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韩心荷
(清华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发展水平”(1)国务院：《国家综合立体交通规划纲要》，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4/content_5588654.htm，2021年2月24日。，同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年3月13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城市公交企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进程，逐渐实现了“公共交通服务从‘车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型，形成了‘移动即服务’的新局面”(3)徐正祥：《地面公共交通数字化发展的思考》，《人民公交》，2021年第8期。。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为城市公交企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如何有效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受哪些动力因素影响，是技术社会学领域中技术动力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
围绕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以及作用机制问题，已有研究从技术配置、营商环境、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何大安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入手，指出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数据处理任务不同，强调技术条件配置应与转型阶段性特征相适应(4)何大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性及条件配置——基于“大数据构成”的理论分析》，《学术月刊》，2022年第4期。；
史宇鹏和王阳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营商环境改善起到的促进企业创新、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成功预期等积极作用(5)史宇鹏，王阳：《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表现与作用机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李晶和曹钰华基于TOE(技术—组织—企业)理论，通过对128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企业的实证调研，使用必要条件分析法和模糊集定型比较分析法，证明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生态嵌入程度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李晶，曹钰华：《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年第3期。。在技术动力理论视角下，国内学界主要从环境因素方面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以及作用机制，但仍有许多较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在理论方面，已有研究对技术的自身性质以及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塑造关注不足。以多西为代表的“进化经济学”和以萨哈尔为代表的“新技术社会学”是技术动力理论体系的两种主流分析路径，它们分别对应技术的内生动力与外在的社会型塑，已有研究大多将内生动力中的环境因素作为切入视角，理论覆盖面较为单一。其次，在研究对象类型方面，缺乏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相关研究。与一般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不同，公益类国企强调对于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公益类国企的数字化转型直接关涉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哪些技术动力因素与公益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相适应，以及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普惠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最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性方面，从技术动力理论视角对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讨论较少。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阶段性的、不断迭代的、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一轮转型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技术框架和组织运行中的固有问题，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需求与挑战，如企业员工再技能化等。鉴于以上，本文基于技术动力理论，选取公益类国企北京公交集团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促进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因素与外在社会因素，并讨论两种动力因素之间的张力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社会群体，尝试提出优化建议。
(一)分析框架
