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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
“七七事变”的七十七周年已过去了，心里的块垒还是不吐不快。
1937年，我未满十一岁。那一年我小学毕业。每年的毕业典礼都是办得很热闹，很隆重。那一次的毕业典礼暨恳亲会就定在7月8号。那天早晨，我和二哥（我和二哥同班）兴高采烈地去到学校，只见体育场上静悄悄的，没有丝毫聚会的样子。我们还以为来得太早，可是等了好久，只等到几个和我们同样迷惑的同学，怎么啦？
大概是八九点钟吧，来了一位老师，手持一张报纸，手指报纸大声说着：“日军炮轰宛平城！”他说打仗了，毕业典礼取消了，大家回家去吧。大家都灰溜溜地回去了。
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我刚满五岁，还很不懂事。到1937年的“八一三”，我已是稍有记忆，毕竟已经十岁多，而且小学毕业了。
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公民教育（即现在的政治课）也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解放前的教育也不都是一塌糊涂的。比如我，至少就我来说，小学毕业时才十岁半，却懂得而且记得一些历史事实，足见当时对一般国民进行的并不是奴化教育。我记得，1915年的5月9日，袁世凯屈于日寇的淫威下，签下了卖国的二十一条，这叫做五九国耻，日本人造的孽；1925年的5月3号，日本军队开进济南，冲入了交涉公署，把署内17名官员全部捆绑后枪杀了，其中，交涉专员蔡公时和这帮野兽据理争辩，竟被先割去耳鼻后枪杀。这是五三惨案。还有1925年的五卅惨案，起因也是因为在上海的日本纱厂里，鬼子杀害了工人顾正红引起的；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都说明日本鬼子正在一步步地紧逼我们，在绥远（现在的内蒙古）捧出个德王傀儡，意图把那个地方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接着又在冀东鼓动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个防共自治政府，不听中央号令，还不准我们在平津一带驻军。这就是当时我们在学校里所受的国耻教育，老师讲得痛哭，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毕业典礼又因鬼子炮轰宛平城而取消了。为什么鬼子的道理就不像是人类具有的呢？甲午战，占领了我国的领土后滥杀我国平民，极不应该，毕竟那还是敌国，日俄战时，选了我国的地方打仗，日军还是大肆屠杀中国平民，什么道理？日本军队开到济南杀害我国的外交官员，又是凭什么？柳条沟南满铁路发生爆炸，关东军趁机攻打沈阳，进而占领全东北，后来诱拐了溥仪去东北登基搞出个满洲国来；一二八淞沪战后，又不准我们在淞沪地区驻军，他鬼子却在上海四川路上设有驻军司令部，耀武扬威的。卢沟桥事变起因，也是说他的士兵失踪了，要进宛平城搜索，驻军不同意，日军就炮轰宛平城。
在日本鬼子的心里，就没有一个道理。试问，哪有一个国家容许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驻留的？你说你的兵在我们的地方失踪了，活该！我们没有请你来。关于慰安妇的问题，安倍说，你们国家也有妓院嘛。他把强迫赶进慰安所的良家妇女和妓女相提并论。他为参拜内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辩解说，各国都有为国牺牲受人祭拜的烈士墓嘛。老是在偷换概念，像个政治无赖。在他的摆弄下，日本越来越深陷进军国主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八一三和八一四
今天是8月14号。
