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婕，熊筱燕
(南京师范大学 金陵女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创新已成为企业成长乃至生存的基本法则[1]。创新作为引领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企业建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企业创新有内部外部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内部道路即通过资本投入进行研发，研发支出成功则成为企业的资本，失败则计入费用。外部道路大多通过并购的方式，也包括两种，一种是选择，另一种是协同。选择即公司直接并购具有高创新能力的企业，协同即公司选择与自身资本创新能力形成互补的标的公司进行并购。由于创新资源配置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研发风险较大，企业开始重视技术并购、研发外包、合作创新、购买专利或设备等外源创新[2]。有研究表明，目前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外源创新，并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从而实现自身的快速创新[3]。
企业并购的结果在会计上通过商誉科目进行反映，形式上表现为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的确认，实质上代表了市场对被购买方超额盈利能力大小的衡量[4]。有关并购商誉的研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即研究并购商誉的影响因素，涉及到经济因素、管理层特征、审计、同伴效应、内部控制等方面；
第二类即研究并购商誉对市场和企业的影响。对市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股价崩盘方面。对企业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并购商誉对企业价值表现出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5]，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并购商誉可以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水平产生促进作用，但不能带来企业价值持续性提升[6]；
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当期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但并不持久，而商誉的账面价值对企业当期、滞后一期甚至更长时期的绩效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7]。
那么，企业并购的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并购商誉越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越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在既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 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尝试探究上市公司的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点主要在：第一，本文研究了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包括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为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提供经验性证据；
第二，现有研究对并购商誉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研究较为缺乏，本文考虑了社会责任这一调节作用机制，发现了并购商誉影响企业创新的可能途径，既丰富和拓展了并购商誉领域的研究，同时也为认识和理解并购商誉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1.1 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商誉与企业创新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朱莲美等[8]、王蓉[9]、朱郭一鸣等[10]、董竹等[11]的研究。总结现有的有关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发现：首先，并购商誉对创新的影响存在3种解释。第一，并购商誉抑制企业创新；
第二，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临界值，只有并购商誉超过一定规模才会抑制企业创新；
第三，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要分不同的过程来看，并购商誉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但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其次，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有很多。在抑制企业创新的路径上，并购商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外部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资产周转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和分析师乐观偏差的程度、影响内部协同能力、影响企业代理成本与研发团队的规模和效率等抑制企业创新。在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上，并购商誉可能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代理成本等促进企业创新。最后，不同特征下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均有影响。企业的产权性质、是否拥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是否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会计信息质量和市场信息质量的高低、高管行为特征等，都会对并购商誉影响企业创新的程度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来看，有关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学界的认知并不完全统一。一般而言，商誉主要是由并购交易产生的，商誉确认的大小既受客观因素影响也受主观因素影响。客观因素如被并购方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主观因素如并购方依赖并购活动提升企业价值等。两种因素的存在导致并购商誉的确认结果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企业并购之后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将从两种维度来考虑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积极观点认为，商誉的形成来自于对被并购方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认可，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获利水平能够超过同行业。在并购方考察过被并购方的声誉、公司管理卓著、经营效率、生产技术优势等方面后，愿意信任其未来的发展并为其未来支付溢价，从而达到并购后促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效果。其次，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积极信号的释放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如果企业对并购后的未来发展看好，将会通过确认高额商誉向利益相关者释放积极的信号，从而为自身今后的发展谋求更好的外部环境。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消极观点认为，商誉的确认背后隐藏着风险。这一点从我国资本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巨额商誉资产减值损失便可见一斑。前文提到，商誉的确认并不完全受交易标的真实客观的影响。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存在操纵财务信息的行为，这一行为在并购活动上表现为确认远高于并购标的未来实际价值的超额商誉。此时的商誉成为了为收购方带来超额收益的工具，是一块掩饰经营不善的遮羞布。该资产并不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一旦在商誉减值测试中出现大量减值，将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对商誉的信任度，影响企业的融资、投资环境，最终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1.2 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
现有关于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影响也存在两种观点。积极的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4个假设，对一个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是生存问题，维系组织生存的资源是无法由组织内部产生的，阻止想要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就要与外界建立有效联系，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企业获取资源、建立关系的前提是能够获得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认可。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向利益相关者释放积极信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从外界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知识和技术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业绩增长等积极的经济后果[1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资本的密集度、缓解外部融资约束、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强企业团队的效能感、对企业资源重构等内部因素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消极观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抑制企业创新。