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这类影片中像李连长这样的英雄人物，不会有个人情感方面的表现。该片也正因为有了这条情感副线，不仅固有的紧张节奏得到一定舒缓，而且人物的内心活动得以触及，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英雄传奇有原型
因电影《南征北战》的创作与拍摄，当时还属华东军区的部队作家沈默君，与上影厂建立了联系，双方有意进行第二次合作。在商议创作题材时，沈默君说起1949年渡江战役时一个故事：我第三野战军的一支部队曾派出一个侦察营先遣渡江，突破了敌人吹嘘的“长江天险”，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上影对此极感兴趣，认为切合上面要求拍大题材的需要，双方一拍即合，于1951年秋开始着手剧本创作。
尽管沈默君常年生活在部队，而且很早以前在团里做宣传员时，行军、住宿就与侦察排在一起，没事就听老侦察兵讲故事，可惜未曾有意识地搜集材料，因而临到动手创作时还是觉得心中无数。于是他便前往皖南繁昌、铜陵、南陵沿江一带专程采访，找到当时给侦察营当过向导的人员，以及与侦察营有过联系的我方游击队的一些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沿着当时侦察营渡江的突破口以及所活动的地区，深入进行调查，搜集了约30万字的材料。
不过，作为剧本中最主要构成的人物，在沈默君的脑子里还十分模糊，只有隐隐约约的几个侦察兵的影子。他又设法找到当时率领侦察营渡江的慕思荣，与他一连谈了十几天，逐渐构成了后来出现于影片中的吴老贵、小马、周长喜、杨威四个侦察兵的初步形象。
在剧本写作中，沈默君又揉进了所搜集的其他材料，并加以适当的虚构。如剧中吴老贵、小马过江送情报的情节，就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大军渡江前夕，皖南铜陵地区有个名叫赵邦根的游击队员，是有名的“水鬼”，曾将重要情报塞在盛蓝墨水的小玻璃管中，越过敌人的江防阵地，划船渡江半途被敌发觉，只好冒着弹雨弃船泅水，在江中漂流数小时，终于将情报送至江北岸我大军总部。
刘四姐这个人物，同样也是以真实材料为基础虚构而成的，不过更多地融入了沈默君的切身感受。他在沿江边搜集创作素材时，曾经访问过几个渔船上的渔民，了解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曾经冒着极大的危险摇着渔船，渡过了我们很多部队，有的渔民为了抢渡新四军的伤兵而遭受敌人的迫害。沈默君就是皖南人，也在皖南当过新四军，听到这些事迹后很受感动，觉得应该间接地写一写那些有功于革命的渔民，因而把刘四姐这个人物的出身安置在渔船上，并且设计了刘四姐8年前对李连长的一段恩情，使这两个人物在剧中有机地联系起来。至于他们的爱情关系，沈默君开始并未打算表现，写作时觉得他们8年前的交往非常可贵，有促成相爱的基础，就写了他们重逢后逐渐产生了爱情。
初稿出来后，沈默君认为毛病不少，如李连长性格不够突出，正像有同志所批评的是“单线条的铅笔画”；敌军长写得近乎老一套，敌情报处长虽然设计为诡计多端、老奸巨滑，但在其行动中并不鲜明；最严重的是情节设计有从形式出发倾向，为追求惊险而不够真实、合理，让侦察队为了获取敌人全盘江防计划，捕获了敌方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的女特务及汽车，由刘四姐伪装成记者，李连长开车，混入敌军捉了敌军参谋长，看似惊险却难以令人置信。针对这些问题与不足，沈默君反复进行了修改，连同最初搜集材料，剧本创作前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
探索惊险片新路
中央电影局对剧本的审查倒很顺利，很快予以通过。沈默君曾说，因这个本子好，作为编剧有权挑导演，力荐由合作过《南征北战》的汤晓丹执导。而汤晓丹对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人物也甚为喜爱，有很强烈的欲望把它搬上银幕。他大胆而果敢地把该片定为惊险样式战争片，并首先对文学剧本进行了删削，以体现影片因惊险样式所必须具有的简炼，仅第一次阅读剧本用红笔整段整段删掉的情节就达19处之多，还对人物对白作了推敲，可有可无的大白话、重复话全部去掉，计有100多句。对此沈默君开始还有过不满，不肯压缩。汤晓丹理解这位颇有才气、个性强烈的作者表现出来的过于主观乃至固执，反复耐心地讲清精炼情节有利加强节奏、能以画面或人物行动说明决不用对话的道理。事隔多年以后，沈默君在致汤晓丹的信中由衷而言：“我从老先生那里学到了蒙太奇语言技巧，使我在后来的创作中得到应用和发展。阁下乃我平生最有引导的良师益友。”