从理论源流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与作用机制”属于技术社会学领域中技术动力理论的重点关注问题。技术社会学作为研究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社会学分支，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其目标是提高和增强对“技术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理解深度，对技术和社会的关系有全面而系统的认知和思考(7)张成岗，李晓萌：《中国技术社会学研究：缘起，表征及趋向》，《学术论坛》，2021年第3期。。“技术导向的社会选择、技术转移的社会机制、技术成果的社会评价以及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是技术社会学研究的焦点(8)关士续：《关于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及其导向》，《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年第5期。。技术动力理论是“关于技术发展的促进因素及其过程的一般性解释”(9)邢怀滨，陈凡：《两类技术动力模型的比较分析》，《科学学研究》，2002年第2期。，当前学界对于技术动力的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种：以多西“技术轨道”为代表的进化经济学分析路径，和以萨哈尔为代表的新技术社会学分析路径。两种分析路径的技术动力模型为本文个案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第一种分析路径源于进化经济学，强调技术发展的“内部动力”与“进化性”特征。多西参考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进一步提出了“技术范式”概念——“解决经由筛选、选择的特定技术问题的模型与模式”(10)Dosi G.,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Research Policy,Vol.11,No.3,1982,pp.142-167.。在技术范式概念统摄下，技术的发展具有两方面动力因素，一是与技术发展“累积性”特征相关的“技术轨道”，技术的进化范围与发展轨迹由技术范式自身的性质决定；
二是与技术发展进化性特征相关的“环境选择”，基于达尔文主义理论视角，论述了在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同的环境因素构成如何对技术进行选择，进而对技术进化过程产生影响。第二种分析路径源于以萨哈尔为代表的“新技术社会学”，萨哈尔从社会学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聚焦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型塑，提出了创新通道和技术指示标概念，并从结果评价角度分析技术产物的迭代升级对技术范式转变的影响(11)Sahal D., Technological Guidepost and Innovation Avenue, Research Policy,Vol.14,No.2,1985,pp.61-82.。两种分析路径分别聚焦技术的内在属性与社会对技术的型塑，对技术动力理论视域内的众多关键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解释，包括技术发展的一般过程与进化方向，技术发展的动力因素，技术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解释柔性”，技术系统形成与社会行动的关系等等。两种分析路径中，新技术社会学即社会对技术的型塑理论在我国技术动力理论研究中相对较少，从该理论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指出，新技术社会学视角下的技术动力理论对于我国公益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根本原因在于：新技术社会学理论对于社会群体与社会行动的关注，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社会属性”在本质上高度统一。一方面，新技术社会学将社会技术整体作为研究起点，关注社会群体对技术的认知和塑造；
并基于对微观层面社会行动的分析，探究新技术在社会建构中形成和获得广泛应用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公益类企业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为转型目标，覆盖通信服务、电网、石油石化等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重要行业，肩负着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与商业类企业相比，公益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过程更多考虑社会实际需要，重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中的公众体验与获得感，具有鲜明“科技向善”导向。
此外，技术发展的两种分析路径反映了内在与外在两种技术动力，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夹角。当前，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技术内生动力方面，数字技术具有其固有的内在属性和发展轨道；
在社会动力方面，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数字技术的解释、赋予数字技术的意义以及技术适应性存在差异，这导致内在和外在动力间夹角的产生，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及企业员工的技术胜任力问题是典型表现。两种技术动力相互作用后形成的社会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必须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基于以上思路，构建了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动力因素与机制的分析框架，包括技术的内生动力、社会动力以及两种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第一，依据进化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轨道理论，结合北京公交集团业务需求，分析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中的内生技术动力。第二，依据新技术社会学“技术—组织”互构等理论，结合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三个发展阶段，分析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动力因素。第三，聚焦两种动力机制的夹角，关注与数字技术业务直接相关，以及与数字技术自身发展轨道方向相悖、表现出较高不适应性的两类社会群体及其行为，从技术胜任力以及技术适应性两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个案分析法，选取北京公交集团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考查和访谈调研获取相关数据资料，探究公益类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动力因素与作用机制。2019年，北京公交集团正式确定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提出数字化发展框架：夯实云平台和数据中台两大基础底座，强化“人、车、站”终端感知，提升网络通信、信息安全、数据治理以及运营维护等信息基础能力(12)参见钟强华等：《北京公交数据管理应用分析》，《城市公共交通》，2020年第12期。