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君 李艺林
我国的分食制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汉代承袭前朝出现席地而坐、分餐而食的饮食方式。铜染器是汉代流行的组合型食器，在分食制的饮食习惯下，其设计在形制及尺度上都体现出对分食制“制”与“礼”的呼应。文章从设计学角度出发，从分食制饮食方式的视角研究汉代铜染器的形制与功能，总结出汉代铜染器的造物思想满足对“尺度”“法度”“礼度”相适宜的特点。
分食制，汉代，铜染器，造物思想
汉代时人们席地而坐、分餐而食，这一生活方式对日常用具、饮食器皿的设计产生了直接影响。铜染器是汉代上层社会流行一时的特色食器，具有独特的结构和功用。作为典型的分食制饮食方式影响下的食器设计，其设计造物思想与分食制的“制”与“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分食制的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先民的劳动形式是集体劳动，分配方式是平均分配，在食物匮乏、生存艰难的彼时，统一分配的形式让先民们产生相互信任、互相依存的心理，可以减少个体间的摩擦纷争，有利于族群的延续与发展。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我国自夏代进入奴隶制社会，社会出现分化，形成对立的奴隶阶层和奴隶主阶层。大约到了商代晚期，跪坐作为主要的坐式确立下来，分食制度逐渐发展成熟，分食之“制”被规范确立。由于衣裳宽大、席地而坐，每个人所占用的空间较大，因而进食方式以分餐最佳。根据画像石、壁画等所呈现的餐饮宴席场面，分食制下人的进食样态遵从腰背端正挺直，双膝落席，腿往后屈，臀着脚踵。装有酒水、饭菜的器具由侍者分发摆放在用餐者面前无足或低矮的俎案上，用餐者可自行取食。同时，作为社会契约的“礼”逐渐形成。《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即最早的“礼”是由饮食活动规范出来的。至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奉为正统官学，“食有尊卑”的观念得到巩固。因此，分食制的意义已不仅仅停留在分配食物，而是假借分餐的形式在生理和心理上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实现人伦层级间的隔离。《汉书·礼乐志》有：“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
同则和亲，异则畏敬；
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2]饮食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保证各阶层饮食活动的有序进行，便可实现各阶层上下有序、贵贱不逾，进而维护统治者的权力与地位。所以此时的分食制下，所入座的“席”、使用的“器”、就餐的“食”，都被赋予了阶级含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使胡床开始传入宫廷与贵宅，垂足而坐的坐姿也随之传入。隋唐时期，社会风气变得开放兼容，礼乐制度的约束渐缓，衣食住行各方面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分食制逐渐转为合餐制。但在正式的国家宴饮中，还是以分食制为主要形式。
在汉代史料中常常可以见到分食制的相关记录。《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3]鸿门宴实行的就是分食制，项王、沛公等人按照身份不同，就座于不同的席位，一人一案就餐。徐州铜山洪楼祠堂出土汉画像石《迎宾宴饮图》（图1）中，主人与宾客皆席地而坐，面前各摆放一张方形几案用作宴饮。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汉墓北壁有一幅《宴饮百戏图》壁画（图2），描绘了汉代宫廷宴饮观戏时的盛大场面，宾客跽坐于场地两侧铺设的筵席上，面前各置一圆形食案。案上摆放有各种饮食器具，生动还原了当时分餐而食的饮食方式。
图1 徐州铜山洪楼祠堂出土汉画像石《迎宾宴饮图》
图2 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汉墓北壁《宴饮百戏图》
汉代铜染器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其形制的起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青铜温鼎。铜染器是炊器与食具结合的一种组合类器物。孙机先生考证：“制作精工的染器，除杯、炉外，尚附承盘。”[4]即一套完整的染器是由染杯、染炉、承盘三部分组成。关于铜染器的功用，学术界曾有温酒说、染丝说等争论。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目前公认合理的是温酱说：染杯中放置豉酱，其下染炉中存放炭火温热酱料，以供染食肉类。
染杯即染炉上配套使用的耳杯，其形制与秦汉时期饮酒所用的耳杯并无差异。大都为浅腹，新月形或半月形翘耳，平底。染杯一旦与染炉分离，便可单独作为通用的耳杯，因此染杯不并一定都是专制专用的。
染炉作为染器的主体，炉身横截面大多为长方形或长椭圆形，上部设有支架或支钉，或以装饰性炉壁直接作为支架，用以承托染杯。一般炉身一侧有柄，常见有曲形执柄（图3）和空心直筒型执柄（图4），偶见有铺首衔环（图5）或提梁（图6）等。炉底平，均有箅孔，炉壁亦多有孔，有些会在炉底设长方管状孔道或通槽。
