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艳君
(大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民族典籍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民族典籍是各民族文化精粹凝结的成果，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途径。王宏印认为，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传播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即以汉语汉字书写记录，生成汉族典籍为主的“奠基期”；
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将汉族典籍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扩张期”；
以及近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中国民族典籍，将其推向世界的“外传期”(1)王宏印认为，包括汉语(汉族)典籍在内的民族典籍的翻译传播经历了三大阶段与三重境界。民族典籍翻译传播的三个时期“是历史的自然形成，也是逻辑的推论而出，同时也是学科的渐次推进”，在这三个时期内中华民族典籍传播的重点与趋势构成了中华民族典籍传播的历史沿革与拓展途径。相关观点参见王宏印：《典籍翻译：三大阶段、三重境界——兼论汉语典籍、民族典籍与海外汉学的总体关系》，《中国翻译》2017年第5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典籍翻译承载了不同的历史使命。自宋代起，汉族典籍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在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基点的同时，也推动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间接地参与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建构，不但加快了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发展，更为各民族形成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近代以来，民族典籍的外译传播更是建构民族形象，传播民族文化，建设中国对外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在民族典籍的外译活动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始至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一文中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56个民族作为基层，在互相依存，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认同意识的引导下，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过程[1]。这一过程是长期持续的民族建构过程。所谓民族建构，是指“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共享价值、文化与民族认同的传递、发展与强化，以及民族身份的确立与建构”[2]。民族共同体是基于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共同体。从民族建构的角度来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3]。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共同的意识形态，是民族成员最重要的思想特征。只有实现了民族文化认同，才能实现民族身份认同，进而实现民族认同。民族典籍是展示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实现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形成之初，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4]。在考察19世纪欧洲民族建构的过程之后，安德森指出，印刷语言与报纸是完成民族共同体想象的两大重要技术手段。尽管这一看法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待进一步考察，但是将阅读视为建构民族想象关键要素的看法对理解民族典籍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功能仍有一定的意义。正是通过制作、阅读民族典籍，各民族才完成了对自身文化的建构，实现了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也得以在漫长的典籍翻译传播历程中逐渐交融、成型、显现，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中国的民族典籍主要以“各种民族文字(包括民族古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
汉文记载的有关民族史料；
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5]的形式留存至今。民族典籍的出现是民族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语言的规范化，提升了民族语言的丰富程度，以汉字记录的其他民族历史发展情况的各类资料，以及用汉字作记音符号记录民族语言的各种资料在保存各民族历史文化、展现各民族发展历程的同时，也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多民族互相依存，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联系。无论是对单一结构民族文化的凝聚与传播，还是建构多民族共同体的共享文化与共享价值观，民族典籍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民族历史传承中形成的民族典籍，大多是对本民族传统信仰与传统文化的记录与歌颂，其传播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共同的文化在各个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都发挥着思想指引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存与传播记录民族文化内容的民族典籍，是各个民族建构自身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手段。对于历史上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来说，文化的交流交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民族典籍翻译为其他民族语言的过程，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某一民族的先进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向外辐照的特点，逐渐成为多民族聚居地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用藏、蒙等文字记录的民族典籍的传世，记录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以汉文记录的回纥、党项等民族的历史资料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化发展的重要佐证。