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战争片，《拉贝日记》采用了不恰当的高远视点，以至忽视了中国难民的真实存在：其次，作为失职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人格化身的抽象父亲形象，因与具象的清纯可爱的女儿形象缺乏对等关系而显得突兀怪异。最后，琅书，这位用白描手法勾画的正面中国少女形象，因其对父亲的单一仇恨情绪与不知感恩的品德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光彩。
[关键词] 虚设群像 父亲 女儿
影片《拉贝日记》讲述了一个德国纳粹商人在南京大屠杀中，如何挽救25万人生命的故事。这部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于2009年4月29日公映，尽管德国籍导演傅瑞安·加仑伯格并不认可这样的类比。看完全片，笔者终于明白导演否定这种类比的理由。以下将从群像、父亲、琅书三方面切入影片进行分析。
群像
简爱曾对罗切斯特说过一段令人记忆深刻的对白：“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她和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可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我们穿过坟墓共同站在上帝面前”。地位卑微的简爱即使面对比自己高贵得多的主人，也勇敢而不失体面的维护自己作为家庭女教师的尊严。相信这段话会使任何试图有意或无意忽略地位低贱者的贵人都心生敬畏。当我们用简爱这份从尘埃里也要开出花朵的人格力量来审视《拉贝日记》的群众形象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纵观全片，《拉贝日记》的群众形象给人留下的只是活道具的苍白印象。他们是一群缺乏情感穿透力的黑压压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创作者将以德国人拉贝为代表的负责安全区工作的外国人当作上帝，而将陷入恐怖战争的中国难民当其子民!这位上帝(拉贝)有感情，身体会染病，更会在情绪低落的时候用弹奏钢琴来释放情绪。而中国难民会什么?他们只会在纳粹国旗的掩护下像仰望太阳般仰望大恩人拉贝。尽管安全区的中国难民是被救助的对象，但这并不丝毫降低他们作为人的意义的存在，与德国人一样，他们在精神上与施救者是同等的。而影片从头至尾只会站在施救者的立场激情挥洒笔墨，以至将被卷入不幸战争的中国人民置于被动的冷眼旁观的境地，他们会做且只能做的是仰望、聆听、瞩目与鼓掌。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中国民众”被不幸的无限虚化、弱化以至形同虚设。
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评论界在将解冻后的艺术作品与斯大林时代的艺术作品进行对比时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评语：“我们今天的电影与斯大林时代个人迷信极盛时期所造成的所谓‘影片寥寥无几’时期的电影有什么区别……在艺术中一切都由艺术家的观点来决定，要看艺术家从什么角度来看自己的主人公。那个时期的绝大部分影片(虽然即使在那时，偶尔也摄制出了一些不坏的影片)都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感觉：仿佛是，艺术家选择了几乎是九霄云外的高空来作为自己的了望台。他看到了‘远处’和‘远景’，还有其他许多肉眼所看不到的西。但唯独人，有自己的痛苦和欢乐、和他住在一幢房子里、在同一些街道上行走、同时作为艺术作品的唯一研究对象的人，却已经落在他的视野之外。‘高空’妨碍了他。”可见，关于电影创作的行动规则，前人早已论述得十分精当恰切了。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高空视点”也无一例外的深深削弱了《拉贝日记》的群像塑造效果：因为要对居住在宽敞明亮的公馆中的高贵救助者们做最细腻、最真实、最连贯的情感描刻，故而那些密密麻麻来往穿梭的难民们便被无可争执的熔铸成一块没有生命的大石头，他们安静本分的呆立在没有轮廓光的黑暗背景中，只是为了更加提升前景人物的立体效果，同时为那些终日为安全区殚精竭力工作的外国友人提供挥洒爱心的载体，那些索然无味毫无表情的中国难民与士兵们在富丽堂皇的布景中被摆弄着，造型着，最终成为一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活道具。
相比而言，那些在表现群像方面的优秀战争片会时常令我们感动。前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讲述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影片虽以“一个人”来命名，但实际刻画的是在战争中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苦难遭遇。与拉贝不一样，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历经千辛万苦存活下来的普通人的故事，主人公索科洛夫不具备救助其他人的能力，能活下来，就是奇迹。影片匍匐于普通人的身心创伤，细腻真切的表现出在非常处境中人的生存景况。一次，主人公索科洛夫与一群人被德军俘虏并被驱赶到一间教堂里过夜。德军命令他们在天亮前不准出教堂，这时，一个俘虏突然喊到自己要大便，他急切的在教堂里四处找出路，旁人让他就在教堂里大便，但他是个信徒：“怎么能在教堂里大便，我不能亵渎教堂啊!”于是他拼命拍着门想出去，这时只听到一声枪响，他倒下了。在此，我们震惊的看到人的肉体所无法消灭的物质局限性在宏大战争中被凸显出来，这是众多战争片所不具备的对人的血肉之躯的观照和怜悯。