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鲜明主题，为全省未来五年发展擘画了美好蓝图，明确了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两聚一高”蕴含着科学谋划、求变求新的辩证思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省委对省情实际和民众期盼的深刻认识，反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深刻把握“两聚一高”的理论内涵及实现路径，对加快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如期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聚一高”的理论逻辑与耦合效应
“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互为耦合、相互贯通、相辅相成，既有战略举措和路径，又有根本要求和目标，“两聚”为“一高”提供支撑，“一高”引领“两聚”奋力前行，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
聚力创新与聚焦富民：创新是富民的原动力，富民是创新的目的，两者贯穿于全面小康建设的全过程。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研究强调，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富民之道。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增加国民财富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增进则是由于分工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管理学家德鲁克认为，創新是赋予资源以新的创造财富能力的行为。世界“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对几十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做了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将各国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相对而言，创新驱动是发展的最佳状态。翻开经济发展史也可以看到，不创新无以富民，而不富民，创新只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比如，1770～1820年，在市场经济机制推动下，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技术和机器使用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纺织、机械等产业迅速壮大为主导产业，并由此催育出巨大的工业财富。鉴于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更是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使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大幅提高，推动了人类财富的快速积累。
“两聚一高”中的“聚力创新、聚焦富民”，分别突出了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目的，一个是提升发展水平的核心战略，一个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要求。梳理“创新”与“富民”的逻辑关系不难发现，创新驱动能够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既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大幅增加有效供给，增强微观经济活力，加速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培育发展新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升百姓富裕程度，有利于产业、企业、分配等多方面结构的优化。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倍增器”、发展方式的“转换器”，也是百姓富裕的“助推器”。其形成机理在于，创新驱动→引领发展转型升级→优化社会供需结构→激发劳动效率提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拉动劳动报酬增长→扩大居民家庭财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进入新常态，支撑富民的传统动能逐渐弱化，居民收入在经济增速放缓大背景下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制约富民进程的因素增多。加快实现富民，最大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在于创新。通过聚力创新引领发展转型升级，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通过聚焦富民让百姓过上更好生活，使全体人民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是江苏今后五年的发展取向、工作导向、奋斗指向。聚力创新、聚焦富民，抓住了发展的关键点、着力点，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两聚”与“一高”：聚力创新、聚焦富民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创新成效、富民成果的集中体现和目标所在。聚力创新、聚焦富民既是全面小康的根本要求，又是全面小康的根本途径，共同指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根本目标。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要义就是发展水平要更高、群众获得感要更强。这一目标要求贯穿着三个关键字：一是“高”，主要指小康的质量高、标准高和水平高；二是“全”，主要指惠及全省人民，确保在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三是“新”，主要指主动适应新常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那么，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如何才能做到“高、全、新”？很显然，必须要突出解决发展动力和实现途径问题。
从历史经验看，一旦“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红利渐趋式微，创新能力不强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阿喀琉斯之踵”。现在，江苏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关口，正在从“数量追赶期”步入“质量提升期”，面临着爬坡过坎、破茧成蝶的重大考验，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资源环境硬约束日趋强化，竞争优势减弱，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渐突出。未来五年能不能冲出转型的关口、实现发展的凤凰涅槃，能不能在新常态下占据先机、赢得优势，能不能使结构更加优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高，根本上取决于发展动力转换速度，取决于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新引擎能不能成为主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可以说，坚持创新发展，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转换发展方式，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的“金钥匙”。富民同样是发展的动力，聚集富民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力推手。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不可能有民生改善，没有民生改善经济发展也将停滞不前。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实施旨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提前完成翻一番，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两倍，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不仅破解了当时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难题，更开启了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实践证明，提高百姓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在共建共享中让百姓的口袋鼓起来，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就能够有效调动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之间构建起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关系。
