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军（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000）
刘爱原（集美大学，福建 厦门 361021）
我国音乐学的二级学科或子领域（以下简称二级学科）②我国音乐学的二级学科如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而有的或不用、或不宜冠以“学”之称，本文则称其为子领域如“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批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1]的分布情况为何，其各有哪些学者与学术成就？数十年来，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集中于学科概论一类的辩说，其中以王耀华、乔建中主编的《音乐学概论》和杨燕迪主编的《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为主要代表。但是，前辈学人的言说要么是出于严谨的理论推演，要么是出于多年亲历学界的经验与考据，所获的观点固然具有权威与可靠性，但是观点获取的过程与逻辑尚不能称具有足够的客观性和量化实证基础。对于某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如因研究对象或领域的不同而产生的中西之分，也缺乏确凿的实证依据。就此，本文欲从图书馆情报学的引文网络分析的角度切入，以重要学者为表征，重新观察或评析我国音乐学二级学科的分布情况。亦可将其称为基于作者节点所形成学术网络的“学科结构”分析，缘由如下：学科结构，即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而知识结构是图书馆情报学中的重要概念，可简述为某一知识领域内“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方式”③具体地说，关联方式指的是这些要素之间抑或并列、抑或从属等关系，它们如何互相影响，这些关联（或者是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的方向、强度如何……而各要素可以包括有代表性的学者、文献、机构、二级学科、关键词等。在该领域最早提出“知识结构”并做出陈述的是White和Griffith，可参考Howard D. White,Belver C. Griffith.Author Cocitation: a Literature Measure of Intellectual Struc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81,32(3):163-171.，其要素之一为领域内的高被引学者，即通过学者之间的关联方式试展示学科结构的概貌。本文采用量化实证研究的方法，用以形成关联方式的数据是学术引文关系，这亦可称为依照引文分析知识图谱的一种研究范式。
（一）数据来源
目前国内能够提供支撑学术引文关系研究的数据库只有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即所谓的南大核刊（C刊）数据库。其平台对用户开放的脚注或参考文献数据为学者之间引用关系网络的搭建奠定了基础。同时，从收录文献的质量来看，目前CSSCI在人文社科领域仍具有引领地位，故以其为样本所获结论具有代表性。①对于这种代表性的理论解释，即其依据“判断抽样”的范式。判断抽样并不因其主观判断性而不可采用，其实质在于“研究者依据主观判断选取可以代表总体的个体作为样本”。详参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1.
本研究获取了CSSCI自1998年开启至2018年共21年的期刊文献数据，并先后经过数据清洗和修补步骤。对修补情况说明如下：基于CSSCI提供的引文数据，可以直接构造期刊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网络，并通过文献的署名间接生成作者之间的引用关系网络。但是，根据笔者统计，期刊文献的引文记录中，仅有约20%同属期刊文献，其余约80%属于图书文献。为此，再根据被引用的图书文献的署名，将此部分引用关系提取，与期刊文献的引用关系合并，共同生成作者之间的引用关系网络，以保障数据源的全面覆盖。
总样本统计量信息如下：共计音乐类文献17704篇（含非音乐类期刊内中图分类号为J6的文献），7465位作者；