我们从熟见的浓烟大炮、冲锋陷阵、红旗高扬等宏大场面中，终于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和人的真实要求，这不是对人的讽刺挖苦，而是对陷入非常境遇中的普通人的尊重与人道主义关怀。此片不仅对恢弘的战争做了正面描写，更对渺小却不容忽视的个人——他们是血肉的人，是有生理需求的人——做了真诚的刻画，他们不再是供观众膨胀胜利野心、抒写英雄主义凯歌的道具与符号，而是每个观众都能用身体去感受和思考的真实存在的人。《一个人的遭遇》在这方面的人道主义关怀，甚至《辛德勒名单》和《钢琴师》也有所不及那种运载战俘的闷罐车并没有表现无数男女少幼在其中所遭遇到的生理上的尴尬，《辛德勒名单》中只有辛德勒用水管浇火车、给车中战俘降温的场面，如果能像《一个人的遭遇》那样，将人之作为人的不可摆脱、不可超越性表现出来——而不仅仅是被脱光衣服供人检查(这仍然有迎合观众偷窥欲的商业片特点)——则更能凸显出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兽性践踏。在号称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中，我们丝毫找寻不见对普通人的人性观照。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之所以令观者难以忘怀，正在于影片不仅刻画了辛德勒这样一个倾家荡产买犹太人性命的德国人，还在于影片并没有因此就将其托举到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席，我们同样能够清晰记得影片中被救助的犹太人形象；正是由于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他们的存在，才更加烘托出辛德勒的伟大。因为被救助者是人，而不是供救助者树立丰碑的冰冷砖块。
父亲
影片还设计了一位垂老将死的父亲形象。在父亲被日军枪杀后，儿女尽最后的义务将其拉到荒野处埋葬掉。这位身体瘦弱不堪，不管不顾孩子生活衣食的父亲形象是典型的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人格化身。细节是这样的：姐姐琅书从学校偷来食物，趁半夜给弟弟送去，当她走进四面透风，破败不堪的家门时，先看到了床上熟睡的父亲，又脏又破的败
絮包譞着父亲干瘦的身体，她很快从父亲身旁走过，径直去了弟弟的床边。弟弟从床上起来，欣喜的看到姐姐带来的饭菜，大口吃起来。可想而知，父亲此时也处于饥饿中，但琅书竟然没有为父亲准备一份食物、当一队日本兵野蛮的破门而入时，体形瘦弱的父亲挺身而出，大声呵斥“给我滚，王八蛋”，但日本兵立刻枪杀了父亲。从这个唯一正面表现父亲的场景看，此父亲是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誓死保卫家园的中国人。同时，这个片中唯一正面展现的地道中国人的家庭便恰如其分的浓缩为陷入战争困境的中国的象征：丝毫无防卫能力的一家人被日本兵野蛮的闯入，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的枪杀无辜，并强奸女性。(外国侵略者对女性的强奸，象征着对中国犯下的最大罪行。)在姐弟俩拖父亲的尸体到野外埋葬的时候，进行了一段含义极其抽象的对话：
弟弟：我们为什么要埋他?
姐姐：这是做儿女的责任。
弟弟可他对我们并不好。
姐姐：但他是父亲，如果不埋他的话，相当于让他再死一次。
弟弟：谁让他对我们不好的。
姐姐：你也给他烧一个。
弟弟：我不想烧。
姐姐：别记恨他了。
中国自古有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然而，姐弟俩在埋葬父亲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流露出亲人在战争中被日军残忍杀害的悲痛与仇恨，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被有常人情感的观者所理解的。不知道姐姐所说的“可他对我们并不好”指代是父亲哪方面的错失，但为人子女的她却没有为同样被饥饿困扰的父亲准备一份食物，这难道不是不孝吗?
尽管有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怜与可恨如影随形，但影片毫不留情的将父亲推至一无是处的大恶人之席，则是对此角色简单粗暴的失当处理。拍摄于1994年的国产片《慰安妇74分队》中有一个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日本军曹池田尚男，但就是这样一个动辄毒打中国女人、当众脱光女人衣服的日本侵略者都心存点滴爱心(他把自己的饭团留给慰安妇枝子，并安慰奄奄一息的枝子，)如此一个魔鬼般的人物也时常闪烁出点点作为人的光芒。《拉贝日记》中的父亲却连一个正视观众的权利都没有被赐予。被剥夺话语权的他只是在儿女们的埋怨声中被冷血的埋葬掉。儿女对父亲的去世没有丝毫情感伤痛的流露，也不见他们对日本人的暴行有点滴仇恨心理，仿佛埋葬的是一个恨不得将其手刃的仇家，这种冷静的近乎残暴的儿女不免让人毛骨悚然，对父亲的仇恨与不敬使这对本该引人怜爱的姐弟失去了应有的感染力。
用人格化身来象征政府形象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有先例的。1937年，上海联华影片公司拍摄了一部由8个短片连缀而成的集锦片《联华交响曲》其中最长的一部是由蔡楚生导演的《小五义》。影片将20世纪30年代陷入战争命运的中国进行了象征化处理。片中的父亲是个没主见，见钱眼开、易受人调唆的懒笨之人，五个孩子(象征了中国的五族共和)却是明辨是非，嫉恶如仇的正义之士，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失职而有丝毫的不敬之处。当女孩被恶人偷抢后，四个男孩齐心协力将其救出，并把恶人五花大绑推入水中，结局是众人痛打落水狗的狂欢场面，一家人再次和好如初。与《小五义》相比《拉贝日记》中的父亲显得多少有些无生气：父亲出现的突兀，消失得也突兀，儿女的恨也无来由，琅书对德国人的爱也无来由。在父亲惨遭杀害后，琅书与一德国人莫名相爱，在那张全家福似的照片中，弟弟在中间，宛如德国人之子，中国父亲的地位让位给了洋爹!这难道无异与再让生父死一次吗?