承盘多为方形，也有椭圆形的，用来承接染炉中掉落的炭灰，也可以在盘中注水起到冷却的作用。也有形制特殊者，邢台南和左村M1 出土的一套铜染器（图7），其承盘呈长方形，下置三个扁圆形轮子，呈“品”字形排列。两侧口沿各套一个六连环提链，提链中间有一弓形握手，握手两端作龙首衔环状，便于移动染炉[5]。可见在西汉中后期，染炉形制与制作工艺已经成熟，工匠们的设计也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
图3 徐州博物馆馆藏四神铜染炉
图4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河食官”铭文铜染炉
图5 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西汉齐王墓出土铜染炉
图6 徐州黑头山西汉墓出土铜染炉
图7 邢台南和左村西汉墓出土铜染炉
3.1 人为物本的体量尺度
《陶斋吉金录》中以汉建初尺式记录一自名“史侯家染杯”：“高一寸六分，深一寸四分，口径长六寸六分，宽四寸五分”[6]。汉代一寸合今约2.31 厘米[7]，换算后该铜染杯杯口长径约为15.2 厘米，短径约为10.4 厘米，腹深约3.7 厘米。估算其容积为400-500 毫升。陕西茂名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发掘出土2 套铜染器，其中一件铜染杯（K1:010），口径长15 厘米，器高4 厘米，底有铭文“阳信家铜杯，容二升，重十五两，三年曹孟所买，第五，函池”[8]。汉代一升合今约200 毫升[7]，则此染杯容积约为400 毫升。另一套 （K1:009）杯的铭文刻在杯腹外侧，为“阳信家，容一升半升，重十五两，第九，函池”[8]，估算容积为300 毫升。
根据发掘报告中铜染杯的尺寸数据的整理，铜染杯的长径在11-18 厘米，短径在8-13 厘米，腹深在3 厘米上下。以陕西茂名一号无名冢出土铜染杯自名的容量估算，铜染杯的容积通常应在300-500 毫升，因此可以推断该容器所纳调料仅够一人所食，符合分食制的饮食习惯。
作为配套使用的铜染炉，其体量尺度亦符合分食制下一人份的使用需求。目前所见器型尺度最大的为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西汉齐王墓出土的铜染炉（1:53），长31厘米，宽22 厘米、通高17.3 厘米。其他出土所见铜染炉通长一般在27 厘米以内，宽度约10 厘米，整体小巧精致，单人可轻松移动，便于分餐时呈上与撤下。
董仲舒《春秋繁露》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可见，汉代十分强调对人个体的重视和肯定。铜染器遵从“人为物本”的造物思想，以人的需求为第一要务，其尺度根据人的生活习惯和功能需求而设计。
3.2 合事宜物的设计法度
由于一人一案、分餐而食，加之礼制约定，使得贵族用餐一事程式复杂且隆重。汉代科技水平较前代大幅提升，制造工艺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饮食器皿种类繁多、质地多样。除了贵重金属之外，轻巧华丽的漆器、巧夺天工的玉器都可作为贵族的饮食用具。因此，工匠在设计制作器物时须明确其功用，即“物”所用作的“事”。如所盛是何食物、食用方法是什么、食物的特性如何等。在合“事”的前提下，进行选材、造型与装饰的造物活动。
3.2.1 选材求适
器物的功用和材料的特性决定了选材的标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铜染炉的箅上残有木炭[11]，可知在使用染器染食肉类时，炉体内需放置炭火，以持续温热染杯内的调料。这就要求材料具有耐高温和导热性好的特性。汉代青铜器被漆器逐步取代，开始退居次要地位：其一是因为青铜器已走下神坛，逐渐摆脱了礼器的性质；
其二是因为漆器因有着更强的实用性和装饰性而备受贵族青睐。尽管如此，铜材质也有其他材质无法取代的优越性——耐高温、易导热，因此在汉代大多被应用于饮食、炊煮等方面。
3.2.2 结构科学
铜染器是将炊具与食器组合设计出的器物，造物者系统考虑了分食制下人与器物之间的交互操作，如器物的移动、添炭、染食、清洗等操作行为。因此，铜染器采用组合式结构，可以拆分为染杯、染炉、承盘三部分，提升器物使用的便捷性和体验感。
铜染杯可视作是通用配件。造物者充分考虑了器具在多种情况下的适用性，实现“一器多用”。染炉部分常附有执柄，方便执握以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清河食官”铜染炉，其执柄位于一短侧炉壁中部，中空，断面为圆形。这种空心执柄具有易抓握、防高温的功能，同时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延长的木柄把手。承盘可收集掉落的炭灰，避免场地污染。在盘内注水可以吸热降温，避免高温的染炉对食案或席子造成破坏。
3.2.3 装饰精巧
铜染器的装饰多集中于染炉炉壁部分。常见的纹样有四神纹、缠枝纹、云气纹、几何纹等。装饰性炉壁的透雕可保证炉体部分内部的空气流通，既可以助燃，也可以防止炭灰飘出。雕镂精巧、线条灵动的纹样在视觉上可以平衡青铜炉体的厚重感。四神铜染炉的四足一改蹄状器足的制式，被雕琢成四力士蹲踞肩扛状，力士双目怒瞪，似在发力，生动形象。山东淄博窝托村南西汉齐王墓出土铜染炉，长侧炉壁各饰2雕琢精致的铺首衔环，除了装饰作用外，更是为了方便移动。可见铜染器的装饰以实用性装饰为主，按照汉代生活美学的审美法则进行设计安排，遵循形式与功能相统一的设计法度，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设计写照。
3.3 器以藏礼的人伦礼度