其中，样本群体内作者间发生互引关系的人数为5900位，引用关系数为55445次；
生成互引网络图，并根据群内被引频次≥50为筛选标准做出展示（见图1）。
（二）互引关系网络概览
该图通过网络分析可视化软件Gephi（版本0.9.2）绘制。其通过点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关系呈现学者表征的学科结构概貌。如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群落（右侧），西方音乐史论（含西方音乐美学等）群落（左中），中国近、现、当代音乐史论与研究群落（左上），中国古代音乐史或传统音乐研究群落（右侧，与“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群落混合在一起），作曲技术理论群落（左下）等。整体呈现的局面即给人一种“中国的音乐学（右）”“西方的音乐学（左）”的二元分化的差异，适当提供了中、西之分这一重大问题的证据。此外，部分学者存在跨学科问题，如洛秦置于左中位置。他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如以历史的音乐人类学视角关注宋代音乐问题；
另一方面，其兼跨西方音乐史论研究，并作为音乐人类学学科观念引进与尝试的重要倡导者，便少不了与西方的音乐学群落同样密切的各种互引关系。
本文的研究重点并非互引网络却基于互引网络。根据引文分析学的基本共识，须将如上表征引用关系的学者之间的互引网络转化为共引网络，记录方式由互引矩阵转化为共引矩阵，才可更精确有效地揭示学科结构。
（三）基于互引关系网络构建共引关系网络
本文中所谓的共引关系网络矩阵又被称为“同被引网络/矩阵”，即两位作者（两点）之间如果同时被他者引用，则可于其间构建关联，这种关联是“相似度”的表征，即如果同时被更多的人高频引用，两位作者间的相似度则愈强。就此，许多作者之间是否有以及有多大程度的相似度，则是本文引言中着重论述的“相互关联方式”，即用于表征的学科结构。因此，为了捕捉明显的相似度，选取被引频次最高的300位作者并于其间构建共被引矩阵。
对300位高被引频次作者绘制研究领域相似度（共被引频次越高则越相似）的简易社群图（见图2）。
通过该图只能大致看到西方音乐史论（左上）、民族音乐学（右侧）、中国古代音乐史（下方）、近现当代音乐（上方）等领域的分布和集聚关系，而且其中尚有粗疏之处。因为高被引学者中，学者之间的共被引关系非常频繁，网络密度较高，所以，在可视化效果上反而不及图1的互引网络。就此，下文旨在对共引网络的数据，换用聚类谱系图和寻径网络进行可视化操作与分析。
聚类分析是指从事物数量上的特征出发对事物进行分类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统计各个作者间的共被引频次，即用共引网络矩阵表征“亲疏”关系，并将其转化为“距离远近”的指标，常用的方法是系统聚类（层次聚类）。它的优势是可以系统而有层次地揭示关系远近和聚类的细节，其聚类谱系图为描绘知识结构的等级与层次提供了另一种可鉴的方式。①关于聚类分析在知识图谱中的应用，可参考肖明.国内图书情报知识图谱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105。笔者根据本文的实际运用情况，有改动。为了清晰地显示聚类谱系图，只对被引频次排名前100位的作者做聚类分析（将其视作样品，case）。而关于变量的条件是，仍基于前300位作者（将其视作变量，variable，共300维）做计算。生成树状聚类谱系图②关于作者选定的标准，笔者严格根据样本范围内的期刊论文所具有的署名（即责任者元数据）做提取，由此，部分非当代的“历史人物”（如王光祈等）也被“卷入”，其对于其他人物数据的分析是有价值的。而通过前期对各二级学科的专家做咨询和反复的数据试验，再确定的数据筛选标准如下：一方面，选取高被引频次的作者；
另一方面，就本论题关注的“代表学者”而言，对部分署名者暂不予分析，如作为机构署名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国外学者、部分翻译家，以及略去如上“历史人物”。本研究的目的仅是通过学者节点作为样本表征学科结构，不在于对学者进行评价“排名”。原始数据仍是300⋆300的共被引关系矩阵，经过处理后，以100⋆300（行⋆列）的数据表导入SPSS，采用系统聚类，选用离差平方和（Ward）作为聚类算法，在距离测度选项中，选择离散数据类型Count中的斐方法（Phi-square Measure），数据标准化方面选择Z分数。。