八一三是1937年8月13那天，日本鬼子发动了侵犯上海战争的那天。那时我家正在上海租界居住。虽然那时我还小，但已从小学毕业，满腔热血，同仇敌忾，街上商店里整天播放着电台的爱国歌曲，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那是整天滚动着唱的啊。尽管在上海中国地界的战争打得是轰轰烈烈，租界里的人心却是热火朝天。不少热心人士自己出钱往前线输送物资，街上到处有募捐点和流动站。上海经过1932年一二八的战役，心里一直都憋着气呢。一二八后，上海的乞丐只要自称是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战役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十九路军）的伤兵，马上就能收到源源不断的钱啊，衣服被褥啊，一下子就能得到能回老家广东的盘缠。上海人对十九路军这么敬重，也就是表示对日本鬼子的憎恨。所以八一三的战端一启，上海人那个兴奋劲啊！
八一三战役是在日本上海的驻军司令部附近爆发的，鬼子原说几天拿下上海，三个月占领全中国。但是，仅在上海，它已是屡屡增兵而久攻不下，上海人可扬眉吐气了。
八一三的次日是八一四，那天我们好几个小伙伴在一处山庄玩耍，突然发现天空接连地冒出一朵朵黑烟，仔细看去，有好几架飞机在朵朵黑烟中穿行，我们这才醒悟，那是我们中国的飞机，正在袭击停泊在黄浦江上的鬼子军舰，那一朵朵的黑烟，正是鬼子的高射炮打出来的。那天我国的飞机是从杭州起飞，目标是日本的旗舰出云号，那次的袭击，重创了出云舰。
中国的空军和鬼子的相比，不在一个水平上。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他们。可是我们年轻的空军在整个抗战期间，创下了不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更有不少壮怀激烈的动人事迹，我不记得他们的姓名，但是不会忘记有一位飞行员在人机都受伤的情况下，驾机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位飞行员好像叫乐以琴）。类似的英勇事迹有很多很多。我们原来的空军几乎是全部牺牲了的，伤亡率远远高于陆军。对于这么多位烈士，我们应该永远缅怀。
由于八一四是我国空军第一次主动出击，当时的政府就将八一四定为空军节。每到这一天，我总会想起在高炮打出的黑烟阵中穿行的那些飞机和驾驶那些飞机的英雄们。
日本投降日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广播演说向盟国投降为日本投降日。其实我那个时候在重庆，在8月10号就为日本投降乐疯了。怎么回事呢？当时美军驻华的总部设在曾家岩。1945年8月10日下午，我正好在那个总部附近，看见有几个美国士兵，拿着手提扩音器，一面走着一面高叫：“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又用洋腔洋调的中国话叫道：“日本投降！”一路从曾家岩走向上清寺、七星岗，一直去到市中心。我马上跑去临江路二哥住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我们马上走出家门，去到精神堡垒（现在解放碑那地方），那里是重庆的中心，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好像疯了一样，人人之间都像是久未见面的好友，拉手拥抱，大家都在喊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直到深夜，那里还是人头攒动，跳的舞的，唱的笑的，挤得水泄不通。一辆公交车被人群阻挡在那里动弹不了。赵丹爬上车顶，在车顶拿大顶时，不慎摔下，说是骨折了。率真的赵丹做出这些动作完全有可能的。次日，重庆《大公报》的头版用木刻的标题字（因为排字房里没有那么大的铅字）“日本投降了”，五个大字就占了半个版面。
后来才知道，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10日上午就已经电告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家），请他们转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日本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当天下午，消息传到重庆，才有那一次的全民疯狂。