，有效推进各个关键业务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最终实现传统公益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北京公交集团在智慧化出行服务、车辆跨区域智能调度、公车清洁能源化等方面已带来积极示范效应，尤其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为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北京公交集团于2022年上半年启动自动核验健康码服务，完成2万余部运营车辆、4.5万刷卡机具的技术迭代升级，实现了车辆刷卡、扫码、查验健康码功能的同步(13)人民网：《北京公交2万部运营车辆刷卡机具完成升级核酸阴性证明超有效期会自动提示》，http://bj.people.com.cn/BIG5/n2/2022/0608/c82840-35306549.html,2022年6月8日。。因此，将北京公交集团作为案例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素与作用机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随着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其他城市智慧公交纵深推进、公益类企业技术持续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技术的内生动力：促进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一部分，依据库恩、佩雷兹以及多西对技术经济范式的分析，技术一般指“运用科学知识，可复制的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现为一种技术或一整套技术手段；
在每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中，都至少包括了“一组特定化的(技术)投入”(14)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York: Harvey Brooks,1976,p.29.。技术投入应当至少满足两个条件：技术的成本较低，以及低成本赋予的可及性(15)Perez C.,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New Technology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Future,Vol.15,No.5,1983,pp.357-375.。依据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对技术以及技术投入的论述，技术是以处理事务为目标，因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技术的选择以及技术体系整体的发展轨道需要与该企业的事务、业务需求相匹配。下面结合北京公交集团业务需求，从成本与可及性角度分析支撑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技术以及其发展历程。
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的业务需求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类企业，北京公交集团需要满足乘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提供动态化、精准化出行信息服务。具体表现为能够实时向乘客提供各类出行信息，如公交车辆到达时间、公交车辆拥挤度、上下车提醒等，以便乘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出行规划做出灵活设计与安排，提升市民公交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智能化公共交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公交服务运营商，北京公交集团需要提升自身智能决策能力。具体表现为决策部门能够依据交通运力运量、乘车需求的动态变化进行自适应优化决策，提升车辆调度、路线规划和票价制定等决策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进而提升交通运输效率。
将北京公交集团上述业务需求转化为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的技术要素，主要覆盖两类技术问题：第一，搭建数字化运营基础服务设施。北京公交集团运营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处理等环节全部在线上完成，具有规模大和实时性要求高等特征。因此，数字化运营的基础服务设施需要满足高并发数据、实时监控与调度以及容灾需求，从技术角度来看，需要搭建一套高容量、高处理性能与高稳定性的数字基础设施。第二，搭建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在数字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升以运营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动态调拨和智能决策能力，建设一套动态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云计算技术体系为第一类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在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阿里云PolarDB-X系统为数字化运营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阿里云自主研制的关系型数据库系统，PolarDB-X系统的前身为TDDL(TaoBao Distributed Data Layer)，最早出现于2009年的淘宝支付管理中。该系统大幅降低了海量数据储存的技术成本，能够完成高并发、高实时、高容量的数据采集、储存与分析任务。2019年阿里云进一步研发了PolarDB-X系统，与TDDL相比，该系统经过技术升级，容灾能力获得大幅度提升，更好地适应了北京公交集团信息服务总量大、动态化、精准化特征。此外，该系统通过“软件—硬件协同设计”(Software Hardware Co-Design)理念，有效改进新硬件设计方式，实现了根据应用程序(业务软件)需要，云端数据库的弹性使用和实时扩展(16)Feifei L., Cloud Native Database Systems at Alibab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 Proceedings of the VLDB Endowment,Vol.12,2019,pp.2263-2272.。硬件与软件技术的整合升级为解决第二类问题创造了基础条件，北京公交集团云平台基础能力获得显著提升，初步实现了运营调度、业务决策和业务协同管理的智能化。