在特定的水平下，一个对象只能被归入一类。这种“排他式”的分类方法适合于某些应用场景，譬如，音乐学界召开某场学术会议，并排出子领域的分会场/分论坛，对于任何学者或其参会论文，即使是跨界或交叉学科的，也只能根据最密切的类的归属而将其安置于一个分组中。聚类分析便适用于这种场景——不允许组之间的交叠。通过树状谱系图，一是可根据需要的类目数做分组，体现出灵活性；
二是结合相似度的大小，并植入组内、组间异同比较的视点，可观察不同层级的类之间的关联（是为“等级聚类”的特点）。
图3中，纵向标签对应作者名，横坐标反映类之间测算出的“距离”的大小（距离越大，差异越大、相似度越小）。每条横线像树干一样，向左延伸出的更细的“枝杈”归于该树干所在类。将任何两位作者连接在一起的竖线对应的横坐标反映了二者所在类之间距离的远近。由此，任意两个类别越近，则越在横坐标靠左的方向上聚合。反之，则在靠右的方向。
如果从右边往左看，例如引一条竖线在横坐标大于14、小于25的区间（如图3上方水平方向坐标轴右侧的大括号所示）内做纵剖，该竖线会与谱系图中对应菱形的两条横线相交，则100位作者整体上被分成了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从戴鹏海（编号32）、编号91、93、25……到林华（50），第二大类是从俞玉姿（6）到田联韬（65）。两大组群差别较大，因为二者之间的“距离远达25”（即对应横坐标25，可将相似度理解为与其倒数1/25处在一个数量级)，且其各自内部在相对很低的距离水平下才发生分化（参见图3中方框选定的位置对应的横坐标，分别为距离14、11）即反映出组内相似度较高。从这两个方面可反映出群落的差异及“边界”比较清晰。从量化思路来看，25-14=11的大区间不仅反映了组间差异大，也体现出组内差异小。根据组内从属学者和研究领域的异同，可初判其两组分别对应研究“西方的音乐学”和研究“中国的音乐学”，这既解决了二维码5所示共被引网络图的含糊性问题，又基本匹配图1所示的局面——可清晰看到我国音乐学学科领域确实存在“西方的音乐学”和“中国的音乐学”两种组别。下文会对其内在意涵再做剖析。
图3.基于100位作者样本的聚类谱系图（SPSS 23.0制图）
任何节点或点群在距离较小的水平下聚类，则说明相似度较大，那么引一条竖线纵剖聚类谱系图的任何位置，其与多少条横线交汇，即客观上可以将样本分成多少类，选取的横坐标位置不同，则分类的数目可能不同，越靠右则类目越少、但越粗放，越靠左则类目越多、但越琐碎。现实情况中，通常是既参考类目数量的要求，又参考二级学科或子领域的实际情况作出一个特定的选择。
也就是说，聚类分析和谱系图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基于客观数据的、有层次而灵活的分类方法。譬如，引一条线在横坐标为8的位置纵剖，则可见图3中有五处交点，结合每类下属作者的研究领域特点，可对类别命名如下①关于在横坐标何处划分、分成几组最为合适，笔者曾与杨燕迪教授讨教确证，其基本认同如上分为5组较合适。笔者与杨燕迪访谈时间：2021年1月26日。：
表1.基于聚类谱系图的分组方式之一：5组
好的分类一般表现为类目清晰，即组群内关系紧密、组群间关系疏远，譬如：第一组群较为明确，而且组内关系紧密——所有作者在横坐标即距离为2的位置就已经完成聚类；
和其他组群的组间关系疏远——直到横坐标距离为9的位置才和第二组群发生更高层级的聚类。就第二组群而言，鉴于阿德勒的音乐学学科分类体系认为体系音乐学包括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而我国的这些学科主要是在20世纪现当代的具体音乐事业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妨以中国现、当代体系音乐学等对其概括。第二组群早在横坐标距离为5的位置就又分化为两类了，即组内关系相对比较“松散”：第一子组从宋瑾（24）到王安国（61），较清晰地集中了一部分音乐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学者；
第二子组则比较“模糊”，还会涉及音乐人类学、社会学、中国音乐美学，但共同点仍在于研究范畴具有当代性，譬如洛秦置身于这个群落，传统音乐学学者周青青曾集中于民歌采集并植入当代视角而做出分析，或许是纳入此群落的原因。第三组群可以说是通过如上“五分法所获的最清晰的群落，其在横坐标14处才和其他组群发生聚合，即组间关系疏远；
在横坐标5处才发生内部分化，即组内关系紧密。14-5=9的距离差（如图3中虚线大括号所示）表明这个群落相对独立而具有较大的内部“凝聚力”。就内部分化的两个领域而言，第一个从于润洋（2）到姚亚平（21），对应西方音乐史论子组；
