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败的意图
应该不只是巧合：几乎是同时，许春樵在《小说月报》（原创版）2021年第11、12期连载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收获·长篇小说》2021年秋卷推出鲁敏的《金色河流》，这两部作品说的都是一个耍笔杆子的家伙或明里或暗里要给一位企业家作传，但同样不得不草草收兵、不了了之的故事。
不管是不是巧合，这惊人的一致性、同步性已经构成一个症候，我们必须在症候处驻足，问上一个为什么。从症候处所能揭示出来的真相起码有如下几点：首先，企业家，只有企业家，才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的“当代英雄”，是当仁不让的“传主”，只要刻画好这些“传主”，就能同时穿透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秘密——秘密就隐藏于企业家的坚毅、渴望、得意、亢进、贪婪、冷酷、吝啬、恐惧、绝望、悲凉交织在一起的脸，也就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的脸。其次，在“向内转”了几十年，玩弄了那么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技巧之后，中国作家终于有了做一个时代书记员的巴尔扎克式自觉。他们知道，他们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变时期，他们的职责就是写出史学家不想写也写不出的“风俗史”，探究其背后的“永恒的法则”①。再次，按照列维纳斯的说法，脸是聚拢，是命名，但同时又是毫不留情的拒绝——脸背后是绝对的异己，是无底的深渊。一张寻常的脸已是异己和深渊，半是天使半是恶魔的神奇的脸、复杂的脸又怎么可能被勘探？神奇、复杂的脸上层层叠叠着多少道皱褶啊，一道皱褶就是一个永远缄默的秘密。更严重的是，天使+恶魔，不正意味着无上的诱惑？不管什么样的太史简、董狐笔，在这样的诱惑面前都会生锈、软化，甚至被重造，就像鲁敏的谢老师早已丧失了“一个书写者所必需的距离与冷静”，也像许春樵的“我”所采访的内容“严重偏离了局长的主题策划，也在孙总设计的光辉道路上全线脱轨”。如此一来，在当下中国做一名时代的书记员，就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意图，书写者根本进入不了谜一样的“传主”，他们反过来被“传主”所打动，甚至迷失、消融。
不过，在文学的世界里，意图从来就不是用来实现的。而且，也许只有失败了，意图才能更深刻地抵达自身：书写不了时代的“当代英雄”，不就说明“当代英雄”的彪悍、迅疾、雄浑，他们绝对地超越了书写者自身？
二、这四十多年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唤醒你、裹挟你、撼动你、塑造你，也可能挫伤你、摧毁你；
面对太磅礴的它，你迷恋、你彷徨、你飞黄腾达，或者你粉身碎骨。你与它之间竟有着千万种可能，可能性的杂多说明了它的咄咄逼人的生命力，而唯一的不可能则是你置身于它的外面。于是，每一个有志愿、有能量的书写者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思索它、穿透它，给它造“像”，为它立“心”。早在改革开放帷幕拉启不到十年的时候，贾平凹就写出《浮躁》，用咆哮的州河來隐喻犀利、雄浑的时代：“泥沙俱下，州河泛滥而水大好行船，浮躁之气，巫岭弥漫而山高色壮观……”过了十几年，发展已至烈火烹油，余华写出《兄弟》（下）。《兄弟》（下）远强于《兄弟》（上）的理由在于：“文革”书写已有非常成熟且多样的模式放在那里，《兄弟》（上）还是在既有的模式之内打转，顶多比别人写得更惨烈、更绝望一些；
《兄弟》（下）却是在正面强攻二十多年来的时代进程，这样的强攻绝少借鉴，只能由余华自己提炼出垃圾西服、处美女大赛等经典意象来隐喻它、命名它。又过了不到十年，经济的腾飞撕开一道道深刻的伤口，面对着一边是花团锦簇一边是断壁颓垣的现实，余华《第七天》用杨金彪声音里的“源远流长的疲惫”写出中国人的“源远流长的疲惫”。到了当下，中国作家又会怎样想象这40多年的既昂扬又辛苦的来路？鲁敏的回答是，这是一道“金色河流”，河流中的每个人各有各的心酸和无奈。许春樵的方法则是，写出一个“江淮好人”，用“江淮好人”过山车般的一生跟过山车般的四十几年彼此映照，我们从这个人的一生里看清这四十几年，也只有从这四十几年出发，我们才能看清这个人的一生——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
三、为什么是70后？