这些民族典籍的保存与流传，不但是中国境内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最有利证据，也证实了中国自10世纪起，以不同单一结构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存共生，在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多元一体特征的中华民族共享价值观念与共享文化成果(2)这一观点参见史金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当代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王善军、王道鹏：《从族际交往到一体认同——20世纪以来的宋代民族融合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如果说，在10世纪中国印刷技术取得重大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国民族典籍的广泛流布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安德森有关“印刷语言”在单一结构民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些民族典籍记录的不同民族之间交往融合的史实则进一步说明，中国历史上，诸如辽、两宋、夏、金等朝代的分立时期就是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现象的反映，也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逐渐趋同的大走向，这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性，这一鲜明特征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所不具备的，彰显了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相加的松散联合体，而是血脉相连的整体[6]。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典籍最重要的记录工具，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民族语言是民族思想、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载体，是民族历史与民族记忆的贮藏器，是民族的心灵家园，同时也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7]。尽管我国各民族历史悠久，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我国的很多民族仅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从1956年起，党和政府组织了大量人力对民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帮助很多尚未发展出文字的民族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很多以说唱形式传承的民族文化第一次有了文字记录，很多民族也就此创制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典籍。以对赫哲族“伊玛堪”(3)“伊玛堪”是赫哲族口耳相传的史诗体民族说唱文学作品。的整理翻译为例，赫哲族使用的语言是赫哲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历史上赫哲语没有创造出与其相匹配的语言文字。语言的读写能力是指语言的文字能力，因此，赫哲语使用者天然地就不具备语言的读写能力[8]。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赫哲族民族文学作品“伊玛堪”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形式留存。因为缺乏文字记录，“伊玛堪”的传承极为困难。为了保存赫哲族的民族文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20世纪末，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民族学者整理翻译了5部“伊玛堪”作品。这些作品有的直接将赫哲语翻译为汉语以汉字记录，有的则以国际音标标示赫哲语发音。随着赫哲语在21世纪逐渐丧失其语言交际功能，赫哲族“伊玛堪”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亟待拯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抢救、保存以及展示赫哲族文化成就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将以汉字记录的赫哲语“伊玛堪”翻译为英语等多种文字对外传播。2013年《中国赫哲族史诗伊玛堪》英文版出版发行。这一成果不仅以另外一种文字形式保留了东北民族文化遗产，使其穿越时空在异域文化世界传播，而且为世界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中国区域又提供了一个案例[9]，更重要的是，翻译以“伊玛堪”为代表的赫哲族文化成果，以汉字创制赫哲族民族典籍，可以帮助缺乏文字、语言交际功能正逐渐丧失的赫哲族完成基于阅读与想象的民族自他形象建构。民族典籍外译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翻译在目标语文化语境中表征译出语文化的他者民族身份，建构他者民族形象，通过强调目标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确立相对于目标语文化的译出语文化主体地位(4)有关目标语文化环境中译出语文化主体地位的建构，参见谭载喜：《文学翻译中的民族形象重构：“中国叙事”与“文化回译”》，《中国翻译》2018年第1期；
梁志芳：《翻译·民族·想象——论翻译在民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外语研究》2017年第3期。。在“伊玛堪”外译的过程中，汉语与汉字起到了记录与转介的作用。这一作用并非“伊玛堪”外译所独有的，很多中国民族典籍的外译都借助于汉语与汉字的记录转介[10]。如果说10世纪汉族典籍大规模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过程中，汉语与汉字在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创制与发展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借鉴与参照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统一的直接体现，那么汉语与汉字在近现代民族典籍外译过程中的记录转介的功能性定位，则更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别于单一结构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是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一体’是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与根本目标。二者辩证统一，不可分割”[11]。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多元一体”格局是在连贯的，相继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各民族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交错杂居的特征、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在情感上互相亲近，渐次生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12]。“多元”表征了在漫长的共同发展中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彼此间的包容性，“一体”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与多民族共享价值观的向心性。
尊重“多元”与强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基础和根本出发点。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华文化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不断由‘一体’辐照‘多元’的过程”[13]。尽管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政权的官修史书都从王朝正统的角度出发，以民族本位立场阐释其政权的合理性与文化的神圣性，但是汉语与汉字的通行还是推动着不断接触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以汉文化为核心的共享文化观念。通晓本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双语者在以汉字为模板创制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将汉族典籍翻译为民族语言(如蒙语、藏语)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特征与向心性特征的初步建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的自他意识空前强烈，各民族在反抗外敌入侵，抵御他者文化渗透的过程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唇齿相依、命运相连的血肉联系。中华民族这一理念也在近代的政治伦理框架之下有了全新的解释。