第二个从杨儒怀（44）到林华（50），对应作曲技术理论子组。即第三组群的细分也比较符合音乐学既成的体系，较为缜密。第四组群同样是组内关系紧密（横坐标4处才发生分化）、组间关系疏远，而且它的首次聚合关系发生、”在与第五组群——中国传统与民族音乐研究组群——之间（如十字标记处所示）。第五组群或可用宽泛的音乐人类学加以概括。其内部存在细节的分化，如杨民康、薛艺兵、曹本冶、张振涛、萧梅等聚为更细、更紧密的一类，这一类整体上偏向“重文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而从左及右地看，他们又和从冯光钰（8）到田联韬（65）的组群在横坐标3的位置“很快地”发生了聚合。后者则更像是“重本体”的民族音乐理论、传统音乐研究等学者的群落。无论如何，放眼大的聚类谱系来看，二者既有差别，其实又关系甚密、不可割裂。
除了表1提出的分五类的方法之外，另如，在横坐标13的位置做出切分（图3中左二竖线与三角形所示），可将学科群落宽泛地（而确实客观、“公平地”）划出三块，分别贴上“现当代（32,91……38）”“西方（2,47……50）”“传统（6,9……65）”视域的标签。就此，根据谱系图的结构，做出如下述说：在这种三分的情况下，“现当代”以关乎中国的音乐学的问题为主，而且兼含“史、论”——基本囊括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的多个角落；
此处的“传统”标签亦然，但打上此标签的组群内部却很不“凝聚”，其在竖线稍往左移至横坐标为11的位置就发生了分化，对应表1的第4、5组群。由此显现出我国音乐学学科结构的一个问题：所谓传统，如果将其理解为“本土”的话，其视域之下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针对本土传统的民族音乐学”其二者存在一定的学科壁垒，从组群内的代表作者即对其可见一斑。
再回到已有的国内音乐学二级学科的分类问题，譬如，在聚类谱系图中看到，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虽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是从古代绵延至今的，但是，中国古代史和现当代史——以其主要学术成果的代表作者为例——实际上被划分到不同的谱系中，前者与中国传统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领域关系较密切，后者倒是和西方音乐理论（包括部分作曲、美学、教育学等）诸问题联系更紧。这其实反映了我国特殊的“国情”：中国音乐史发展到20世纪初，尤其是经历了学堂乐歌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音乐知识体系不论是在记谱、作曲技法、美学、教育理论等方面，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致使中国现当代音乐的发展历程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向西方靠近的趋势，确实与中国古代音乐形态与文化及所涉学术范式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并出现史学断代的问题。这种差异，通过聚类分析图谱得以彰显，在下文的寻径网络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当代音乐所涉学科结构的特殊位置。
聚类分析的树形谱系图以层级的方式描述知识结构，体现出一种归纳或演绎的思路，而这也有其缺点，就是需“多管齐下”地观照所研究的对象。就此，不妨再提出一个关于思路的问题，打出这样的比方：到达一个新的地方旅游，拿出地图，固然可以对所有的景点方位一目了然；
但是，如何规划出一条合理的游览路线，既不让人错过任何一个景点，又不致迷途，且能保证景点之间在内容上可以较好地衔接——不仅是地图，还得是导游图？
结合两个学科应用的例子：（1）如果须要建一座展览馆，里头陈列对特定历史时期我国较有代表性的一群音乐（学）家介绍的资料，那么须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参观者能够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游览拜访，整个过程下来，能够有层次地了解学科的基本情况，每个音乐家的展列点间应有相关性；
