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这样评价陈独秀与胡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在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适之先生则紧紧关着门，门上粘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有人曾说，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友谊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二人：“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在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则紧紧关着门，门上粘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1915 年，刚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陈独秀与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闲谈。汪孟邹说他有一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文笔极佳。陈独秀当即问道：“你是说胡适吗？”
汪孟邹大感惊讶，原来陈独秀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收到一位美国留学青年的来信，当时便对他的文采大加赞赏，而这个人就是胡适。
回国后，陈独秀对胡适的文笔依旧念念不忘，此番听说汪孟邹与之是老乡，便动起了向胡适约稿的心思。陈、胡未曾谋面，便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运动口号，宣扬民主与科学，诸多新思想、新理论在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中国迅速蔓延开来。
胡适（左）与陈独秀（右）
1917 年1 月，北大校长蔡元培正式将陈独秀招致麾下，任北大文科学长。但在当时的北大内部，传统文学还占据着主导地位。陈独秀自觉孤立无援，他想到了自己曾向蔡元培力荐的伙伴——胡适。正是蔡元培的成全，使得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相隔万里的伙伴终于有了共事的机会。
按理说，二人从素昧平生发展成知己、同事，理应有一个完美的结局，然而二人的关系却并未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
胡适回国后曾发誓20 年不谈政治，20 年离开政治，只从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追求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这与陈独秀“不谈政治”的宗旨是契合的。然而当一战停战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忍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舞文弄墨，饱含情感地描写了北京市民欢庆胜利的景象。
同时激情澎湃的还有蔡元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胡适。然而恰在此时，胡适的母亲去世了，他“谈政治”的热情一下子沉寂了下去，再加上他本来就更加热心于文艺，所以但凡遇到陈独秀找他要有关政治的稿子，他也只是敷衍几篇了事。
之后，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渐凸显，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乃至后来二人爆发了激烈的矛盾。但二人始终未在公众场合表达过对对方的不满。直到数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过往仍明确地表示他和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矛盾，而有关主义。
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曾经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二人时而势不两立，时而同仇敌忾，时而在关键时刻为对方挺身而出。
1922 年8 月，陈独秀的家里闯进了一帮不速之客。这几个人是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戴纳、督察员黄金荣、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毅卿。他们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的名义将陈独秀逮捕。
这并不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所以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惧，他照例配合巡捕做完询问笔录。陈独秀被捕当晚，胡适就得知了消息，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详细说明陈独秀案内的证据，并说法国人做的事实在太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事情。
复审当天，律师博勒在公堂上说，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就这样，法国会审官商议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陈独秀十分感念胡适搭救之恩，他写信寄出自己的一篇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给胡适。虽说陈独秀的观点依然与胡适相左，但二人抛开思想之外的情感却从未间断。
晚年的陈独秀，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一身傲骨。
1937 年，陈独秀在中英协会和胡适等人晤谈，胡适对陈独秀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我现在也是在国防参政会参议院，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面对胡适的邀请，陈独秀摇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听了默不作声，他知道陈独秀的脾气，便不再强求。而这次不算愉快的会面，也成了二人此生当中最后一次晤谈。
也许胡适也没有想到，二人最后的共鸣竟是在陈独秀去世之后产生的。他将老友的遗作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由衷赞美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有人说，晚年的胡适变得无所畏惧，与当年的陈独秀颇有几分相似。
1962 年2 月24 日，胡适在台湾的一场鸡尾酒会上发表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涉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话题，他慷慨激昂，忘记自己久病初愈的身体，说到激动处当场昏厥，送医后去世。
晚年的陈独秀和胡适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思想，或笔耕不辍，或据理力争，这让人不禁想起梁启超的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此二人，正可谓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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