汤晓丹善于从不同侧面刻画人物，使之既有共性又有鲜明个性。像李连长的智勇双全、吴老贵的幽默风趣、小马的幼稚单纯、周长喜的聪明伶俐、杨威的勇猛憨直、刘四姐的沉稳机警，以及敌军长的虚伪残忍、敌情报处长的老奸巨猾等，在影片中都有突出表现。特别是李连长和刘四姐之间的爱情关系，这一设计是《渡江侦察记》作为惊险样式战争片最为瞩目的突破。通常在这类影片中像李连长这样英雄人物，不会有个人情感方面的表现。该片也正因为有了这条情感副线，不仅固有的紧张节奏得到一定舒缓，而且人物的内心活动得以触及，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后来审片时曾有意见非要拿下影片里刘四姐对李连长说 “我一定会等着你回来”的台词，幸好当时中央电影局长陈荒煤出面支持，主张“恋爱线索还要丰富”，才得以保留下来。
所有戏都曾排演
在《渡江侦察记》筹备阶段，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演员的确定与训练。对于主要人物李连长，汤晓丹一开始就属意孙道临，这不仅出于作为导演的职业目光与要求，觉得他与理想中的角色外形、气质接近，更主要的是汤晓丹曾与孙道临在一个小组学习过，听他讲过在抗美援朝期间到朝鲜慰问演出的心得体会，发现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也很用功，又有强烈的自信和可塑条件。厂领导起初并不赞成，理由是孙道临系旧社会过来的，而且一直扮演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形象，演解放军新形象——难！但经汤晓丹力陈启用理由，厂里最后还是点了头。下达演出任务后，孙道临颇感惊讶与意外，怕演不好角色而有顾虑，厂领导还主动帮助做说服工作，以石挥、冯吉吉、张瑞芳等转变戏路获得成功为例，动员他转向演工农兵，为自己开辟一种崭新的表演风格。
其他几位主要角色的人选，也费了不少周折。厂领导指派的演员，编剧不完全同意；而编剧坚持要的，厂领导又不批准，如侦察员小马是由孙永平来演，还是换成牛，就就一度成为争执焦点。最让汤晓丹感到伤透脑筋的是刘四姐的演员几经反复，原来想要用秦怡，后来知道她已怀孕改找秦文，分管副厂长叶以群又反对。演员剧团遂又推荐李明和李萌合演一个角色，后来厂领导决定年青时候的刘四姐用李玲君，成年后的用李明。但试镜头送中央电影局审查，局艺委会主任蔡楚生认为刘四姐只能让李玲君一个人演，因为刘四姐与李连长第二次会面相隔不过8年，由两个演员来演很难让观众接受，由此一锤定音。
解决了演员问题，摄制组始告成立。汤晓丹特别重视演员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实感，在做了初步案头工作后，即率领主创人员前往剧本所描写的皖南游击区体验生活，听取皖南事变后进行游击战争的英雄事迹的介绍，还让扮演游击队长刘四姐和烈属陈奶奶的演员，与当地一对有过类似斗争经历的夫妇相处了一个时期。考虑到侦察兵是特殊兵种，不但机智勇敢，军事技术和军事动作熟练，而且行动必须迅速敏捷，具备勇、猛、突、速四个条件，汤晓丹还专门请副导演葛鑫带领扮演侦察兵的演员开到海岛侦察连，与侦察兵们同吃同住同活动，一起谈心交朋友。在排练和拍摄阶段，他又请了当年亲历渡江侦察的侦察英雄慕思荣和英雄连长高锦堂担任军事顾问。
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汤晓丹全面展开排练工作，把它当作演员探索如何体验和体现角色的重要步骤，几乎影片中每一段戏都经过反复排练，甚至像李连长和刘四姐在山路上边走边谈的过场也没有放过，在总排的时候还请了厂艺委会主任和其他导演审看，这在上影厂是没有过的。
孙道临扮演李连长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摸索过程。当他最初穿上军装走进排练场时，平时穿惯皮鞋的脚换上了布鞋，变成高一脚、低一脚，望远镜在胸前乱晃，驳壳枪碰打着胯骨，动作显得呆板而生硬。最成问题的还是角色思想感情变化的把握，在那些需要判断情况进行处理的场面，孙道临往往表现得迂缓、琐碎，而在一些抒情的场面里，又显得过于拘谨、优柔，流露出固有的动作习惯，简直连自己都不能相信这是李连长。在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他决定从形体动作入手，在排练阶段整天穿起军装日常走路都是行军式步行。为了表现好8年前李连长晕倒时的情景，他在泥泞中反复摔跌演练以致头晕眼花……经过艰苦的努力，孙道临终于将机智勇敢的李连长演得形神俱佳，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之旅。
遇上地震与洪水