第二，展览馆的设计应该精简廊道，一般不须要设计环形廊道，且最好有一条主线导引参观者出入。（2）如果要出版一本《我国1998—2018年以来100名音乐（学）家的学术事迹选编》之类的读物，无论学科结构怎样错综复杂，编者和读者的行文逻辑只能是“线性”的，这时，就要尽量抓住一条编写的主脉，才可能使成书既有逻辑又易于循循善诱地引导读者。
就这样的问题，可进一步通过寻径网络的社群图尝试解决。寻径网络其寻径之意是“寻址定位”，它又被称为探路者网络[2]，基本原理是，简化网络节点之间的边（连边）关系，只保留关系紧密的边。以节点大小表示被引频次（不含自引），通过寻径网络算法，对简化后的网络可视化如图4。
图4.基于100位作者样本的寻径网络图
该图形具有一条比较清晰完整的脉络，如从下方的林华“出发”，一直“走向”李吉提。可以近乎“线性”或总线型的方式、自下而上地观察我国音乐学学科结构的西、中之别或参照前文三分法的“西方、现当代、传统”之别，并勾勒出二级学科或子领域的前后关联：
图4.我国音乐学二级学科或子领域的线性关联
可见，探索知识结构的思维如果参考寻径网络，就不会有多管齐下的负担和思维跳跃的困扰。综上，聚类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总—分”发散式的，且每个作者只能归属于一类；
本研究的寻径网络得到的结果是“线性”连在一起的，但作者分类还不清晰。两者有机结合，可以弥补一种方法的以偏概全，从而一定程度体现一个作者研究方向的非唯一性甚至多样性。[3]
正如本写作也得“线性地”展开，在下文笔者将自下而上地，尤其是集中于领域边界或枢纽位置的节点，试作出述评：
姚亚平间于①②群落（参考图4中的编号，下同）之间且处在多条支脉交汇的位置。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西方音乐史论，而高被引代表作有《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等，即同时从音乐学分析的角度关注音乐作品分析，后者便与下方“作曲技术理论与音乐分析学”有更密切的联系。
说到音乐学分析，其系于润洋提出的理论范式，他是我国西方音乐史论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学者；
又著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往上则与宋瑾相联系；
宋瑾曾师从于润洋，也是我国著名音乐美学学者，故被划入第③“部分体系音乐学”群落中，高被引代表作如《音乐的意义与表现》等，而仅从被引频次来看，其译著《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作为西方音乐史论和作曲技术理论领域的重要著作，被引率反而最高，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处在与②交界位置的特征。
再往上则经历“部分体系音乐学”作者群落，直到邢维凯和明言的邻接处，即发生过渡：邢维凯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音乐美学，明言的研究领域是音乐批评学，其共被引关系相当一部分体现于审美批评领域，如居其宏在《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中对二者的共同引用等。此外，居其宏曾是明言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其具有相似的研究领域，除了音乐批评，便是涉及现当代音乐诸种问题。自此往上，对相关作者群命名如④所示。
从寻径网络的中部到两端，也可以鲜明地看到“中国近、现、当代音乐史论与相关领域（含音乐批评等）”的群落处在“中、西”之间，起到了衔接作用，高被引或处在显著节点交叉位置的学者有汪毓和、居其宏、李凌等。所谓西方的音乐学群落，高被引学者有于润洋、钱仁康等；
所谓中国的音乐学群落，高被引学者有杨荫浏、黄翔鹏等，而且其支脉更显“杂芜”，须要细致数清。
沿着寻径网络进一步上行，直到俞玉姿、冯文慈，其为学者伉俪，他们也可以说是④⑤群组之间的交汇点：俞玉姿的研究领域偏向于近现代音乐史及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问题而非当代音乐史论，至于冯文慈及其上，则倾向并入中国古代音乐史论（含考古、文献学等）群落。
黄翔鹏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其必然与中国音乐史研究有紧密联系，同时，从黄翔鹏左侧伸展出的两条支脉则与考古学、文献学乃至乐律学皆有关联。再往上，陈应时仍属于“中国古代音乐史论（含考古、文献学等）”群落；