8月10号以后，人们就在等待着如何庆祝这个得来不易的胜利，可是老不见政府有什么动静。原来国军正在调兵遣将，海运空运地去抢胜利果实了。直到9月3日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下降书，那时才宣布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大公报》调侃道：“饭冷了，菜也冷了。”因鬼子猛地投降导致的物价下跌后不久，人们冷静下来，物价又猛地飙升，谁还想什么庆祝啊。这时人们都在想着搞机票船票和车票，抢着“还都”了。
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娱活动
抗战时期的桂林，除了跑空袭警报外，关心的就是物价。物价的飞涨开始于鬼子飞机来袭之后。那时武汉和广州先后沦陷。政府统治地域缩小，税源减少，支出又猛涨，就只好印钞票来维持了。手头没有这些资料，只是觉得生活越来越艰难。可是苦中作乐还是在进行着。
那时当然还没有电视呀，MP3之类电子产品，即使看电影也不容易。开始时就只一间新华电影院，位于阳桥北不远西侧，影院门口有一木牌子，丄写：“一滴汽油一滴血，坐汽车来看电影的是亡国奴”。当然有车的还是照坐。当时桂林城里的汽车恐怕还不上十辆。谁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查谁坐车来看电影了。初期有上海的电影，如欧阳予倩编导的《木兰从军》，还有苏联的五彩片《夜莺曲》，都风靡一时。我们汉民中学的师生都冒着雨，走夜路来城里观看。以后在中北路（十字街以北的中山路当时叫中北路）乐群路口以北东侧开了一间大众戏院。那里曾放映过苏联五彩片《凤羽飞马》，美国的配乐卡通片《幻想曲》、特技片《月光宝盒》。太平洋战争开始，很多港澳及南洋的难民逃来了，乐群社旁边开了一家乐群影院。这家影院开设较迟，设备好些，场地虽小，音响特棒。他们好像专门放映美国片。什么《罗宾汉》、《小鸟依人》、《春闺三凤》等都有很好的票房。
北方来到桂林的京剧角儿如李雅琴、刘筱衡等都纷纷挂牌登台。那时的京剧院好像就在水东门外漓江边，是一间草草搭成的篾笆剧院。我不懂京剧，记不清了。
奇怪的是我竟看了好几场桂剧，剧院好像在正阳路和桂东路之交东南角。我已不记得看的什么剧目，恍惚记得那是一个所有演员都是什么仙的桂剧科班。唯一记得的一位演员就是苏芝仙。我连续去看了六七场吧，再也没去看了。还记得不知出于何剧的一句唱腔：扬鞭——挥动了——龙骑——兽————思想起，二（念作ei音）双亲，珠泪，双流——至今还会唱。
如果那也能算数的话，还有欧少久和小地梨在七星岩洞口的相声，还有阳桥两边盲人时常在那里唱的凄苍的零零落。
当时最牵引思念，鼓舞人心的还是话剧。关于当时的话剧运动（的的确确已形成轰轰烈烈的运动），怎么褒扬都不为过的。由于已有不少仁人诸君的说道、叙述，我不啰嗦了。
抗战刚胜利时的重庆
抗战胜利纪念日，有人说是9月3号，有人说是8月15号，可我清晰地记得是8月10号。那时我正好是在重庆曾家岩附近住。那天大概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设在曾家岩的美军总部里响起了炮仗声，接着就有好几个美国军人手拿着铁皮话筒，一路走着，一路用洋腔的中国话叫着“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从曾家岩，上清寺，七星岗一路向市中心走着喊去。还没到精神堡垒（今解放广场），全城的炮仗声已响成一片，人们像疯了一样，叫着喊着，跳着笑着，都自然地往精神堡垒走去。还没到那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我急忙去到二哥家中，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了，二嫂说怪不得到处放鞭炮，于是我们三个就走出家门看热闹去了。还没到精神堡垒，就听说赵丹在那里的一辆汽车顶上疯得拿大顶，摔折了骨头。那天那时，每个中国人都乐得要发疯。