推进“两聚一高”具有现实基础：“两聚一高”有目标、有方向、有路径，是对江苏发展实践和基本经验的概括与升华，也昭示着未来发展将不断跃上新境界。“两聚一高”把创新和富民战略举措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统一到一起，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两聚一高”是对江苏发展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了中央精神和江苏实际的有机结合，反映了江苏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贯彻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实践的要求，凝聚了新时期的江苏干劲与江苏精神，必将推动江苏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跨越。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江苏发展之路，可以看到，江苏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始终把富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16年，全省GDP达7.61万亿元，连续九年居全国第二位；人均GDP达95259元，折合1.4万美元，继续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江苏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的上限。2016年，全省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接近2000亿元，占GDP比重达2.61%，9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6.7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1.5%，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1.1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4.9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2%；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近年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实施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企业制造裝备升级和互联网化取得新成效，累计创建309个省级示范智能车间。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创新为经济平稳增长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劲动力。2016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3万元，达32070元；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28：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城镇新增就业每年超过百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3%的较低水平。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主要险种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居民低保、医疗、养老保障有新改善。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为实现未来五年“两聚一高”发展新图景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推进“两聚一高”面临的现实挑战
虽然江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存在诸多隐忧和挑战。对面临问题如若应对不好、破解不了，迈不过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坡坎，就会严重制约“两聚一高”的实现。
挑战之一：必须迈过创新能力偏弱之“坎”。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正发生新的变化，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出现衰减，依靠大规模投资和出口来拉动高增长已碰到“天花板”。近年来，由于外需增长乏力、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投资意愿降低等原因，投资和出口增长难度越来越大。2011～2016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增长14.4%，其中2015、2016年分别增长10.5%和7.5%；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I/△Y，I表资本增量，△Y表产出增量，其值越高，意味着投资效率越低）为0.789，比“十一五”、“十五”时期的0.633和0.572明显提高，显示投资边际效率在逐步递减。2015年、2016年全省按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2.2%和0.7%。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出现“刘易斯拐点”。2016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5896.4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21.6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分别为73.7%和12.8%。与2010年相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1.6个百分点。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代价相对较高。江苏万元GDP能源消耗虽然在全国属于较低水平，但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同能耗产出GDP仅为2010年美国的35.4%、日本的17.3%、韩国的54.5%。
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应当看到，江苏科技创新层次和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科技创新基础不牢。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其共同特征是研发投入占GDP比例达2%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创新产出较高。与之相比，江苏科技创新差距非常明显。如2016年江苏发明专利受理量和授权量居全国第一，但体现水平的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4.69万件，相当于广东、北京的87.2%和88.2%；PCT国际专利受理量为546件，仅为广东、北京的20.1%和62.9%。二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江苏虽然有个别企业站在某个产品和行业的技术顶端，但整体上看在全球竞争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现实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少像华为、腾讯、联想、阿里巴巴那样依靠创新飞跃成长、形成国际影响力、具有巨大体量的创新型领军企业。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10家，其中北京58家，广东9家，上海有8家，江苏仅有2家。三是科技与经济结合还不紧密。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教与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机制还未形成，江苏发展长期受制于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掣肘。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的科技转化率与专利转化率分别达到70%和80%，而江苏科技成果转化率与之相较差距甚远。
挑战之二：必须迈过民富程度不高之“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直接、最根本的是提高广大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质量。现在江苏省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相称，有些地方老百姓收入还不高。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因此，必须迈过民富程度不高这个“坎”，改变以下几种状况：
一是居民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够相称。具体表现在：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受产业结构、分配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江苏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脱节。2011年到2016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10.6%、10.4%、7.9%、7.3%、6.9%和6.2%，而人均GDP增速分别为10.3%、9.8%、9.3%、8.4%、8.3%和7.5%；经济增长的“含金量”不够。2016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为33.7%，而浙江、广东分别为46.1%和41.6%。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为60%左右。2016年，江苏人均GDP比浙江多11721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浙江少6459元；人均GDP比广东多22472元，但可支配收入仅比广东多1774元；创业富民不足。2016年江苏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4724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8.5%，比工资性收入、财产性净收入、转移性净收入分别低3.8个、5.3个和1.9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比由2010年的17.1%下降到2016年的14.7%。