而从黎英海开始，就邻近的若干学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包括黎英海在内，则更具有传统音乐本体研究或形态学的特征。陈应时以中国古代乐律学等研究见长，又曾师从于黎英海，而黎英海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和声理论的民族化。对于黎、陈的共被引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乐理、乐律学，以及民族调式和多声部音乐研究的共通性。
如果从广义的民族音乐学视角（而非民族音乐理论）来看，即使黎英海及上方若干邻近节点的研究相对重本体而非强调民族志等作为舶来品的方法论的运用，笔者却将其纳入群落⑥，亦无不可。而其后可见，⑥的群落最为错综复杂，因为民族音乐学中也存在若干子领域的分化，整体上表现为除了重本体的、传统音乐研究之外，还有重视音乐文化研究的，如具体到以仪式音乐研究见长的曹本冶、薛艺兵等学者。其后，经过蒲亨强，到杨匡明、江明惇等学者，其被引文献略转向了民歌形态的研究。
最后，李吉提处在“末梢”位置。聚类谱系图中，她和周青青同被划在中国现、当代体系音乐学等研究组群中；
而此处又被划到贴近“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群落；
现实中她又是作曲技术理论、音乐作品分析方向的研究专家。从其代表作《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所透露的气质略可见其跨界立场，该作不论在对象（包括传统、现当代的音乐形态）还是方法方面，相当程度上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且李吉提也格外关注现当代中国本土音乐创作的形态与文化批评等问题。在两种可视化方法和现实的比照中，或可从中感受到各种分类方法揭示出一位学者的“多面性”。
本文从根本上侧重于定量研究，即基于共引关系的网络分析。而共引关系（即本文所指的“学者间的共被引关系”）本身也存在无法避免的局限性，须补充说明并做提议如下：鉴于共被引关系基于学者的被引频次而生成，且聚类分析和寻径网络这两种统计算法的前提是，只有被引率足够大①从统计技术来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任意两位学者间共被引的频次为零的概率才比较低，即不至于造成技术上的“数据稀疏”（即矩阵中含大量的0值）的不良局面。，才能产生较好的分析效果。所以，研究产生的可视化效果中，高被引率的作者容易凸显出来，从而给读者的印象是，年龄较长的学者容易凸显出来，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因为尚未积累足够的被引率而出现的概率较低——其实，每一种定量研究方法或指标都存在某个侧面的局限性。对此，较合适的解释和应对是：对同样的问题，采用不同的定量方法，从而达到“以全概偏”，获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式的结论；
或者做周期性的研究，从而形成历时性的观察对比。至于定量研究和“定性认知”（如尽管可能不了解定量方法，但熟悉音乐学界真实情况的一些方家对学科发展状况更成熟的把握）间如果产生了“差异”，这也并不是说定量的方法错了，它的逻辑仍然是客观的。而较周全和积极的策略有：一是，对方法的逻辑加以补充说明，突显“因为某方法，得到某种结论”“基于某样本，得到某种结论”的结论的局部有效性；
或读者不妨对方法的原理有适当理解，从而，那些“差异”中的矛盾自然会得到“消解”。二是，差异往往是值得追究的“情报点”，即将数据统计分析承接文献法、访谈法，互为补充，从而促成定量、定性的辩证统一。值此可提的是，对于定性研究而言，网络分析本身也与“判断抽样”“滚雪球抽样”的方法②这两种方法都属于“非概率抽样”，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范式。对于判断抽样，前有交代。针对网络分析而言，“滚雪球”指的是以若干节点开始，以边为线索，进行按图索骥式的又不断扩张的观察。[4]有较大关联；
结合判断抽样的网络分析也符合引文分析法的若干思想，图1和图3更易见证此：“对那些高被引文章、高被引作者，抑或称各式中心度最高（即被引频次高，在图中往往处在关键节点位置或节点较大）的文献或作者是要仔细考究的……”[5]其意则是指，绘制网络则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本线索，再从中找到代表性的人或文献，回归（音乐）学科本身的分析，系最终旨归。