胜利了，不少下江人（重庆下游的人，主要还是指江浙一带的人）准备要回家了，很多人在街头摆起了地摊，出卖一些难以携带的物品。一路飞涨的物价开始时有点下降，但这种假的降价很快就变成真的涨价了。东下的船票，汽车票都是一票难求，至于飞机票，那更是掌握在军特手上。因为那时基本上没有民航，只有靠盟（美）军的军机穿梭于我国东西，要想谋得一张机票就得走军方，特别是特务部门的路子，其中的曲折黑暗是想象得到的了。车船票到了手，也不一定能平安到家。坐汽车回去的往北出陕西，往南经贵州，这两条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汽车出事。因为这两条路都要经过险峻的山林，而且都是为了战争需要修筑的简易公路，路况不好，加上车子多数是用木炭作燃料，车况又不好，所以出事就难免的了。那些买舟东下的人也未见好多少。东下的船都不大，因为川江容不下大船，而且为了多搭客，把船挤得满满当当的。直到我1947年离开重庆东下时，那客船（我都不好意思说是客轮）还是塞得满满的，江水都已经浸到了船舷，稍微有点晃动，水就漫上船舷。经过三峡险滩时，船家命乘客把窗关了，不准出去，不许乱动。坐在船舱里，听着那咆哮的水声，水手们急切紧张的呼喝声。要观赏三峡美景？想都别想。那时只有忐忑的心情，心中念着佛名，保佑平安吧！从此可知，在1945、1946那两年有多少失事的下行船只了，因为那时更乱，更挤。
客船经过了三峡，一出南津关，视界马上开朗，那一望无际的平原啊，若多年龟缩在西南山区开门见山的局促心境突然敞开，那个痛快！加上已经度过了一段险恶的旅途，放心了。
我的目的地是上海。川江船是不往武汉以下走的，在武汉待了几天，就买了一张统舱票（相当于火车上没座位的站票，在舱里，哪有空睡哪里，比火车的站票好些）浑浑噩噩地去上海了。上海，我是1937年离开你的，隔了十年，我已二十一岁，我回来了。
抗战胜利后琐闻
我的这些回忆都是小民小事，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抗战胜利后有些事情想来很有意思。那时老美刚在日本放了原子弹，于是原子马上成了流行词。彩色电影虽然在抗战期间就已传入了我国，我在乐群戏院就看过《罗宾汉》、《小鸟依人》等好莱坞片子以及《凤羽飞马》等苏联片，但毕竟不多。胜利后，好莱坞的影片和其他的美国货一起，排山倒海地倾倒到中国来，而且海报上都标有原子字样。什么原子五彩、原子七彩，还有原子十彩的，最多十彩了，再没有其他数词修饰。很夸张。另外就是铺天盖地的塑料产品。那时不叫塑料，叫玻璃。最时兴的就是玻璃丝袜了（后来才有人称之为尼龙丝袜），另外，有玻璃裤带、玻璃梳子、玻璃尺子，玻璃这，玻璃那的。玻璃裤带看起来非常酷，我买了一条，没几天裤袋孔崩裂了，再过几天，断了个没商量，好看不中用的东西。
老美在战时运来的很多军需物资，在打完仗后就显得多余了。比如说那堆积如山的军用食品吧，部队都已复原回国了，这些东西拿回去用又不是，因为是野战军粮，高能量但并不可口，又卖不出去。于是就做了好事，把这些物资留在了中国（不知算钱没有，相信即使算也是很便宜的）。成立了一个救济总署，说是让救济总署来负责处理分发这些物资。可是这些物资很快就在市面上出现了，我见到的有罐头黄豆（那豆粒有小指头那么大），有三四倍大于我们自产的花生，有午餐肉罐头、火腿罐头、黄油罐头……都是一打开就能直接食用的。市面上这些东西的售价贱得令人难以想象。当时有种军用奶粉，其他物资皆是军绿色罐头，只写品种名，没有商标。唯独奶粉有商标，而且商标很有趣，叫克宁。它是把英语奶字milk反过来写成为klim，音译就是克宁了。克宁奶粉便宜得很。它的罐装比现在商店里的奶粉罐大多了，起码有两千克。其售价是一块大洋三罐。搞得当时上海两家奶场（光明和红星奶牛场）把奶牛赶上大街来示威。
还有就是所谓的原子笔。其实原子笔是源于笔尖是一颗小圆珠，原名就叫ball pen（带珠的笔），翻译过来应该是圆珠笔。上海话的“珠”“子”同音，于是善于弄噱头的上海人就把它称为原子笔了。说起原子笔还有个政坛上的笑话。
好像有一个名叫雷诺的美国人，据说是他创制了圆珠笔，大约在1947年吧，他携带了大批圆珠笔来到中国，在南京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居然和行政院那一级的官僚搭上了线，行政院为他召开了大型的招待会，又设宴，又举行报告会，在各个场合雷诺都大把地派送圆珠笔，还煞有介事地和行政院签了一个考察协议，允许他去青海甘肃交界的积石山做科学考察。临走的那天，很多高官去机场欢送，预祝他考察早日完成，胜利回到南京作进一步的项目商谈。飞机上天后不久就失踪了，那架飞机没往西走，而是往南飞了，直接去了印度。事后才知到雷诺实际上是一个流氓商人，他要的就是轰动效应，以此来促销他的圆珠笔。倒是把南京的一些高官搞得灰溜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