二是社会财富分配关系不够和谐。劳动报酬率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初次分配公平状况和劳动所得的重要指标。2015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44.4%，比20世纪90年代低4个百分点以上，也低于广东（49.1%）、浙江（48.0%）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55%以上的水平，而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一直保持在30%左右、生产税净额占比保持13%以上的水平。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1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农民收入高13826元，到2016年扩大到22546元。从居民内部情况看，2016年全省居民20%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36元，仅为平均水平的29.4%，高低收入比达7.76：1。从三大区域差距看，2016年苏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795元，苏中29138元，苏北22174元，苏南是苏北的1.93倍；收入最高的苏州市为46595元、最低的宿迁市仅为18957元，苏州是宿迁的2.46倍。
三是居民“隐性财富”资源配置不够均衡。公共服务是一种“隐性财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的含金量。近年来，江苏把公共服务作为富民的重要内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2016年，江苏公共财政支出75%以上用于民生保障，省级财政民生支出比重达到80%，但基本公共服务仍存在较多的“短板”：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与区域不均衡问题突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内容、范围和标准上呈现明显差异；民生热点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上好学校难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2016年江苏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67.7%，这中间包含了不少城乡流动务工人员，其在劳动就业、就业培训、医疗和养老保障等方面和有户籍的当地居民存在较大差距。
挑战之三：必须迈过发展质量欠优之“坎”。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不等于增长，发展不仅包括稳定的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制度变迁、福利增进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内容，其实质在于实现更好更优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如果按单独的经济体来衡量，目前江苏经济总量已相当于世界国家排名第十六七位水平，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不优仍是一大“软肋”。
一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有待加快。制造业中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全要素生产率和质量竞争力水平都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2015年江苏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2.3%，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35%的平均值。大型成套装备、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即使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的产品，生产厂商也多数处于组装和制造环节。近年来服务业虽然增长加快，但整体层次不高，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6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為50.1%，低于高收入国家73.8%（2013年）、中等收入国家55.5%（2014年）的水平。目前江苏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口径服务业的比重超过50%，占GDP比重超过28%，而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普遍在60%～70%之间。江苏生产性服务业支柱行业仍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业领域。
二是经济增长效率有待提升。从宏观经济效益看，劳动力配置结构不够优化，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新经济发展不够充分。2016年，江苏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达15.99万元（按当年汇率折合24078美元），比2000年增加7.25万元，以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0.6%。虽然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较快，但仍明显低于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的美国98990美元、日本76068美元、欧元区68631美元的水平。从微观经济效率看，企业盈利能力和投入产出水平提高缓慢。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6.7%，成本费用利润率7.19%，与2010年相比年均仅分别提高0.08个和0.07个百分点。从资金配置效率看，信贷资源存在错配现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制约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2016年，江苏新增贷款生产率（GDP增量/新增贷款）为0.488元，比2010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江苏人口密度大、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近年来，江苏粗放式增长方式虽然有所改观，但问题依然较多。煤炭仍是能源消费总量的主体。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消费量2.46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1.5%，而世界平均占比为1/3左右。工业重型化态势未见明显改善。2016年，全省重工业增加值占比为71.4%，仅比2010年下降0.2个百分点；能源消费量占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比重达87.8%，反比2010年提高1.2个百分点。单位国土面积污染负荷仍然较大。2015年江苏单位国土面积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强度为9.84吨/平方公里、1.28吨/平方公里、7.79吨/平方公里、9.96吨/平方公里，分别高居全国第4、3、4、3位。土地开发强度偏高。全省土地开发强度达21%，苏南部分地区已达28%，接近国际公认30%开发强度警戒线。
三、实现“两聚一高”的关键路径
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无论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还是发展路径都必须进行深刻变革。要把握新方位、锚定新坐标、瞄准新目标，充分发挥创新活力、富民红利和发展潜力的叠加效应，形成“多点突破、多元支撑、多极共兴”的新格局，努力将“两聚一高”的美好愿景化为现实。
燃旺“创新之火”，催生转型新动力。充分发挥好江苏科技资源雄厚的优势，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创新，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和效益的方向发展。就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而言，应在五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着力在创新大戏让企业担纲唱主角上取得新突破。在这方面，深圳的“四个90%”现象值得借鉴，即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要进一步凸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研发能力建设，培育形成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的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集群，使企业创新能力从“跟跑”为主向“并行”和“领跑”为主转变。二是着力在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瞄准未来战略需求、消费升级方向和供给侧短板，围绕大数据、云计算、石墨烯等产业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三是着力在增强创新资源的集聚力上取得新突破。充分发挥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健全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政府部门有效发挥各自功能的体制机制，增加创新资源供给，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提升国际国内各类高端创新资源的集聚整合和配置能力。四是着力在提升创新效率上取得新突破。完善市场导向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快速打通从实验室到创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创新红利的迅速兑现。五是着力在增强创新生态的吸引力上取得新突破。尽快构建具有江苏特色的融合政策、资金、技术、人才、规则、文化、运作模式等多要素于一体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不断提高创新的便利性、宽松性和包容性，形成创新的“场效应”。
