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8年，中国电影经历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回潮与影视产业的动荡“寒冬”。现实主义电影屡屡成为市场黑马，引发了有关现实主义的类型化、商业与艺术的结合、现实批判力度等问题的讨论;类型创作的逐渐成熟和多元、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电影新力量的涌现，成为中国电影创作活力的重要体现。与此同时，电影市場的疲软、税收风波等引发的舆论危机，则揭露了中国影视产业的积弊，在产业遇冷期，中国电影人应积极应对，为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关键词：中国电影;2018年;现实主义;电影产业
2018年的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波令人欣喜的现实主义美学的回潮，“内容为王”“口碑至上”等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与此同时，宣发乱象、税务风波、票补结束等年度电影大事件，则让影视行业遭遇了发展的拐点与寒冬。在种种曲折与风波之中，中国电影挥别了粗放式发展的传统时代，开始迈向质量稳步提升、工业品质凸显、产业不断升级、机制保障走向完善的中国电影新时代。
在此背景之下，2018年12月20日下午，中国电影年度论坛2018-2019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北大培文创意研究院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共同主办，《电影评介》杂志社协办。影视学者尹鸿、张卫、周星、陈晓云、赵卫防、刘汉文、吴冠平、刘军、陈阳、范志忠、戴清、高小立、司若、李道新、彭锋、陈旭光，导演宁敬武，制片人楼守威、王海斌、毛成胜、潘国平，北大培文出版总监周彬等各界嘉宾出席本次论坛，从艺术与美学、工业与产业、文化与社会等高度回眸2018中国电影，总结并分析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格局与产业现象，进而前瞻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
一、影视创作：现实主义与创作活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以“产业的小寒”“创作的暖冬”概括2018年的中国电影，认为2018年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大年，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如积极现实主义电影《我不是药神》，荒诞现实主义电影《无名之辈》、年代感现实主义电影《芳华》、新女性现实主义电影《找到你》、史诗性现实主义电影《江湖儿女》、寓言性现实主义电影《一出好戏》《动物世界》等等，尤其是寓言性现实主义电影的出现，表明中国电影人非常诚心地想通过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以及中国人性的思考承担起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卫指出，2018年一批深度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是中国电影成熟的标志，如《我不是药神》《找到你》等;范志忠补充道，《我不是药神》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很敏锐地关注到了现实中生老病死，以及医药进口导致的生存伦理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人性的纠葛，现实中敏感的话题在电影当中得到了释放”，同时指出，中国观众对好莱坞大片的审美疲劳与关注现实的电视评论节目的衰竭，是推动近年来现实题材电影在中国成为爆款的两大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认为，应将《悲伤逆流成河》也划入现实主义电影范畴，不能因其是郭敬明的作品就避而不谈。2018年中国电影的显著特征是创作者敢于触及真实的现实问题，观众也趋向于接受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2019年的中国电影应该延续2018年的锐度和深度去表现人和真实的情感”。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晓云认为，电影的发展是波动的，当下中国电影的许多问题，如艺术电影的困境、类型片的探索、现实主义的深度等，在上世纪80年代已然凸显。当下许多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在触及现实的深度上与80年代的电影作品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提升，但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值得鼓励。与此同时，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除了具有当下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如80年代初纪实美学电影潮流里，有三部现实主义电影反映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分别是《邻居》中的住房问题，《见习律师》中的法律问题，以及《沙鸥》中的体育问题，因而，我们应当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中考察当下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防从美学和创作角度，指出写实品格的回归、新主流大片和小成本主旋律电影的齐头并进、文艺片和艺术电影方阵的强大，是2018年中国电影显著的现象和特点。2018年大部分口碑比较好的影片都是现实题材，或是具有写实精神，如《找到你》《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等。这些影片一方面非常接地气，能跟观众真正达成心理的沟通;另一方面，这些影片虽然也有一个动作或喜剧的商业类型，但其占主导的则是人文性的情感因素。对比之下，《影》《邪不压正》《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事先被看好的大片却没有达到票房预期，说明当下的中国观众在心理上更期待凸显写实品格的影片。除此之外，现实题材的影片很多呈现出综合了艺术电影审美风格与商业电影观赏要求的文艺片形态。虽然这些文艺片不以追求商业元素为主，但也讲究观众和叙事，有时也以某些类型外壳作为包装。今年文艺片和艺术片的电影方阵非常强大，比如《阿拉姜色》《大象席地而坐》等，体现出对电影语言的不断探索和对人性的深度表达。