许春樵生于1960年代，他写的吴佩琳是1970年生人，宋怀良、陈琦、魏国宝跟她是二厂附中同学，大概都是1970年代的。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症候：1960年代的许春樵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代际记忆，就像1963年的苏童一直在写香椿树街上自己的同龄人如何从少年一路来到了中年，而是要避熟就生，把笔触伸向下一个自己未必熟悉的代际？在许春樵那里，这个夹在60后和80后之间、多多少少被忽略的代际具有什么样的深长意味？
60后在“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们的性格、眼光、襟抱被那个时代所塑造。成人后，他们纵身改革开放的浪潮，他们与时代是合拍的，却还是有着一个无法摆脱的“史前史”嵌在自己的体内，他们好像是改革开放的隔代人。80后以及之后的代际成长于改革开放行进中的某个阶段，他们天然地从属于自己的阶段出发去认知这个世界，很难对之前的阶段产生共情。比如，90后穿鞋，区别只在于要“New Balance”还是“Nike”，而不会想到还有一种鞋叫妈妈的鞋；
00后则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他们如何去设想一种没有网络的生活？这样一来，80后之后的代际就不可能拥有对于改革开放的完整认知，这就像三维世界里的人们无法设想四维空间是什么样子的。而70后既无“史前史”的负累，又完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们知道什么是饥饿，也眩晕于“消费社会”的“丰裕”；
懂得公平应该是一个社会的优位原则，也明白没有效率一切根本无从说起。于是，只有70后才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合适的代言人，写出这一代就是写出了这四十多年。许春樵说：“假的无法创新，真的无需创新。”他之所以“老老实实”地讲述宋怀良的奋斗史、颓败史，技法上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创新”，就是因为他把攥住一个“真”字。他是有底气的。
当下杰出的中国叙事人贾樟柯，也生于1970年。也许，这也并不是一个巧合。
四、废墟
本雅明由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生发开去，描述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天使”：“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②本雅明的意思是多重的：首先，过去并没有过去，过去不是现在的肥料，过去与现在“共在”，它们一起结合成一个“星丛”；
其次，“我们”都是历史主义者，在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就是“一连串事件”环环相扣地逼向一个目标、远景，而“历史天使”却是要切入过去的现场，让过去持续爆燃的；
再次，过去躺满被呼啸向前的历史机车所抛弃的尸骸，或者叫废墟，尸骸、废墟不为“我们”所见，却深深灼痛了“历史天使”的眼睛。
许春樵就是一位本雅明意义上的“历史天使”，他不为“好人”（一般宣传的“好人”，就是历史主义者所描述的目标、本质的化身，有什么样的历史主义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事，从而也就会叙述出什么样的“好人”，“好人”的秘密不过就是历史主义的秘密）的光鲜所惑，一再地潜回“好人”的过去，让早已消逝的过去持续照亮历史的星空——“好人”在五里井的过去，跟着草台班子走江湖的过去，怀琳公司草创的过去，怀琳公司鼎盛的过去，怀琳公司破产的过去……重要的还不是写出过去，因为历史主义者也会援引过去，把过去篡改成通往目标的一个个事件。许春樵所要做的则是把过去从事件锁链中松绑，还过去为过去自身，作为自身的过去不再通往某个远景，不再是某个本质的注脚。没有远景、本质的辉耀，它们当然是黯淡的、残破的、失败的，就像是尸骸、废墟，注定被历史主义者所遗忘，却又奇异地被“历史天使”所复活，我们就在“历史天使”所开创的复活节中，与一个个被遗忘的日子相逢。就在这样的相逢中，我们才知道历史不是一部正剧剧本、一个宏伟规划，而是处处壅塞着尸骸、废墟。具体到宋怀良，他时时都在挫败，被兄弟挫败，被爱人挫败，被时代大势挫败，最终送掉了性命，他被涂上历史主义金身，内里却是一具千疮百孔的泥胎。不止他一个人，跟他相关联的一切都是挫败的，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场古怪的酒局，嫖客、卖淫女、杀人犯、贪官、毒枭麇集在一起，狂喝着一瓶瓶低劣的“庐阳大曲”，烟尘斗乱。