综上，从技术体系角度分析，PolarDB-X技术体系在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运营基础服务设施搭建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其根本在于该技术体系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完成，成本较低且可及性较高，能够极大幅度降低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运营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成本。同时，PolarDB-X技术体系具备较高的弹性、扩展性和可用性，可以帮助北京公交集团在未来以较低增长成本完成基础服务设施的拓展，从而提高北京公交集团智慧公交服务的可持续性，这与该体系自身的内在技术特征和发展轨道较为一致。
(二)技术的社会动力：驱动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因素
依据多西技术轨道理论，技术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各种动力因素的构成以及作用方式不同。将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过程拆分为三个阶段，分析技术发展在每一个阶段对应的驱动因素：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准备阶段，指北京公交集团所采用的数字化转型技术在前期发展过程中如何成为一个成熟、可用的技术体系；
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应用阶段，指技术与哪些管理机制、社会机制相耦合，在助力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提升公共物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效率；
第三个阶段是应用评价阶段，指从应用实践效果角度，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转型能够被规模化推广并稳态化运行。
1.技术准备阶段
在技术准备阶段，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去IOE化”是技术成熟、可用的主要驱动力。宏观层面，我国“去IOE化”起始于政府对数据安全与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关注。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加强了对数据安全与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视，正式开启数据安全与信息安全保护体系建设进程，大力推动国内企业相关技术研发与国产化替代。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通信技术规模化发展过程相似，政府在技术变革中起到大型研究计划助推和大型市场构建的作用(17)Saxby S., The Age of Information, London: Macmillan,1990,p.12.。此外，美国当代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也类似于这一机制，如在SpaceX公司的技术体系的早期发展阶段，主要依赖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的大型订单驱动。
微观层面，国内信息技术企业在政府推动下兴起“去IOE化”的革新浪潮，即“去掉IBM的小型计算机，Oracle的数据库系统和EMC的高端储存设备”(18)余琦等：《数据库架构去IOE的研究与应用综述》，《控制工程》，2020年第1期。。具体表现为：使用X86设备取代IBM主机，使用国内自主研发数据库系统替代Oracle的数据库系统，以及使用云计算化的储存产品体系替换EMC的SAN结构储存体系(19)褚秩钢：《网络重构背景下深化去IOE进程的策略与方案探讨》，《电信技术》，2017年第10期。。由于国内企业在2009年业务软件使用量暴增，加之使用国外IOE的技术架构成本较高，长此以往将难以确保企业竞争力具有独立性。为确保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持续增长，进一步摆脱对IOE技术体系的依赖，国内企业开始探索“去IOE化”技术路径，有效促进了自主研发技术体系的形成。可见，在技术准备阶段，“去IOE化”动力机制为主要驱动因素，由政府与企业协同完成；
作为最近十年来国内信息类企业数字化改革的背景，“去IOE化”为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奠定了技术基础。
2.技术应用阶段
在技术应用阶段，便捷性部署技术与组织管理的共同运行，助推了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新技术部署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工程、技术应用的起点，在北京公交集团新技术体系部署过程中面临着稳定性与紧迫性的挑战：首先，作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企业，北京公交集团需要在不影响公交业务运营服务的前提下，平稳地完成新设施部署与新旧技术系统转换；
其次，北京公交集团车辆众多，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即待车辆回港后再完成新机具部署，则工程周期过长，将导致数字化转型周期整体延后，增加诸多不确定性。为解决以上问题，北京公交集团创造性地引入了GPS技术，根据车辆的GPS定位与施工技术人员的GPS定位相匹配，快速完成了车辆新机具的部署问题。
除便捷性部署技术外，在组织管理方面体现为技术与组织的互动问题。技术与组织的关系经历了“技术决定论—技术结构化理论—互构论”(20)张燕：《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三个视角》，《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或“技术决定论—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结构化理论—互构论”(21)任敏：《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变迁——以大型国企C公司的ERP应用为例》，《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的理论变迁，总体趋势为“从结构—制度分析，到过程—机制的视角转化”，并转向“对(技术与组织)二者关系动态历程进行历时性分析”(22)谭海波等：《信息技术应用中的政府运作机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技术的成功应用，与“组织合法性”以及“技术应用的组织条件”密切相关，具体包括三个层次：技术应用的绩效合法性是基础条件；
当技术应用的绩效合法性不确定时，任务的合法性确保了组织层面的正式资源投入；