分食制不仅仅是食制，更是一种礼制。分食制“分食”的背后，是人伦等级高低的差异。在礼制约束引导下，饮食之器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印记和政治色彩。
3.3.1 器之异，辨尊卑
相较其他普通饮食器具，铜染器因其具有独特的结构和功用，可看作是一种异形器。其出土数量少，仅见于个别高等级墓葬，如海昏侯墓、西汉齐王墓、昌邑王墓等。汉代是一个重视“人”的时代，其厚葬思想反映出人们渴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同现世一样的生活，因此形成了“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异形器的出土可对应墓主生前使用的种类多样的饮食器具。而饮食器具的丰富则反应的是相对应的饮食等级，进而彰显出墓主生前与其饮食等级相匹配的身份和地位。
3.3.2 材之精，明权威
汉代青铜器皿逐渐摆脱礼器的神秘色彩，其造型结构越来越适应日常生活需要。前代青铜器上繁复华丽的装饰纹样也简化至消失，素面器渐成主流。但是出土所见很多精美造作的青铜器物，其服务对象依然是帝王与贵族统治阶级。汉武帝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将铸币权收归中央，施行禁铜政策，从原材料的开采、加工、成型到使用，中央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所以汉代青铜工艺是权力干预下的制作技术。一方面，统治阶级占有丰富的物质材料，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拥有造物者及其所持有的技术。铜染器结构精巧，造型精致，纹饰精美，可以推断其服务对象等级之高。
3.3.3 食之差，分贵贱
“汉人饮食，渐较古代为奢，而视后世则犹俭”。使用铜染器的方法为染食法，所“染”之物为肉类。在“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下，百姓休养生息，农业、畜牧业得以快速发展，但物质条件仍不十分发达。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通过史料考证汉代承袭“古非老者、贵者不肉食之旧制”[15]。肉食在饮食生活中的比重比粮食要小得多。在“礼”的约束下，按照不同级别享有社会资源，因此能经常吃上肉的仅为少数上层统治者。通过用来染食肉类的铜染器，可以管窥其使用者的身份应属于上层贵族。
表1 出土铜染杯尺寸表
两汉时期席地而坐和分餐而食的生活方式，对日常生活用具的设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形制必然要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铜染器作为流行一时的饮食器具，其造物思想充分彰显了汉代工匠对于设计之“度”的精准把握。其一，铜染器的设计秉持人为物本的设计尺度，其尺寸大小符合分食制下人的使用需求；
其二，就造物过程而言，造物者对分食制的使用场景充分考量，从铜染器的选材、结构到装饰，无一不体现出在设计法度之下对于器物美学的极致追求；
其三，饮食活动是“礼”形成的源头，在儒家伦理思想统治下的汉代社会，分食制亦是“礼制”，其食器设计必然围绕以礼定制、器以藏礼的设计礼度，铜染器的器型、材质以及其功用均可彰显出其服务对象的等级身份。作为分食制下的典型设计产物，铜染器所蕴含的造物思想对于后世有着深远影响，是当今流行的“小火锅”的前身，足可见我国古代造物文明博大精深。
注释：
[1]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 年。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 年。
[4]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5]井中伟等：《河北邢台南和左村汉墓出土铜器》，《文物》2016 年第3 期，第76-78 页，第91 页。
[6]端方：《陶斋吉金录》，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 年。
[7]陈天声等：《汉代度量衡计量单位量值之厘定》，《中国计量》第2021 年第2 期，第73-78 页，第129 页。
[8]负安志：《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 年第9 期。
[9]李毓芳：《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 年第2 期。
[10]贾振国：《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 期。
[11]李则斌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M9、M10 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 年第1 期。
[12]呼林贵等：《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1 年第4 期。
[13]祁慧芬，乔淑芝：《太原市尖草坪汉墓》，《考古》1985年第6 期。
[14]李红等：《洛阳出土的两件染器》，《洛阳考古》2017 年第4 期。
[15]吕思勉：《秦汉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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