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但梁启超没有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阐释，之后的很多学者，如章太炎等也在文章中简单地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辛亥革命时期，以“汉、满、蒙、回、藏”五族为基础共和建国的观念极为流行。这种“五族共和”的观念进一步混淆了社会各界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批驳了“五族共和”观念，认为“五族共和”宣称的五个单一结构民族彼此独立的观念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分裂，指出“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予以为，吾中华欲成统一之国家，非基于新民族主义不可，新民族主义云者，即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14]。李大钊将“民族的精神”视为民族融合的途径，是要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党和政府实施平等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保存并发展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努力纠正旧中国时期思想界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法律上没有规定‘国语’，以汉语普通话、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中华民族整合的要求……共同的政权属性、制度条件、主导文化、人民政治思想及党的领导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5]。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引下，以发展各民族文化为目标，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典籍整理翻译工作。1958年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工作代表大会提出“全面收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的方针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民族典籍外译工作奠定了基调。蒙古族《江格尔》、藏族《格萨尔》、维吾尔族《福乐智慧》、彝族《阿诗玛》、傣族《郎鲸布》等较有影响力的民族典籍的部分章节或全本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在国外出版，这些民族典籍的外译为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提升中国“软实力”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上述较有影响力的民族典籍多次被翻译再版，较好地发挥了少数民族文化在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
2008年以后，借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的国家形象与文化影响不断提高的东风，在2019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大力度提升少数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要加大举措增加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中的比重。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民族典籍外译工作不断取得突破。国内外中青年学者奋力耕耘，整合文化优势，以课题为依托，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经典作品的外译研究与推介工作，研究范围涵盖北方地区的柯尔克孜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西南地区的彝族、土家族、苗族、壮族等民族典籍[16]。以英译为例，截止2019年，在短短二十年间，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各类民族典籍英译本已经超过七十余种。民族典籍外译涉及的民族范围不断扩大，民族典籍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结构上来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载本体[17]。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意识核心。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看，“多元”是一体的前提，“一体”是多元的必然发展方向。民族典籍外译在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性的责任。以藏族典籍《格萨尔》翻译为例，在近代以前，《格萨尔》已经流布于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广大空间之内，是包括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白族等民族共同的民族史诗。可以说，《格萨尔》是一部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认同的史诗，是民族间交往交流的文化使者，是各民族共有精神依托的纽带[18]。客观来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流传的《格萨尔》无论文本内容还是传承方式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是民族交流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格萨尔》作为多民族“共有精神依托”的体现。尽管有学者从翻译策略的角度提出应重视原始民族典籍的“源文本”价值，“警惕”将“源本文”转译为其他民族语言的“原文本”之后外译导致的“间接忠实”问题[19]，但是，原始民族典籍“源文本”转译为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民族语言“原文本”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不同语言的文本具有同样的民族文化价值。通过更为严格的直译等翻译策略，其他民族语言“原文本”外译也能保证“少数民族典籍的内在意蕴、语言风格、叙事策略、情节发展、故事背景等一系列要素更加真实地得以再现”[20]。而平等地看待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民族语言“原文本”外译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价值，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外译活动中的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是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无疑是近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民族建构理论的中国观照，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结构形式又显然突破了西方民族建构理论的窠臼。也正因此，西方学者在西方语境下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和阐释往往偏离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沦为一种“创造性想象”(5)参见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罗铮：《文学外译构建海外“自我形象”的合理性与路径》，《外语学刊》2022年第1期。。萨义德认为，“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positional superiority)，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21]。显而易见地，建构一种偏离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历史现实的“创造性想象”是保持西方相对优势地位的途径之一，而“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positional superiority)”作为一种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族典籍研究、翻译以及传播的态度。