而价值的合法性确保了非正式资源投入，在危机期间能够留存技术并在后期进一步推进技术应用(23)任敏：《技术应用何以成功？——一个组织合法性框架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关于绩效合法性，在下一部分应用评价阶段将作进一步详细阐述。在任务的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方面，着重分析北京公交集团在组织层面如何保证技术的应用与数字化转型的实现：北京公交集团管理层开展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以及“同步强化业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两项管理活动，其中“同步强化业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中包括了“运营生产数字化”“安全管理数字化”“客户服务数字化”“资源资产数字化”和“经营管理数字化”等一系列管理活动(24)钟强华等：《关于城市公交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的思考——以北京公交企业为例》，《城市公共交通》，2021年第1期。。上述管理活动从任务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的角度确认了数字化转型的合法性，同时，加上GPS动态匹配部署技术的应用，极大幅度缩减了技术应用的时间周期，缩短了技术产生业务绩效的周期，从而使得数字化转型在绩效合法性上出现较为显著的成效。
3. 应用评价阶段
在应用评价阶段，公共服务的“无缝衔接”、增量服务以及公平服务确保了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公共服务衔接与新旧技术迭代方面，“技术反弹”是学界常用的衡量指标，用于描述技术的快速与规模化应用。基于新技术所形成的产品在行为模式方面与大部分用户的行为模式适配是“技术反弹”的重要条件。在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较快地完成了新旧机具的整合与数字系统搭建，且未改变原有客户群体的行为模式，从而确保了新技术应用的快速推进。增量服务方面，在延续传统公共服务项目与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北京公交集团借助新技术应用开辟增量服务，包括针对客户群体个性化需求增设“定制公交”服务、第三方支付服务，以及针对管理群体的“智能决策”服务。上述增量服务有效回应了不同社会群体需求，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品类和绩效。
公平服务方面，作为公益类城市交通企业的代表，与一般商业类企业相比，北京公交集团具有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属性，故在应用评价阶段应充分考虑其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公共服务公平性问题。信息技术变革往往引起社会分工的转型，在一部分群体通过新型信息技术实现更高的生产价值的同时，还有部分群体被隔离在信息技术网络之外。在公益类企业数字化转型后期，同样会面临一部分群体被隔离在数字化服务之外的问题，该问题反映出对于公共服务公平性的价值判断。北京公交集团较为充分地考虑了数字化转型可能形成的不良影响并采取了积极、有效措施，如针对老年人等不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被隔离在公共服务之外的情况，保留现金购买车票的支付系统，同时将其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总方案中，通过系统技术手段主动规避了损害服务公平性的潜在隐患。
综上，在技术准备阶段，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去IOE化”形成了技术成熟与可用的主要驱动力。在技术应用阶段，便捷性部署技术与组织管理的共同运行，助推了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转型，管理层的一系列管理行动为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奠定了任务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基础。在应用评价阶段，公共服务的“无缝衔接”、增量服务与公平服务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绩效基础，确保了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一)两种技术动力的夹角
在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案例中，技术的内生动力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但需要指出，技术发展是动态的长期过程，在较长时间尺度下，技术发展的整体方向和演化路径是明晰且一致的；
在较短时间尺度下，技术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即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在一定范围内会出现波动或转向。从技术动力视角分析，这种阶段性的转向来源于两种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在技术的内在属性以及外在的社会建构之间，存在夹角与张力。
在技术的内生动力方面，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演进路径取决于技术自身属性。首先，在技术轨道内部，技术创新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积累的、连续的创新加强了技术发展的不可逆性。其次，技术轨道的外部边界由技术范式本身决定。技术轨道是所有技术可能变化方向以及演进路径的集合，对于某条技术轨道而言，由于技术基本原理、所在产业发展水平等其他客观条件约束，该技术轨道能够实现的最高水平存在限度，多西将其定义为“技术前沿”。因此，技术的内生动力由技术自身属性决定，且技术发展方向呈现强积累性和不可逆特征。
在技术的社会动力方面，技术被赋予从属于社会变量而非自身内在属性的特征与意义。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同一技术物的认知与诠释存在差异，平齐和贝克将这一现象称为“解释柔性”。整合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形成较为稳定的技术框架，是降低解释柔性、增强新技术体系发展稳定性的路径之一(25)Pinch T.J., Bijker W.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14,No.3,1984,pp.399-441.。由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技术认知差异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行动和惯习获得表达，且划分不同社会群体的指标如职业构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相对稳定，因此可以通过回溯某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和需求，或通过类比具有相似指标特征的其他社会群体，来预测该社会群体对于某项新技术的基本认知与偏向。当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与新技术体系内在动量或技术发展方向明显相悖时，该社会群体对于技术的型塑作用将与技术的内生动力发生偏离，在动力方向上存在夹角，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受技术变革冲击严重的“技术弱势群体”。