我想，复活一个个被遗忘的日子，让一座座废墟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浮现，从而与关于这四十多年的历史叙事形成张力，正是许春樵这位“历史天使”的德性之所在。
五、许春樵、贾樟柯的“好人”
跳下历史机车，潜回过去，触目所见无非是废墟——废墟一样的人，废墟一样的事，废墟一样的心境。壅塞着废墟的《下一站不下》令我联想起那一部同样壅塞着废墟的电影《三峡好人》。《三峡好人》到处都是库区移民所留下的废墟。这些废墟是实物，也是隐喻，指向“历史天使”面前所堆积的尸骸，“历史天使”的使命就在于让尸骸复活，让他们开口说话，说出属于他们的，对于宏伟的历史来说却不过是噪音的话。于是，煤矿工人韩三明、女护士沈红开口说话了，说着言不及义的话、碎屑的话、无助的话、绝望的话。《三峡好人》另名“长江哀歌”，颂歌属于历史主义者，“历史天使”只能唱起一阙哀歌。其实，贾樟柯一直是“历史天使”，他不为黄金未来的许诺所惑，紧盯向过去的累累尸骸——《小武》《站台》《任逍遥》中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尸骸？
这些尸骸都是贾樟柯镜头下的“好人”。贾樟柯的“好人”说的不是善良的人，而是指卑微的人、失语的人、无望的人，总之，静物一样的人，他们越是挣扎就越像是静物，这就难怪《三峡好人》的英文名叫“Still Life”。“江淮好人”宋怀良的事迹貌似可歌可泣，实际只是一场误会，许春樵所要做的就是切回到他四十多岁的生命中的每一段黑洞一样的过去，并由他的过去带出耿双河、周小泉、肖晨、郭凯这些早已被吞噬的人们的过去。此时，许春樵发现，他们不过是静物，是“好人”。身披绶带、胸插红花的“江淮好人”可以入戏，一部“正能量大戏”，静物一样的“好人”却只能写成小说。
把“好人”写成小说，这是小说式微以来所获得的最高级的赞美。
六、爱，作为第一推动力
《下一站不下》有一个通俗剧的结尾。毒枭魏国宝落网，他对警察说：“我是为一个女人才走到今天的这步田地的。”由此结论回溯，就一步步打开了宋怀良生命中的多个死结。也就是说，魏国宝的自述把宋怀良零散、破碎、没有头绪的一生（这是真实的人生）捋成了一道谜语（这是故事里的人生），现在，谜底揭晓，故事终结。但是，一个人的一生绝不可能是一道谜语，对应着一个确凿的谜底。人的一生会发生多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比如陈琦的三万块被窃，除了吴佩琳，大家都认定是宋怀良干的，可宋怀良真的没干，再如宋怀良的行迹总是由一个陌生号码发送到吴佩琳的手机上。这些怪事就让它们成为悬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破案，而且是一攬子解决？人生的奇妙就在于正常的、奇怪的、变态的事情都要经历，经历了才算是完成。给它们一个一揽子解决，其实就是一揽子取消了它们，人生由此被真空化了。这一通俗剧的处理方式，透露出许春樵的柔软，他必须为宋怀良的悲情人生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
不过，许春樵也许是要强调一个“爱”字，爱，才是第一推动力，越是爱到执迷不悟就越是推动着自己和世界一路向前，而爱着的人们都是“好人”，哪怕他是一个毒枭。本文以毒枭的一段话作结，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世上的人们都是“好人”，每个“好人”都有自己的绝望：“死到临头，我才知道我有多蠢，靠钱换爱，拿钱买爱，都他妈的白痴。可人世间，又有几个是聪明的？在男人和女人的事情上，没有一个不是蠢人！”
【注释】
①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载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陈占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112页。
②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张旭东译，《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翟业军，浙江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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