仍以藏族典籍《格萨尔》的外译为例，《格萨尔》的外译传播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路线以原文向外译出，既以蒙文木刻本为源语的语际翻译，形成了俄译本以及欧洲各主要语言之间翻译和传播路线，这其中也涉及到民族文学的语内翻译，即民译。第二条路线以藏文本为源语的语际翻译，这一线路的主要译介工作是在早期人类学家与民族志研究者深入藏区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第三条路线是以当代汉语译本为源语向外的再翻译，主要是汉语向英语的翻译[22]。根据王治国的研究，截至2011年，《格萨尔》比较重要的非英语译本共有15种，这些译本几乎都是以蒙语或藏语为源文本，即上述《格萨尔》外译传播的前两条路线，译出语主要包括德语、俄语、法语、日语等，其译者全部为国外学者[23]。根据臧学运与马振宇的研究，到2021年，《格萨尔》的15种英语译本中，仅有王国振、朱咏梅、汉佳翻译，由中国五洲出版社及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格萨尔王》一个译本是“由中华本土译者翻译的译本”[24]。众多的《格萨尔》译本“呈现出来的翻译样式不尽相同，有节译、编译、选译等，译本面貌也各有特色，有传教色彩明显的，有以传播藏族文化为目的的，还有破坏民族团结的”[25]。由此可见，民族典籍的译者身份的复杂性以及民族典籍外译目标语文化语境的多样性在扩大民族典籍对外传播范围、提升民族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如何保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效果的问题。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说，“译者需要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考虑多种要素，做出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对文章进行直译、意译或音译，增译或减译，归化或异化，要视具体翻译文本、翻译情况等翻译生态环境要素而译”[26]。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的翻译活动是译出语转换为目标语的根本途径。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不仅要创造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建构译前、译中、译后稳定的翻译生态系统，协调翻译群落成员间的关系，而且还要秉持生态的理念，承担起维护生态平衡与和谐的特使使命[27]。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话语权。对于国外学者来说，翻译中国民族典籍本身就是他们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认知的方式。以萨义德所说的“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看待中国的民族文化，是很多国外学者有意或无意的研究立场。这样的立场与译者翻译话语权的叠加，使得国外译者(国外译者大多都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的译本很难真实完整地展现中国民族典籍蕴藏的复杂文化内涵。在国外中国文学翻译领域有较高成就、于2013年将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翻译为英语的葛浩文实际上“对中国小说的整体评价并不高”[28]。这种态度显然影响了葛浩文对《格萨尔王》的翻译。邵璐在对葛浩文、林丽君翻译的《格萨尔王之歌》与阿来原本《格萨尔王》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葛浩文、林丽君的译本在人物刻画、故事情节、环境描写等方面均有所缺失。此外，邵璐还指出，葛浩文、林丽君译本中删减了很多文化关键词与文化负载词，这导致“小说(《格萨尔王》)的文化内涵有所流失，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性没有得到体现”[29]。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其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异质文化在平等交流环境下的互相转换。除了考虑语言转换的技巧之外，译者更多地还要考虑文化转换的策略。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是译者进行文化转换时比较常用的策略[30]。在翻译中，这两种策略并非绝对对立的，但是从建构自主翻译话语权的角度来说，“异化策略有利于打破目标语规范，保留文化交往的平等性，从而抵御文化霸权主义”[31]。特别是在当前西方依然掌握国际文化传播话语权的现实图景之下，有意识地运用翻译异化策略，传播正确且完整的中华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话语体系，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举措。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不仅仅是内向的民族自我形象建构，同时也是外向的民族他者形象建构。自主的开展民族典籍外译活动是统一民族自他形象的根本途径。只有主动地完整地阐释译介中华民族文化，才能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形象，才能弥合在西方语境下因“创造性想象”而造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他形象的差异。因此，把握民族典籍外译的主体性与话语权，提高民族典籍外译的文化负载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期民族典籍外译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民族典籍，既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建构进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也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在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中，民族典籍在传播民族文化、实现民族认同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民族典籍外译在肩负中华民族建构重要使命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建立中国对外话语权的艰巨任务。“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的历史结构，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表征。“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2]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才能永续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要与主线，在此引领与指导下，民族典籍外译不仅仅要对外展现各民族文化的历史风貌与发展状况，更要展现中华文化的一体性与向心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33]。民族典籍外译是文化建构，是民族建构，同时也是国家建构。作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典籍外译既体现了一种现代的民族观，也体现了一种现代的中国观。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民族典籍外译工作必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下，直面西方文化语境对于中国的“创造性形象”，积极提高外译民族典籍的文化负载能力，坚守中华民族文化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主体性，弥合不同文化语境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他形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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