综合以上技术内生动力和社会动力的分析，可以发现两种技术动力存在夹角，且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技术发展问题具有可预测性。具体问题包括：技术革新的路径、方向与应用前景，受技术革新影响较为明显的社会群体，这些社会群体的认知、行为、需求与新技术体系发展方向是一致还是相悖等等。这种可预测性为更好地统筹数字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预见并疏解数字技术的社会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下文将结合技术动力理论和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案例，具体探讨数字技术创新对两类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从“科技向善”顶层设计、增强企业劳动者技术胜任力、以及提升老年人群技术适应性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二)两种技术动力下的社会群体
由于技术变革的内生动力与社会动力存在夹角，导致两类社会群体受技术革新影响较为明显：一是与新技术应用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劳动者；
二是在技术认知、社会行动、知识结构等方面与技术自身动量和发展方向差异较大甚至相悖的人群，老年人群体是典型代表。
首先，技术革新与数字化转型对社会分工和劳动模式产生冲击，对应社会群体为企业劳动者，具体表现为技术胜任力问题。结合社会分工理论做进一步分析：第一，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工作方式与劳动模式。数字技术将原有的大量重复性、常规的、可以预先编码规定的工作，通过自动流程替代；
需要使用智力进行动态加工、动态思考以及动态决策的劳动占比大幅增长(26)Osterman P., Securing Prosperity: How the American Labour Market Has Changed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76.。第二，随着数字技术在生产、服务、综合管理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对于劳动力在新型数字业务、企业数字生态环境方面的适应性与胜任力提出要求，尤其需要具有“充分自主性、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能力、有意愿被整体安排工作”的劳动力(27)Braveman H.,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3,p.28.。反之，当下我国公益类企业的一般劳动力大多呈现“员工区域化明显，整体学历较低”的特点(28)杜元正：《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国有公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对策》，《交通企业管理》，2022年第2期。。因此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手段，提高企业员工在数字业务与管理方面的胜任力，以更好地适应并融入企业数字化发展新业态。
其次，技术革新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的技术门槛，对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技术适应性问题。从“数字鸿沟”视角分析，老年数字鸿沟指老年人群体在数字技术可及性、技术使用以及数字知识获取等方面与中青年群体存在较大差距，导致老年人群体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的新社会现象。老年数字鸿沟的产生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个体层面，老年人群体生理机能衰退，认知、操作和辨识能力减弱，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较为固化，对外在环境变化的反应性和适应性较差；
二是技术层面，数字技术体系具有更新迭代快、复杂系统性、基础设施和终端接入标准高等内在属性，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信息能力和经济实力。可见，“老年固化”与数字技术内生动力之间的矛盾反映了老年数字鸿沟的本质。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与老年人群体对于数字技术的不适应性相互叠加，进而对老年数字鸿沟产生放大效应，如老年人因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扫“健康码”而被公交拒载，引发社会各界热议。在当今数字技术全面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切实解决老年人群体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困难，需要公益类企业担当社会责任，进行技术适老化创新。
(三)数字化转型的优化建议
针对以上两类社会群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技术胜任力以及技术适应性问题，结合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实践，尝试提出三方面优化建议。
1. 完善“科技向善”顶层设计，统筹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的顶层设计，推动技术创新更好地增进社会福祉，服务于人的价值实现和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智能化、平台化优势，切实保障社会所有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与发展需要。其次，统筹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兼顾技术发展阶段性与社会群体需求差异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鼓励并引导企业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在数字技术创新与生产环节关注人的价值，以及企业对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的贡献。以北京公交集团为例，作为我国公益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表，在持续推动数字技术迭代升级、企业经营降本增效的同时，应坚持公益类企业的社会属性与公共服务职能，持续优化定制公交供给，更好地回应市民多层次、个性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为缓解首都交通拥堵、落实“双碳”目标贡献科技助力。最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规划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的合理伦理边界。依据2022年3月出台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数据资源的使用，注重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与伦理挑战。