最后，本研究更像是“大数据”式的，在此范式的指导下，它不同于“小数据”情况下更强调定性的“理论因果假设→抽样→统计分析→检验”的逻辑，而是凸显“相关性重于因果性”的情报挖掘的意义。情报，则非讲求绝对的内在意义和深度价值的判断，且追求（纯粹的音乐学科的）理论深度也诚非笔者写作此文的初衷。本研究整体的思路、立场即以如上效行之。
本文在既有的我国音乐学“学科学”的理论探讨之上，再以量化实证和可视化的方式佐证或澄清相关问题。不论是王耀华还是杨燕迪的关于我国音乐学的“概论、新论”之作，以学理陈述的方式述介整体格局与二级学科或子领域，其领衔与高屋建瓴之处自然不容置疑。而本文的研究欲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上，既是做出佐证与补充，也求对问题能有更精细的描述或澄清。
通过互引关系网络以及基于共引关系的聚类谱系图和寻径网络，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我国音乐学存在中、西之分以及所获样本的时间范围内相应的代表学者，以及学科规模的差异，学科群落内部的分化、外部的边界是否清晰等。对于这些问题，通过本研究中的方法可以将其更客观地描述出来，能够看到二级学科相互之间的并置或嵌套或似“枝干”的关系，而根据“相似度”的任何层面的组群划分，通过观察组内、组间的差异，则对学科边界形成客观描述，譬如，音乐史学其内部的研究方向（如“三级学科”）——西方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当代史——的差异甚至超过诸如具有体系音乐学特征的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等之间的差异，后三者可以形成“审美心理”“教育心理”“美育”等进一步的融合，故而其相互间也并不“绝缘”；
而中国古代音乐史甚至还可以涉及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等更细的分支。这些问题在之前的概论、新论中似乎并没有得到格外注意和阐述。尤其是王耀华教授的《音乐学概论》，几乎等量齐观地将我国音乐学“理论上存在”的多达20个子学科予以并置述介；
在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这种理论框架就略显脱节。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反而是杨燕迪教授主编的《音乐学新论》在二级学科的分类问题上，更切合实际。总之，对如上问题的描述与解释都属于学术网络的“学科结构”的研究范畴，即一个学科领域内“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聚类谱系图方法会对质的规定性产生影响。根据不同的类目数量再对类做概念界定，这种情况下，概念的外延就可能发生变化。譬如，在分两类的情况下，“西方的音乐学”更显“笼统”，其中的“西方”是一种更宽泛的象征，它甚至影响到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和现当代体系音乐学的领域，说这些领域受西方音乐学影响颇深而区别于中国本土的所谓“传统音乐学”——是不无道理的；
而在分三类乃至五类的情况下，“西方”的标签则与“现当代”分隔开来且并置，表现出狭义的内涵，即清晰地指向研究西方音乐史论和作曲技术理论的作者群落了。整体来看，每种界说的清晰度则须要参考前述组内、组间的异同比较，譬如从“西方”到“西方音乐史论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组群”，14-5=9的较大的距离差则让其格外显著。
聚类谱系图和寻径网络的相互比较与加持，或可以全概偏，相得益彰；
而数据分析的结果又分别表现为“树形谱系”和“线性寻径”的两种学科结构的特征。试问，哪一种是正确的？诚如上文的方法论和提议，确实可以存在不同而皆有道理的解释。方法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反映了解释的差异，而且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适用场景，也绝非无暇。当两种或更多方法产生貌似冲突的结论时，还可从中探寻过往认识的盲区，或发现跨学科、跨领域的可能，或揭示概念或质性判断中的多义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