企业无论是提升员工福利、对公众进行慈善捐赠抑或对其他主体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内部资源而言均会产生大量消耗，但社会责任所占用的资源往往难以直接作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收益，需要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支持才能有所收效。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当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成本低于利益相关者因此产生的支持溢价时，企业社会责任才能为企业创造利润。现有研究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作用较小，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形成的品牌和声誉对商品和服务产生有效的附加值较小，从而使得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获取的收益无法弥补其成本，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对企业的有限资源形成了实质性的挤占，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利于企业创新[13]。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1.3 并购商誉、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如果并购商誉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企业本身具有较好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反映企业对并购商誉的确认合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能够履行较好的社会责任，能够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获得外部资源支持，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企业内部的团队效能等都能够正向促进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即认为，社会责任能够正向调节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反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形成的品牌和声誉对商品和服务产生的有效附加值较小，企业通过社会责任获取的收益无法弥补成本，那么社会责任的履行间接损耗了企业的内部资源，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创新能力发展，即认为社会责任会反向调节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如果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意味着商誉确认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主观因素影响。在此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会降低对企业资源的投资，而履行良好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缓解外部对企业的认知偏差，从而缓解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抑制作用的程度，即社会责任能够反向调节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反之，较差的社会责任履行会加重外部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质疑，撤销对企业的投资，更加重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社会责任能够正向调节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3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责任能够正向调节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假设3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责任能够反向调节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2007年以前，中国企业财务报表中并不存在“商誉”科目，2007年后中国会计准则首次要求企业将商誉作为资产单独列报。同时，和讯网有关社会责任评分的披露自2010年起，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始于2010年。同时，由于CSMAR数据库提供的上市公司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类型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数据截至2017年，故本文选取的样本截至2017年。本文研究使用的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以及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另外，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删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删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删除特别处理ST、ST*、PT样本。经过如上标准化处理后，最终得到16 326个观测值。为缓解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现有文献中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包括研发投入、专利产出、专利授权等。本文采用研发投入(RDratio)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指标，具体计算方式为企业当期的研发投入与当期营业收入的比值。在稳健性检验中，用企业当年发明专利数加一取对数作为替代变量。
2.2.2 解释变量
商誉源于并购时支付的溢价，有商誉计入会计报表即表明上市公司实施过并购，为保障实证结果稳健成立，本文主要采用以下方式来度量企业商誉水平: 构建了经期末总资产调整的商誉指标(GW_ASS),即 GW_ASS = 商誉/期末总资产[14]。
2.2.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社会责任。现有文献主要采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结果、和讯网社会责任评分以及RKS评价指数评判企业应尽或必须尽到的社会责任。由于和讯网提供的数据最全面且能覆盖全部样本，故本文采用和讯网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得分作为CSR替代指标。
2.2.4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8-11，15-16]，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成长性(Growth)、董事会人数(Board)、独立董事占比(Indep)、两职合一(Dual)、托宾Q(TobinQ)、产权性质(SOE)、公司年龄(FirmAge)、是否经由四大审计(Big4)。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2.3 检验模型
本文构建以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模型(1)
模型(2)
RDratioi,t=γ0+γ1*GW_ASSi,t+γ2*Societyi,t+γ3*GW_ASSi,t*Societyi,t
模型(3)
模型(1)用来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关注α1是否显著及其正负；
模型(2)用来检验假设2a和假设2b，关注β1是否显著及其正负；
模型(3)用来检验假设3a和假设3b，关注交乘项系数γ3是否显著及其正负。
3.1 描述性统计
表2展示了全部样本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总体来看，公司研发投入、经期末总资产调整之后的商誉、社会责任及部分控制变量的变化幅度较大，说明样本中含有不同层次的公司，区分度较好。商誉占总资产比重(GW_ASS)的均值为0.02，中位数为0.00，P75为0.01，说明至少存在75%的样本公司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低于平均值，商誉的分布呈现出右偏状态，存在部分企业商誉确认较高的现象。研发投入(RDratio)的均值为0.04，中位数为0.03，也呈现出右偏状态，表明样本企业中研发投入数量差异较大，存在部分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较高。表2 中的描述性统计与朱莲美等[8]、朱郭一鸣等[10]的研究基本接近，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表1 变量说明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 展示了主要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商誉与研发投入、发明专利之间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社会责任与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商誉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而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数量降低。
表3 主要变量 Pearson相关系数
3.2 并购商誉与企业创新
本文用模型(1)来考察商誉(GW_ASS)与企业创新(RDratio)之间的关系。经过检验知，本文的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适合采用混合OLS回归，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核心解释变量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第(1)列仅控制了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GW_ASS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第(2)、(3)、(4)、(5)列进一步加入了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等变量，GW_ASS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第(6)列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之后，GW_ASS的系数在依然保持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得出结论，即并购商誉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从而证实了假设1a。并购商誉的确认代表企业对被并购方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认可，这种认可会促使企业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