琅书
可以理解的是，创作者只是想让这个模糊抽象的父亲成为失职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人格化身，但女儿对父亲单一的仇恨情感使琅书这个具象的清纯女子的存在变得缺乏依据。其实，对于表现战争中人的敌对情绪的问题并不乏优秀片例。
苏联影片《静静的顿河》的男主角格里高利第一次参加战斗、杀死第一个敌人的反映是：跳下战马，伤心的注视着死者的面孔，他的内心是痛苦而矛盾的，人性在这里被撕扯与烤灼。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富农的儿子铁摩菲也被革命者射杀了，可是在情人眼里，他的死也表现出生命逝去时的悲凉感。在《第41》中，白匪军官“蓝眼睛”被红军女战士击毙了，可他的死在瞬间却脱离了反动的阶级属性，呈现出艺术审美的魅力。《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表现了一个苏联女兵打死一名德国兵后的反映：她伤心无助的痛哭起来：“我打死了人了……我知道他们做了很多孽，可还是难受。”此刻，敌我对立的立场在人与人的友爱与怜悯中消弭隐没，人性挣扎时的闪光点从血腥撕杀的战场上勃然有力的升腾而起，这是对战争最尖锐的鄙视与最深刻的诅咒。在此，不仅存在一个革命的正义视角，还存在一个人性的视角在审视这个革命的视角，革命的功利观没有理由排除对反革命者作为人的层面的反思。革命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忽视对反革命者作为人的悲惨结局的凝视。革命的视点以及超越其上的人性视点使影片的意义得到有力提升，因为只有一个仇恨的视点将会使人物显得无比坚硬、苍白。试想，战争中尚且存在对敌方士兵死亡时作为人的同情之心，何况女儿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的弑父暴行!因此，此角色缺乏人性逻辑的无动于衷令其丧失了应有的魅力与存在的充分理由。
这个整天拿相机四处游走拍照的教会学校女学生还差点给她的同学们带来杀身之祸。由于个人私事(给弟弟送饭)，琅书破坏校规私自外出，被发现行踪后，她慌忙逃回学校宿舍，追赶来此的日本兵执意对全体女生进行搜身。同学为了替她掩盖过失，承担了脱光衣服被日军官检查的奇耻大辱。对于日本人，观众一定会一如既往的仇恨，但对于琅书，同样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祸事是因她的个人利益而起。然而，她的轻率行为给众姐妹带来的心灵伤害影片丝毫没有涉及，仿佛这一笔帐也应一并算到日本人头上。影片不仅没有点滴呈现她的忏悔与感恩之心，反而瞬间将她打扮成一个衣着华丽的纯情少女，在没有丝毫精神与心理负担的情况下，与德国人谈起了恋爱，并在影片结局中，馈赠了她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事实上，全体女生该仇恨的不仅是日本人，还有这个不懂得遵守校纪的同学，而她却莫名其妙的没有被憎恨，不遵守校规的她应该伏地感激那些牺牲了自己年轻身体，并将高贵的女性尊严悲伤收起的同学们，可她竟没有丝毫的感恩言行。影片为了打造一位年轻貌美、心灵纯洁的女学生，残忍的将众女性的形象挤压到阴暗的背景中，此种处理手法无异于在日军的暴行后，对女性尊严的再次践踏，这是何等的暴力与霸权!做出巨大牺牲的她们竟然在影片中没有被赋予一次流露悲伤的机会。不禁使观众感叹：为如此一个不懂得感恩的黄毛丫头做出这等巨大牺牲，实在是一件无比冤屈的事情，
结局
《拉贝日记》的结尾方式是令人感到隔阂的。中国人是不习惯当众以鼓掌的方式给某个人祝福的，这是西方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中国人是含蓄而内敛的：“西方人在场合是尽量调动一切外在的手段，如拥抱、亲吻和眉飞眼动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而这一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却像是做戏～样的夸张和矫揉造作……中国人的表情，特别是在正式场合下的表情，往往是遮蔽性的、防范性的，而不是表达性的，不是为了‘表情’，而是为了‘掩情’。有人曾慨叹说，中国人几乎成了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指的是那种表达性的笑)，不会跳舞的民族(指的是那种极刑式的、自发的跳舞)，不懂幽默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心领神会的幽默，而不是滑稽)。”因此《拉贝日记》好莱坞式的结尾令本就极度缺乏真实感的影片又增加了一层百老汇舞台剧色彩，我们权且把它当作战争童话来解闷吧!只是该死的亵渎了战争中的受难者!!真是罪过罪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