陈晓云认为，今年有两部电影，似乎代表了现在年轻导演刚出道时拍片的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不是药神》的商业电影道路，还有一个是《大象席地而坐》的艺术电影道路。但我们不应该将电影简单地划分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从《红高粱》《霸王别姬》到《白日焰火》，其实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电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认为，当下中国影视界现实主义佳作的频出，是现实“倒逼”创作，“无论是政界、业界、学界、媒体还是观众，都在用各种方式呼唤电影中的现实以及现实主义的到来”。影视创作者在创作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时，“要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努力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回到最大多数的人群之中，以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来创作优秀作品”。
《文艺报》编审、艺术部主任高小立认为，中国的影视创作要回到文艺创作的本体，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要注重商业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但“喜剧化的风格并非是现实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商业通行证”，我们还应加强批判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同时审查也要敢于给绿灯，主管部门要有强烈的社会担当。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吴冠平认为，“近15年，电影界很大的成就来自于一种活力”。其中创作的活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为电影创作对当下社会问题最活跃和深刻的思考，比如移民问题、LGBT问题等，这种活力在未来能否保持住，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既跟行业的发展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跟创作者个人的创作理念和艺术坚持有关。二为电影创作对青年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关注，如广大青年人关心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问题等，这种创作活力更多体现在网络上。三为电影技术的持续进步，如3D电影、VR电影等，技术的活力未来会带来很多新作品的产生。
陈旭光补充道，新导演的不断出现也构成了某种创作的活力，今年有许多有影响力的电影都是新导演的作品，如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黄渤的《一出好戏》、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等。此外，电影游戏感的凸显也是今年电影创作的一大特征。来自数字世界的游戏经验、虚拟性想象等给电影注入了新的动力，如《幕后玩家》《动物世界》《超时空同居》等，这些电影代表了年轻人的想象力和新美学，这也是未来中国电影的一个方向。
陈晓云也表示，中国电影工业水准的提升是他近年来更多关注的问题，毕赣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在金马拿了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最佳音效三个技术奖，或许代表着未来国产电影的良性走向。
北方联合影视集团艺术总监、导演宁敬武认为，电影工业层面产业能级的提升是今年中國电影创作的显著现象，比如张艺谋的《影》，一批中青年导演和老导演在电影创作上技术的提升，给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吴冠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电影人正在探索一条道路，如何把国家精神、民生主题以及民族话题融合于在电影创作之中。未来主流电影的发展趋势，需要把这些活力因素都整合进来。
赵卫防将今年的主旋律电影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红海行动》为代表的突出视听因素的新主流大片，这类电影正在成为当下及未来主流电影的主要形式;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献礼性的主旋律电影，如《李保国》《照相师》等，这类影片仍然存在一些人物公式化、主题概念化的问题，但已经开始尝试突破这些创作成规，努力提升人文艺术价值，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刘军则认为，《红海行动》这一类新主流大片不应被贴上“主旋律电影”的标签，而应称为 “主旋律导向的电影”，以避免观众的逆反心理，当下的新主流大片具有突出影像视听功能的典型特征，比如《红海行动》等。除此之外，刘军还指出，2018年一些电影在情感力度上是让人欣喜的，比如《狗十三》，电影艺术性的高低，不仅在于是否具有现实风格，或是否具有电影语言的创新性，还在于影片所表达出的情感力度，是否能够触动人心。
2018年中国喜剧电影类型创作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宁敬武指出“喜剧崩塌”是2018年中国电影创作的显著现象，一方面是开心麻花喜剧的口碑崩塌，另一方面是喜剧电影的市场体量开始缩小，不再占据中国电影产业的半壁江山了。对此，陈旭光则认为，喜剧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不至于崩塌，而是走向了泛化和多元化，与其他类型相互杂糅和融合，比如悬疑喜剧《唐人街探案》系列，奇幻爱情喜剧《超时空同居》等。但从整体来看，2018年的中国电影创作在类型格局上较为缺失，新主流电影大片和合家欢电影的数量较往年明显减少，中国电影应形成“大鱼带小鱼”的类型发展模式：“大鱼”是指受众广泛的新主流电影大片和合家欢电影，“小鱼”是指其他丰富多元的类型电影种类，以此来打造更为成熟合理的电影产业发展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影视系主任陈阳教授也认为，中国电影应坚持多向度发展，在主流电影之外，还应综合考量其他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发展，将艺术结构的合理性与艺术视角的丰富性纳入中国电影的历史书写与未来发展之中。
