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庆蕾是文坛涌现出的一位新锐青年批评家。我们认识有十幾年时间了。从年龄上讲，崔庆蕾是一名85后批评家，他有着山东人的朴实厚重，也有着很多青年学者身上没有的沉稳细腻。他的批评眼光独到却又温厚宽和，对作者多有“同情式理解”，兼顾多种批评方法，又能坚持自己的审美原则。他的批评文字以审美性为先却文风平实清晰，避免了一般学院批评家的晦涩缠绕。他以先锋批评为基础又视野开阔，融汇百家，顺应时代呼声，传承“现实主义”研究的优良成果，不沽名钓誉，不浮躁冒进，能在广阔的领域，对不同类型作品作家发声，体现出了新一代批评家扎实肯干的良好风貌，及其时代担当和责任意识。
近十年来，随着“逆全球化”出现及民族国家维度下的激烈竞争与意识形态对抗，全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态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国内，文本细读、形式分析等先锋研究方法，似乎已成为某种“过去式”。与之相对的则是批评价值取向中立性的“再历史化”等思潮的兴起。青年批评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语境和趣味的变化。崔庆蕾和很多同辈批评家相比，既有效地回应了时代的很多命题，又没有受到太多流行批评风潮影响，不仅研究先锋批评产生背景，还原先锋批评生产机制，总结其特征与传承流变，且在“历史化”基础上，在精神上有效传承并发展了先锋批评，并正确看待先锋批评的问题，既丰富了当下文坛批评维度，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创新”的问题，提供了一定启示。这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希腊语中“批评家”有“法官或陪审团成员”与“做判断”两重意思，布莱斯勒曾将批评分为“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①，这里的“理论批评”，其实就是文艺理论研究，意在研究艺术的性质和价值的理论、原则和宗旨。“实用批评”则是针对具体文本的阐释。对“批评方法”的研究属于理论批评范畴，也涉及理论史研究。先锋文学作为思潮运动，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先锋文学的影响，却已深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血脉，不仅是60后作家，70后与80后作家身上也依然有挥之不去的“先锋情结”。对先锋文学的研究，已从作家作品论、思潮论及叙事形式等相关讨论，进入文学史总结、历史哲学呈现等更深层与更抽象层面。“先锋文学批评”独特研究价值在于，它既是先锋文学一部分，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发展轨迹的“转折点”，特别是从政治化的“社会学批评”到新时期以后“多元化批评”的转型，“先锋批评”非常重要且关键，也是“批评本体意识觉醒”的表征。从文学史角度来说，“先锋批评”当时看来，恰如先锋文学一样，似乎是域外影响的结果，也似是对抗文学体制的结果，但正是从崔庆蕾的细致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出，“先锋批评”恰是当时文学体制推动的，由体制内作家，体制内文学刊物、编辑、批评家（主要是学院批评家和作协体制批评家），体制内文学出版共同打造的一个“体制内的先锋”，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也与苏联文学体制情况不同②。尽管围绕由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学批评，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先锋批评与之也产生了对抗和碰撞，但不可否认，先锋批评的异质性和对抗性，存在更多想象成分，虽然它充满了断裂性审美哗变，也深受欧美文化影响，但也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现实观、历史观、审美观的巨变。它对于形式的迷恋及现实感的淡漠，恰在某种程度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反向补充面——恰如硬币的正反面。它既接续了李健吾等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审美探索，也拓展了社会主义文艺的表现领域，呈现出当代中国文艺多维复杂的发展空间。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去政治化”的先锋文学，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体制与新启蒙之间的裂痕：“前者在对‘文革’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新秩序，后者凭借援西入中，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西学话语来重新阐释人，开创新的讨论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知识。”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别是站在21世纪中国语境来看，“先锋文学”，包括“先锋批评”实践，“去政治化”既是一种“规避性动作”，也成为某种探索过程，即现代性物质层面如何被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吸纳的问题：“政治无意识在当时并不需明确化，因为它同新时期中国一系列国策并不冲突，同时也满足了‘文革’后逐渐形成的大众社会对种种物质丰富性和社会自由的追求。这两种力量的结合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解的全面非政治化。”④这一过程虽然并不能说完全成功，但也并非是简单的“去现实的原罪”，而是表现出20世纪80年代在冷战后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格局趋于解体情况下，探索主体性发展道路的某种灵活性与可能性。而这一点，也恰是今天中国在融合再造、兼容并包情况下，形成真正“中国批评”美学的基础之一。
崔庆蕾的专著《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作家出版社），是他这些年理论批评的结晶。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对“当代文学历史化”“重返80年代”等学界研究热点的呼应，也有他对“先锋批评”的很多真知灼见。正如胡平对此书的评价：“在他之前，我国尚未出版过关于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的研究专著，这是第一部，也使我看到它时眼前一亮。”⑤这本著作对于批评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比如，他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钩沉，特别是四次文代会上有关“两个自由”（创作与评论）口号，指出“从根本上说，是1980年代政治语境的调整催生和带来了新的文学语境，而文学语境的变化又进一步带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大转变”⑥。这种避免将先锋批评“异质化”的处理方式，避免了将先锋批评“起源”归于译介西方理论的窠臼，将“先锋批评”真正放在“以中国文学为方法”“以中国文学批评为本位”的位置，这既是一种“再历史化”评估，也是对历史语境的真实还原。该书的第二章，崔庆蕾分析“文学论争”“文学会议”如何成为先锋批评的发展路径和推动模式。他对“三个崛起”历史化还原，特别是对杭州会议、厦门会议、扬州会议、武汉会议、海南会议等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研究，清晰梳理了先锋批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知识”背景下，具体“批评生产”的差异性、共识性与内部危机。先锋批评的启动，培养新人，探索方法论，对批评观的论争，都能清晰看到“先锋批评去政治化”运行轨迹。这种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性认知先锋批评的生产机制，即这种作协、杂志、出版社、高校等多方权力场域碰撞、融合，甚至是冲突抵牾的“文学会议场域”，依然是经解放区文艺机制发轫，到共和国成立后逐渐成熟的当代文学体制的产物。