筑牢“产业基石”，厚植发展新优势。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是强省之基、富民之源。江苏历来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目前实体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80%以上。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的“双向挤压”，江苏实体经济要围绕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创新发展为途径，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质量效益为目标，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实现竞争优势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使实体经济焕发新活力。尊重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稳妥有序化解过剩产能，重点解决高消耗、高污染、低技术水平、低效益问题，促进企业集约高效增长。组织开展大规模技术改造，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面落实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实施企业制造装备升级和互联网化提升计划，促进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智能制造水平，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加快实体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既要发挥资本市场撬动作用，推动企业重组整合，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又要支持中小微企业成长壮大，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势头。大力发展内源型经济，在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培育更多具备自主研发制造和自主市场营销能力的本土企业。加大对实体经济服务支持力度，营造各类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走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盘棋，加强预期引导，让企业家安心暖心，稳定企业家信心。
提升“民生温度”，创造百姓富裕新成果。聚焦富民，就是要坚持富民导向不动摇、不偏离、不松劲，推动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群众勤劳之手同向发力，让老百姓的口袋更鼓、饭碗更有含金量，使人民群众有更强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发展是硬道理，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才是有源之水，才能尽快超越“库兹涅茨阈值”，进入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的阶段。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做多增量、做优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率。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要把发展民营经济放在突出的位置，解决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等深层次问题，推动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群眾致富最大的潜力在创业，要抓好创业富民，深入推进全民创业，降低创业门槛，完善创业政策，让更多人实现致富梦想。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产业升级和扩大就业规模、调整就业结构联动推进，着力增加“高端就业”，创造更多的“金饭碗”、“银饭碗”。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建立针对城乡困难群众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要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拿出更多的财力投向教育、医疗、文化、社保、养老等领域，提供更多公平、普惠、优质的公共产品，同时还要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加快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老百姓的幸福更有质感。
补齐“生态短板”，提高绿色发展新水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以建成天蓝地绿水清美丽家园、实现永续发展为目标，补齐生态短板，推动全面小康进程更加绿色化，切实让群众享有更多的生态福祉。面对生态环境欠账较多、生态压力巨大、治理保护任务较重等问题，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多方面齐抓共管，多领域协同并治，着力打好治气、治水、治土三大攻坚战，尽早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结合“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淘汰一批污染性企业，特别是针对造成大气污染的化工等行业和开发强度较高、环境问题较多的集聚区，通过转型升级、严格限制高污染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污染物排放。实施能源绿色化改造，大力推广电能替代，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资源总量、强度“双控”行动，加强长江、淮河流域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推进新时期太湖治理，推进生态脆弱河流和地区的水生态修复。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重金属重点防控区专项整治。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严守耕地红线，严控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积极盘活闲置用地，切实提高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按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地区和农村地区综合整治、生态功能区综合整治。进一步完善水环境资源“双向补偿”制度，全面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注重“制度供给”，充分释放市场新活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因素。近年来，江苏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关键性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对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激发政府活力和规范约束政府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两聚一高”实践过程中，要进一步创新制度供给，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和财政、金融、价格杠杆等多种手段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发展创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所有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权力清单和互联网政务深度融合，加快建立高效便捷透明的审批体制，为企业“松绑”，为市场“腾位”，为群众“增利”，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通过建立和完善制度，推动发展要素向好项目、好企业配置，让市场主体“进得了门、成得了事”，促进各类社会群体依靠自身努力和智慧创造财富。政府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当好服务发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店小二”，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便捷高效服务，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的政务生态环境，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新创业、尊重企业家的社会氛围，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作者系江苏省统计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