建设，加快全行业全领域信用信息覆盖、互通和运用，更加强化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确保信用体系运行公正有效。把乡规民约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深入挖掘、继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优化提炼符合时代要求的行为规范准则，寓无形思想于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形活动之中，记得住又能用得好，进一步彰显公共精神的黏合作用。
树立前瞻思维。在开放性、流动性、复杂性明显增强的今天，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更加凸显，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绝不能以创新为名听之任之，更不可出现问题就因噎废食，必须把握好发展与监管的治理之度。应放宽准入门槛，打破行业壁垒和地域限制，强化知识积累、技术创造和资源优配，既支持“无中生有”，也鼓励“有中出新”，在提高效率、增强活力中让更多群众受益。实施柔性监管是根本，密切关注趋势变革，持续优化工作理念，以事中事后规范和监管为重点，做到既全面覆盖又科学精准。推进管理前移是基础，强化工作预判，突出源头治理，进一步完善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着力将分散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整合为共同的集体利益。
突出精细治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突出标志是向精细转型，蕴含着“人的精准服务与管理”逻辑。分类识别不同群体基本诉求，更加关注贫困人口、农业转移人口、留守老人儿童、社区矫正对象、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特殊群体，通过精神慰藉、心理辅导、教育投入、就业扶持、福利保障等措施，激发生活动力，增进社会融合。改变将人的角色控制在预设位置的传统思维模式，运用数据化和程序化手段，探索以人的出行轨迹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实现更加匹配高效的服务供给。倡导多种可能的人生机会，不论出身，不论性别，不论职业，让每类群体都有权利追求进步、展现自我、赢得尊重，人人有梦想、处处可出彩。
强化智慧实践。互联网时代，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力促进了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通过创建基层网格，消除了工作盲点，明晰了责任，借助数字技术掌握汇集网格内各种基础信息，为精准施策夯实了重要基础。加快建设省级统一大数据管理中心，打通部门专网和信息壁垒，搭建多层次社会治理联动平台，开展辅助决策、风险预警、工作评估等深度应用，有监测、可沟通、能反馈，动态配置资源，促进安全运行。注重新技术的宣传、培训与覆盖，进一步缩小群体间知识鸿沟，共享全民数字红利。科学制定社会治理智慧化目标，合理选择工具手段，有序稳妥分步实施，同步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最大程度发挥技术叠加递增效应。
聚焦“治成什么样”的问题，社会治理成效
从分治走向协调
社会治理是一整套动态、协调的制度运行系统，绝不是狭义概念的社会事业和公共安全。盱眙、沭阳发展特色产业，扬州推进“公园+”续写“绿杨城郭”新诗篇等先行案例启发我们，站在全局和全域高度，立足发展与稳定、经济与民生、物质与精神不同维度来把握客观规律，顺应百姓期盼，引领、富足和规范社会生活，促进安居乐居康居，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态。
收入要增加。通过发展增加收入、实现普惠是解决社会治理矛盾的基础。这里的普惠，不仅包含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收入问题，也关系到政府的财政税收、企业的利润回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财富。个体应通过终身学习提升就业创业本领，政府应鼓励壮大具有民间基础的“家门口”富民产业，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差异化收入分配激励支持体系，营造平等竞争环境。企业应清醒把握大势，在技术更新、标准制定、质量管控、联盟组建等方面自我加压、主动作为，努力构建价值链无法替代的关键一环，才能在赶超发展的未来竞争中赢得先机。对政府而言，顾眼前，更要谋长远，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决心摈弃、淘汰和转型落后产能，推动短平快项目引进和地标性产业培育有机结合，持续改善竞争性营商环境，一任接着一任干，拓展更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服务有保障。立足我省发展阶段和水平，社会治理的重心之一应该是主要矛盾转化后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与质量保障。今天我们谈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是关注看得见的标准，更要关注看不见的内涵，力争以设区市为单位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技术标准，让每个区域的居民真正享有均等公平服务;不仅要建设学校、医院、体育场等大型传统服务设施，还要推动百姓身边的微幸福、微公益、微改造工程，推动更多的24小时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第三代公共厕所等特色品牌，传播文明、彰显温度、增添认同;不仅是满足于提供服务，更要关注效果，精准定位服务需求，注重全民监督反馈，创新开展绩效评估，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增强群众满意度;不仅是一己一地一力承担，也需要区域联盟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休闲养老等跨地区联合体，发放公交、文化、体育、旅游等民生领域“一卡通”，形成优质公共资源协作共享长效机制。
环境更友善。富民是社会善治的基础，安民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 “安”，一方面是指公共安全环境，围绕产业链、社会治安、食品药品、生产生活、现代金融等重点领域构建系统化、网格化、现代化的安全防控体系，坚持事先预防和事后处置协同部署，加强全民监督和知识普及，将安全发展打造成江苏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标志;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生态安全环境，深入持续开展“263”专项行动，坚决打好治气、治水、治土三大治污攻坚战，既要立足区域性突出矛盾，激励与约束并重，打造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工程，也要因地制宜解决黑臭水体、生活垃圾、挥发性有机物等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全面提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和运营水平，构建水净天蓝地绿的常态环境。
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我们的社会治理工作才能拥有最扎实的基础，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征程中激发凝聚最广泛的民心。
（作者单位：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责任编辑：张蔚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