2. 加强企业员工数字与职业技能再培训，开展组织管理适应性改革
数字技术体系的迭代更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促进了企业业务的优化创新以及组织管理机制变革。为适应业务与组织管理两方面需要，应加强企业员工数字与职业技能再培训，开展组织管理适应性变革。在业务方面，第一，针对新业务类型开展针对性的数字知识与职业技能再培训。加强企业员工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理念、新业态以及新模式的理解，打破原有发展模式下对于经验和传统知识结构的路径依赖，提升自身职业技能的不可替代性。第二，促进人机协同，鼓励员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平台扩展业务服务的项目和范围，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第三，打造“岗位能力清单”，明确各岗位所需的核心能力与专业知识技能，提升人岗匹配度,尤其加强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的关注。以北京公交集团“定制公交”服务为例，公交驾驶员需要熟练掌握车辆驾驶、线路运营、安全预警、机具维护、沟通协调、指引服务等多项关联业务。在原有业务基础上，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传统的“人、车、线”固定模式，驾驶员需要依据车辆、路况、客流等实时大数据信息的综合研判，接受远程智能调度。由于日常工作强度较高，公交驾驶员难以抽出完整时间进行脱产培训。因此，应结合岗位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通过线上线下、碎片化学习与系统性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基层公共服务岗位员工全面掌握数字化技能，激发一线劳动者创造力，不断丰富数字知识和智慧服务的应用场景。在组织管理方面，应结合数字业务需求，开展组织管理适应性改革。组织学习是企业进行组织管理适应改革的方式，通过探索性组织学习促进与数字业务相关的组织管理结构由传统机械性组织的科层制，向以扁平化、模块化、平台化为特征的网格制结构转变(29)肖静华：《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改革》， 2020年第4期。。
3. 推动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协同建设，完善产品适老化设计
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复合背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助力老年群体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需要相关企业推动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协同建设，完善产品适老化设计。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在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因此，在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智能化的同时，应保留一部分老年人熟悉的、传统的、线下的公共服务方式，尤其是在与老年人群体基本生活服务密切相关的交通出行、医疗卫生、饮食消费等行业领域。其次，完善公共服务产品适老化设计。当下我国数字产品在技术创新与产品设计方面更多考虑中青年群体的使用偏好，加剧了老年人群体在公共服务数字产品使用方面的边缘化(30)陆杰华, 韦晓丹：《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人口研究》，2021年第3期。。调研数据显示，北京公交集团先后推出“定制公交”app、“一路同行”app等多款线上公交出行服务应用程序，但老年人群体的注册率和使用率显著低于中青年群体。因此，应推出与老年人生理特征、生活习惯与行为模式相适应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线上智能应用平台，增强大字体、高对比度、语音输入与识别、一键操作等适老化功能，提高公共服务的灵活性和容错率。此外，应充分发挥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开展移动支付、预约问诊等生活常用软件专题培训，通过数字反哺提升老年人群体数字技能与素养，保障老年人公平有效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增强线上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普惠性。
在技术社会学技术动力理论的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主要包括由技术自身内在发展属性决定的技术内生动力因素，以及与技术应用、技术普及过程密切相关的技术社会动力因素。技术内生动力因素与技术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阶段分别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的内生动力因素主要表现为：PolarDB-X技术体系在搭建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运营基础服务设施方面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技术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在技术准备阶段，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去IOE化”形成了技术成熟与可用的主要驱动力；
在技术应用阶段，便捷性部署技术与组织管理的共同运行，助推了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转型，管理层的一系列管理行动为北京公交集团数字化转型奠定了任务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基础；
在应用评价阶段，公共服务的“无缝衔接”、增量服务与公平服务形成了数字化转型的绩效基础，确保了北京公交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历程。技术的内生动力与社会动力存在夹角，城市公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两类社会群体形成冲击，表现为技术胜任力与技术适应性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向善”顶层设计，统筹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
加强企业员工数字与职业技能培训，开展组织管理适应性改革；
推动公共服务线上线下协同建设，增强产品适老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