另外，宁敬武还提出了2018年中国电影创作的“明星崩塌”和“IP崩塌”现象，在崔永元事件引发的明星税收问题之外，明星影响力与电影商业价值的关系在2018年发生了新变化，《无名之辈》等许多没有大明星的电影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意味着中国电影不再盲目地依赖明星，而开始注意到了明星之外电影内容品质的重要性。相应的，2018年的IP也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火爆，这个词正在转化成某种不良资产。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则认为，IP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性，从电视剧领域来看，虽然2018年大IP的改编比较平淡，但远谈不上IP崩塌，尤其在网剧领域，IP仍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和票房号召力。今年电视剧领域的现实题材创作也是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一方面来自于政府的扶持，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管部门计划在2018年到2022年的四五年中推出100部纪念改革开放题材的电视剧，目前有28部已经播出和即将播出，像今年的《大江大河》《黄土高天》《最美的青春》《正阳门下小女人》《外滩钟声》《归去来》等电视剧，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上表现非常出色。此外，今年的现实题材剧不只有改革开放题材，还有涉案题材剧、网剧中的《东方华尔街》、《金牌投资人》等金融题材网剧等，也非常有特色。相比之下，今年的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比较少，即便是大制作《天盛长歌》，也没收到特别好的市场反响。整体来看，2018年的电视剧创作没有出现2017年《人民的名义》《我的前半生》等爆款，网络剧则在今年实行了网台一体化的管理，所以有一些网剧成为了爆款，比如《延禧攻略》《镇魂》《沙海》等，实现了从量到质的转型。
二、影视产业：直面“寒冬”，砥砺前行
在现实主义美学的回潮与“创作的暖冬”之外，今年影视产业的“小寒”也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尹鸿提出了2018年影响电影产业的五大因素，第一是利好因素，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契机，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视电影;第二大因素是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对三四线城市的电影消费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第三大因素是电影舆论的影响，今年很多电影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种舆论既有口碑的讨论，比如《我不是药神》，也有围绕电影本身产生的各种现象讨论，比如《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等，对电影产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四大因素是税收风波，这其实是前几年我们讨论明星天价片酬的延伸，今年由于崔永元先生而激发成了一场税收风暴;第五大因素是机构调整，电影业的管理由广电总局移交给了中宣部，这一变化给创作领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些外部因素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市场相对疲软，我们去年对今年电影突破600亿的最低预期，现在变成了一个需要努力达到的最高目标，今年下半年整体电影热度的下降，也是市场疲软的另一个表现;第二是影视企业的波动，这几年来中国影视企业的数量呈现出井喷的状态，但在今年，许多影视公司开始退出这个行业，这带来了整个产业的动荡与资本的流出。第三是电影产业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高投资的电影项目将会更加谨慎，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明年下半年中国电影的影响会比较明显。
对此，张卫补充道，从今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华语电影评选来看，2019年能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大片数量比往年少了近三分之二，说明2018年很多电影公司没有再生产，后续的作品没有跟上，导致大量贺岁档电影被分散到全年，春节档之后，国产电影与进口大片的博弈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从电影工业角度来看，去年春节档有四部电影工业大片上映，其中《唐人街探案2》和《捉妖记2》都是系列电影，类型片在有稳定的收视人群之后发展为系列电影，这是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但这一良好态势在《阿修罗》这儿受到了重创，这部电影的制作违背了电影生产的规律。所以从电影工业生产来看，2018年是虎头蛇尾的。
吴冠平认为，中国电影产业近几年的活力，主要来自资本的扩张与新媒体的崛起，但这两大动力也为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埋下了隐患。国际上的中美贸易战、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行业税收风波等，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影视行业快速过程中的隐患，引发了影视从业人员危机。
优尼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成胜认为，中国影视行业近几年的高速发展跟资本的助推息息相关，很多老导演都说，现在的中国电影迎来了盛世。但为什么今年突然进入了“寒冬”？一方面是由于今年影视行业出现的两场风波，一个是崔永元范冰冰事件，第二个是郭靖宇导演揭发收视率造假事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影视行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隐患，“寒冬”的到来看似偶然实则也必然。当下的中国电影电影剧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电视剧每年报备的有1万5千集左右，但电视台播出的只有7000多集;电影每年拿到龙标的有600多部，但进入到电影院只有300多部。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的《战狼2》，在全球票房排行榜上只排到第八，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电影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但另一方面，毛成胜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国影视行业的未来保持信心，因为电影的发展存在一个以量换质的过程，而中国巨大的电影受众市场，便是我们的信心之源。