表4 商誉与企业创新逐步回归结果
3.3 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
本文用模型(2)来考察社会责任(Society)与企业创新(RDratio)之间的关系。经过检验知，本文的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适合采用混合OLS回归，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解释变量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仅控制了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Society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3)、(4)、(5)列进一步加入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变量，Society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第(6)列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之后，Society的系数在依然保持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得出结论，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利于提升企业创新，从而证实了假设2b。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均会对企业的资源造成一定的损耗，这种损耗在短时间内难以产生直接的收益，因此反映在当期财务上，表现为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降低。
3.4 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本文用模型(3)来考察社会责任(Society)对并购商誉(GW_ASS)影响企业创新(RDratio)的调节。经过检验知，本文的样本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适合采用混合OLS回归，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当期回归的结果显示，考虑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后，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变小，但交叉项并不显著。考虑到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可能存在滞后，随即考虑滞后一期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交互项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由于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当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增强了下一期商誉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但对当期无显著影响，假设3a得到验证。
表5 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逐步回归结果
表6 商誉、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续表6 商誉、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
4.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我们用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之中的发明专利来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检验，该指标的具体算法在表1中已有说明。将发明专利(LnInvention)分别代入模型(1)、(2)、(3)后，按照上文相同的回归方法，得到结果如表7所示。(1)、(2)两列展示了商誉与发明专利之间的关系，分别报告了是否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两种结果，结果显示，商誉与发明专利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4)两列展示了社会责任与发明专利之间的关系，分别报告了是否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两种结果，结果显示，在未对控制变量回归前，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变量滞后，社会责任与发明专利之间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5)、(6)两列分别汇报了在加入交乘项之后，分别对当期和滞后一期所做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由于商誉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当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增强了下一期商誉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7 替换被解释变量
4.2 更长时间的影响
前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对当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对下一期的调节作用显著。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考虑滞后两期、三期的结果，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1)、(2)列展示了滞后一期，商誉对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显示前者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后者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3)列为滞后两期对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乘项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责任提高了两年后的商誉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5)列展示了滞后两期，商誉对企业创新和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显示前者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后者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6)列为滞后三期对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乘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责任提高了3年后的商誉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结果来看，时间越长，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就越显著，这从侧面证实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时间效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将会获得良性回报，进入良性循环。
企业的并购创新活动是一项值得持续关注的学术问题。本文以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尝试考察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资产调整的商誉确认值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发明专利的产出数量越多，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调节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能够对这一正向关系起到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当期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促进作用变得愈发明显。
并购商誉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比例，以提高发明专利的产出值。
表8 滞后企业创新变量的回归结果
反过来说明，企业并购时较差的商誉意味着对并购后未来发展信心的不足，有可能出现1+1<2的结果。商誉为企业创新带来的促进作用要求企业在并购时选择未来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较好的标的，从而为其支付高额溢价。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现实中依然存在诸多巨额商誉暴雷事件。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会计中对商誉的确认尤为重要，商誉促进企业创新这一过程的健康运行需要会计制度的保障。在并购交易环节、并购商誉的初始入账，以及对并购商誉价值进行后续监测等过程中，都需要设计严格的控制手段。
同时，社会责任的履行对这一过程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回应了当下企业发展的方向。社会责任的履行会损耗企业有限的资源，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些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中尤为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社会责任对企业带来的经济效应具有时间效应，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显现。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有必要的。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应政策，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给予满足条件的企业一定的奖励作为经济补偿。企业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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