1954年5月初，《渡江侦察记》摄制组从上海出发，经芜湖前往安徽繁昌外景地，恰逢连绵阴雨，演职员们扛着铺盖卷背着挎包，手里还拎着脸盆，在泥泞中走向位于常兴乡纸棚村寄宿处，因雨天路滑不少人摔得一身污泥。当时演员集中住在山上，二十多人分头睡在三间老百姓的房里，铺些稻草算是打上地铺，有的就只垫块门板。每天两顿饭都要下山到导演组所在“总部”去吃，来回要二十多分钟，鞋子常常因淤泥而掉脚。其实“总部”的条件也好不了多少，不过是借用一户人家的客堂间，除了汤晓丹和导演组其他人合住于此，还兼作会议室与饭厅。
此前摄制组曾作过计算，根据剧本中规定的近百个外景点，包括300多个镜头，剔除阴雨和转点等，预计在92个外景期内能有35个工作日，如果顺利还有提前的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天公不作美，实际只遇到19个勉强能工作的日子，其它都因阴雨无法拍戏，尤其是碰到地震暴雨造成洪水泛滥，给拍摄造成了极大困难。
据汤晓丹记忆，6月17日中午在荻港外景点碰到了地震，老乡说这是大水泛滥的预兆。果然两天后，江水倒流冲垮堤岸涌向公路，房屋倒塌、大树横卧，许多大人小孩都坐在木桶里栖身。汤晓丹与副导演葛鑫、录音师苗振宇等拄着树棍，在过膝的水中慢慢摸索前进，终于找到了在十里场负责带人置景的美工师丁辰，商讨如何开展工作，决定根据天时条件，采取三种方案套拍，抢出刘四姐看李连长南下、侯登科家村口、公路爆炸等重场戏。为了让全组了解导演对镜头处理的要求，汤晓丹随后还把每场戏的镜头构图都画了出来，每条方案都专门画一套发到每个人的手上。当一行人往回走的时候，泛滥的水面更宽更高，有的地方河堤已不是缺口而是被淹成一片汪洋。
不过“苦”中也有“乐”， 因洪水继续猛涨，有的饭店老板为了继续营业，便在水面上用大方桌当地板，让顾客在桌面上站着吃饭，炉子也架在空中，自己则在水里跳来跳去忙着端碗送筷。汤晓丹等就曾经在实在饿得两眼发黑时，十几个人挤在上面以一碗白水煮面条充饥。他曾戏言：一辈子吃过多少佳肴美餐记不清了，惟独这“真正的水上餐厅”的“救命面”忘不了！
除了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还遇到不小的人为压力。就在摄制组日以继夜奋战于外景地时，先是沈默君来信，不同意分镜头剧本对原有剧本场面的压缩，语气坚决地要求保留，后来他陪同华东军区司令部人员实地观看外景拍摄时又当面提出，还说这是唯一写三野侦察兵的戏，领导很重视，希望慎重处理。而分镜头本所压缩的都是多数人认为应该删去的，并经各级领导审定，只得由兼任摄制组党支部书记的制片主任表态需报厂长处理，拍摄才得以仍按原计划进行。当样片分批送回洗印后，电影厂、军区等领导似乎也不满意，有说“刘四姐文静有余刚毅不够”，有说“惊险片不惊险”等，可是每条意见的后面都加了“希望以后多注意”，于是汤晓丹沉住气继续往下拍。由于遭遇洪涝拍摄受阻，眼看完不成预定任务，全组心急如焚不免产生埋怨，各部门之间也互有磨擦，拍摄现场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事后就需花功夫调解。尤其是制片主任、副导演以及编剧等作为摄制组核心领导的党支部成员，相互之间有矛盾又不畅所欲言，便都鼓动此时还不是党员的导演汤晓丹发表意见。面对这种“几面夹攻”的局面，汤晓丹铁了心不表态、不传话，只是兢兢业业全身心埋头拍戏，以至受到“没有主见”的指责，但他仍不申辩。在汤晓丹看来，这都是把完成该片摄制视为己任而出现超越职责范围关心所致，自已最好的选择就是“忍耐求成”。
令汤晓丹为之庆幸与深为感谢的是，在摄制过程中得到包括军事顾问在内的部队方面的全力支持。特别使他感动的是协助演出的炮兵某团全体指战员，不但要扮演当时的解放军和游击队，并且还要扮演敌人。在荻港拍外景时，大水淹没了外景区和部队住处，交通要道又突然阻塞，给摄制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在军区首长的关心和帮助下，炮团全体指战员除参加抗涝救灾外，仍然尽最大力量支援拍摄，共同度过了最紧张的关头。由装甲部队调来的摩托化部队协拍侦察兵伏击敌摩托车镜头时，如雨般扔下的手榴弹不幸击中一位姓钱班长扮演敌军所驾驶的那辆摩托，爆炸碎片把钱班长的脸炸伤，痛得连眼都睁不开，但在斜坡公路上奔驰的车子又不能马上煞住，几乎滚向悬崖，幸而钱班长在千钧一发中表现得非常英勇机警，仍然镇定地紧握方向盘打向安全处，避免人车同归于尽的事故发生……
影片拍摄完成赴京送审，周扬等文化部领导称赞很好，但部队有关负责人却提了不少意见。正当汤晓丹等感到为难之际，还是新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及时作出决断，认为片子拍得很不错，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在北京确定修改方案后，带回上海执行，保证春节在全国上映。此时已是11月初，摄制组上下一条心再接再厉，终于按规定出片时间与观众见面，结果大受欢迎好评如潮。
责任编辑/翟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