该书第三章对文学期刊与先锋批评的研究，延续了第二章的思路，主要对《当代文艺思潮》《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与《文学评论》进行分析。《当代文艺思潮》的先驱者盗火精神，《上海文学》在培养新人和打造先锋批评圈子上的煞费苦心，《当代作家评论》对先锋批评的推动和实践，《文学评论》处理意识形态主流与先锋批评之间关系的进退维谷，甚至是矛盾重重的心态，都从文学传媒角度，生动为我们再现了先锋批评“浮出历史地表”的艰难。崔庆蕾的分析准确而冷静，也有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第四章从批评家队伍建设的角度，重点分析“第五代批评家”群体特征，并对吴亮、李陀、程德培等批评家进行了个案解读。崔庆蕾很精准地总结了先锋批评家的艺术个性，语言平实，但不乏智慧的火花，也能由此窥见他自己的批评风采，例如他对李陀的认知：“李陀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宏阔的气象，跨界的实践经验让他有了一种开放的视野和整体性的眼光，让他在观察文学和进行文学批评时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整体视角，具有一种历史意识。”⑦由此，崔庆蕾进入了批评史的理论主体构建，从“本体”“主体”等几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先锋批评的批评理论与话语方式。并对先锋批评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崔庆蕾对先锋批评的研究，饱含着他对先锋批评的“历史尊重”，也蕴含着他的基本美学原则，即以“文学本体”研究为基础，对文学进行阐释。他的这种颇有些“复古”的方法论意识，渗透到了他的“实用批评”（布莱斯勒语）实践之中，却并没有成为狭隘的“绊脚石”。他以宽广的批评视野，将不同批评方法熔铸一炉，共同打造新时代批评家的风采，展现了他们的时代担当，尤其是他对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吸收和借鉴。从身份上讲，崔庆蕾兼有作协系统内批评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这也让他的批评实践变得更具特点。学者吴俊认为：“以往的学院专业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极度萎缩，基本上仅作用于狭隘的文学专业圈和高等院校，虽然掌握着学术话语权，俨然文学精英阶层，但脱不了自娱自乐的学术自嗨。维护这种学术专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等级，倒还不能不依赖于传统的人文和文化观念。相较而言真正能够发挥文学批评影響力的，更多是作协系统和媒体系统的声音。”⑧当下学院批评家的一大问题，即理论话语生产的焦虑，化成了不断建立“场域区隔”的努力。他们的批评越来越晦涩难懂，术语越来越缠绕繁杂，甚至试图借助批评，完成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跨界雄心”，而通达晓畅地讲道理，明白地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做判断，这些基本的文学批评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学院派批评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性”，也变得越来越差。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段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作协系统内的青年批评家，则在新世纪后开始逐渐成长为重要批评力量。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大多有学院派的学术训练，又多了份对现实层面的关注，以及沉甸甸的“国家文学”的责任感。而且他们不再追求批评形式本身的激进，而更强调融汇各种批评方法于一体。例如，崔庆蕾的批评文章《“人及其时代意志”——艾伟小说简论》，既有对艾伟小说的叙述形式、结构意识的细致阐释，也有对艾伟小说主题“人性与时代意志”的概括分析，呈现出了方法论上的综合。他对陈彦的《喜剧》、迟子建的《烟火漫卷》等长篇小说的阐释，也很有意义。而《“革命女性”的内面及其叙事的难度与限度——评刘庆邦〈女工绘〉》，更是一篇非常精彩扎实的文章。崔庆蕾对于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重述革命女性”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积极意义，也清醒客观地认为，“个体/时代，女性/男性等多组关系的平衡关系，要解决的正是革命女性主体的复杂伦理问题。而这种平衡性也带来了内在的限度和难度”⑨。
崔庆蕾还很年轻，他的批评之路才刚刚开始，有巨大潜力，也充满各种可能性。他的批评风格和态度，却是我非常赞赏的。对作家抱有理解的同情，批评语言既有温度又平实严谨，不故作惊人之语，故作批判或故作吹捧，而是能“平视”作家和人生，能将艺术追求与批评家的使命担当结合，能在扎实的理论论证与敏锐的艺术感受之间找到批评位置，这样一种“绿色批评”，才是青年批评家应该有的品格。真正的文学批评，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与献身的激情，期待崔庆蕾在文学批评的道路披荆斩棘，大放光芒。
【注释】
①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赵勇、李莎、常培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9页。
②例如，当时苏联研究西方先锋文学的权威扎东斯基，研究方法依然属于社会学批评范畴，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方法论痕迹，如他谈到卡夫卡，认为“所有‘先锋主义’运动（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蜕化变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变成了（往往在死后）它的驯顺的老虎”。德·弗·扎东斯基：《卡夫卡和现代主义》，洪天富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第6页。
③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274页。
④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朱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5页。
⑤胡平：《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著作》，《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序》，作家出版社，2021，第5页。
⑥⑦崔庆蕾：《198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研究》，作家出版社，2021，第17、132页。
⑧吴俊：《批评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视阈——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若干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⑨崔庆蕾：《“革命女性”的内面及其叙事的难度与限度——评刘庆邦〈女工绘〉》，《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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