针对中国电视剧产能过剩的问题，戴清则认为，电视剧生产发行的数量和备案公示的比例一直都不高，2017年的比例是27%，今年是25%，整体下滑了不到10%，每年的报备主要是在抢题材，但真正生产发行的数量都在四分之一左右，所以说也不用那么悲观。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所所长刘汉文认为，我们没必要回避今年电影产业的遇冷现象，中国电影不可能一直是春天，但也不可能一直是寒冬。在产业遇冷期，我们应该重点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更加重视提升品质，比如《无名之辈》作为一部中小成本电影，却取得了将近8个亿的票房，说明电影品质在市场上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影视行业从业者要戒骄戒躁、深耕品质;第二要更加重视研究观众，努力做到精细发行，国庆档有一部主要在潮汕地区发行的潮汕电影《爸，我一定行的》，以不到100万的投资取得了将近4000万的票房，充分说明了精细发行的重要性;第三要更加重视研究渠道，在院线发行之外，注重网络发行的重要性，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有146部获得了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选择了在互联网上发行，这一数字比2017年增长了370%;第四要更加重视终端研究，主管部门日前发布了文件，提出要加强电影院线的建设，要在2020年达到8万块银幕的目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特色院线和点播影院建设和发展的鼓励，这为院线终端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司若也指出，在影视行业的寒冬期，我们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为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我们应利用时机建设影视工业化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影视产业链，包括研发、融资、制片管理、宣发放映以及后电影市场的开发等，促使影视企业增强自觉性和自律性，共同对抗风险。其次，产业寒冬期的影视投资并不积极，许多项目周期被拉长，对影视企业和创作团队来说正好是打磨项目的好机会。影视企业应摒除前几年挣快钱、挣热钱的浮躁心理，潜心研发好的项目，重视提升品质，以规避风险的发生，做好替代措施，打磨和储备优质项目，去实现团队精品化的创作。第三，影视企业要正面拥抱当下创新的环境，接触新技术，研发互联网端的项目，在融媒体的环境中做多元价值的开发，还可拓展到更宽泛的平台或赛道上，如影视企业跟教育培训行业相结合，充分发挥影视产业的影响力与教育产业的国民经济重要性，实现1+1>2的共赢态势。第四，在行业冷静期，影视从业者应保持积极的心态、修炼好内功，影视企业要做好人才储备工作、开发新的价值点，比如今年，华策与浙江传媒学院合办了电影学院，中影也增加了教育培训板块，相比影视行业的高投资高风险，教育产业是现金流业务，是在“寒冬”里能支撑一个企业生存下来的主要力量之一。
范志忠也提到了华谊兄弟、华策等影视企业对影视教育的重视，认为“教育的产业化能带来影视公司收入的常态化”。这意味着面对当下影视行业管理机构的改革与税务整顿，影视企业看是寻求一种自我调整，以应对危机、实现长足发展。
刘军也提出，我们要注重多种模式的电影人才的培养，中国的电影教育应将专业性的电影学院与综合类大学都容纳进来，目前中国有400多所高校开设影视类专业，从规模、体量到水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这有利于培育中国的电影文化，推动中国电影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2018年中国电影业由广电总局到中宣部的机构调整，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将是一个利好消息，2019年预期会出现政府提振的优秀影视作品。此外，刘军强调我们应在中美贸易战的国际视野下看待税务风波，提高中国电影的文化自觉，开掘本土类型电影，重回方言电影传统，如江南电影、京味电影、海派电影、西北电影等，在国际形势下呼唤并建设中国电影学派。
浙江卫温远航台湾基金会理事长、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国平也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影视行业的发展，指出应将影视小镇、影视主题公园的建设纳入中国影视产业链之中。
陳阳也认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应置于世界视野之下，在中外互动之中综合考察，如《我不是药神》的表演风格典型地体现了斯坦尼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影响，而西方现代主义电影和中国传统美学的风格恰相吻合。当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更加凸显了世界视野与共享价值的重要性。中国电影产业与美学的发展应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不断走向世界。
20年前，《甲方乙方》里的一句台词流行至今，“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20年间，中国电影走过了市场化初期的艰难探索、产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创作和美学观念的更迭流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就要过去了，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与研究者，我们在怀念的同时更要反思，在回眸之时亦要展望。中国电影年度论坛的举办与中国影视蓝皮书2019的启动，将成为我们怀念2018、展望2019的一个载体，镌刻在中国电影迈向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