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滨江公共空间发展沿革与色彩解析

朱杰 /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毛咸 / 中国美术学院

“黄浦江”之名源自战国楚令尹黄歇疏浚治理沼泽地断头河的故事。上海原本最大的河流是吴淞江,原本的吴淞江不像现在这般安静,传闻中,在唐朝时吴淞江的宽度可以达到20余里。但是吴淞江有天然的劣势,自古有“五汇四十二弯”之称,两岸围田而日益缩窄,经常导致泄水不畅,造成流域内经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下游区域泥沙淤积,在明朝永乐年间,甚至已经“菱芦丛生,渐成平陆”,所以有了浩浩荡荡的“江浦合流”水利工程,吴淞江成为支流且黄浦江江畔原始公共空间开始形成。清代中叶近县城东南门外滩涂逐步开发为码头仓库,所以江畔最初的公共空间是纤夫走出的纤道与码头—东门十六铺到南码头弧形沿江地带等等,但受限于河浜天然阻隔和贸易范围影响,在开埠以前延续着中国传统街市形态[1]。

1868年,建立了公家花园(Public Park),成为上海最早的城市公共空间。该公园于1946年1月20日改名黄浦公园至今。建园初,公园靠两面临江的优越位置和绿化吸引游人,园中部和西部、南部有一些灌木丛,沿江是一条大道,路边植一列乔木。经过多次改建,公园把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等纪念性场所与公园景观融为一体,集观光、休闲、教育之功能,是外滩重要景观之一。20世纪初,贸易与城市更新相互催化,外滩地区开始大规模兴造,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崛起,有越来越多的港口在浦东被建造,这成为了日后浦东工业区的雏形。

从色彩上来看,自1400年至20世纪初,上海滨江公共空间色彩的发展在该时间段可以归纳为原始地貌的色彩一元化到工业化空间与早期公共空间的色彩二元对立。上海开埠前,除了当时上海县城附近沿江十余座石砌沙船码头外,基本还是“荒凉古寺郁秋风,衰草疏烟一径通”,色彩构成以乌篷船特意漆涂成的褐色与上海传统民居的青瓦为主,整体一元化。上海开埠后,外滩地区的建筑与公共空间开始大规模兴造(图1),外滩滨江界面的建筑群得到全面升级,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汇丰银行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等,同时出现了外滩公园这类上海最早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成了后来人们熟知的万国建筑群景观,同时具有现代化滨江景观色彩的雏形,但是在杨树浦路沿岸一直到达今复兴岛,大量的工厂于1899年开始建立,在色彩与视觉上与外滩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成明显的二元对立。

图1 上海租界图片 (图片来源:网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的功能定位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首先,滨江公共空间与港口设施设备不断地被新建与翻新,使滨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完整的公共空间并对市民开放,断断续续的滨江沿岸被连通,开辟了第一条滨江绿化带,并且与黄浦公园连成一片,形成完整的滨江空间带。外滩夜幕降临时分,每座楼上亮起旧上海南京路式的霓虹灯,将建筑轮廓描绘出来,外立面挂上红旗,把黄浦江映得通红。1956年,为纪念团员、青年在建圃工程中的贡献,“共青苗圃”正式建立。同时向浦东拓展,建起了浦东公园,两岸联动初步完成。

上海的都市定位从原本的工业大都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又不断增密和添加新的设施,并向南北继续延长生产性的岸线[2]。为了缓解潮汛对于黄浦江两岸的危害,上海市政府开始前后三次进行防汛设施的建设,1974年防汛墙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此次改建从外滩公园地区一直向南形成了长约1500米的水泥防汛墙。虽然水泥防汛墙的建设使得黄浦江的亲水性变差但是也为观赏黄浦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城市公共空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同时又反映了人们生活存在的问题—城市公共空间的缺乏。

在这个阶段,上海滨江公共空间色彩所带来的视觉表现是由滨江绿化带,建筑群外立面及灯光,和生产性岸线外在表现带来色彩的多元并立构成的。1949年之后,外滩市容被规划和整治,迁移密集的货运码头,堆货站等简陋建筑一并拆除,滨江绿化带与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连为一体,同时外滩滨江界面的建筑群与霓虹灯获得了保留,在视觉上和空间体验上较之前一阶段有了极大的丰富,色彩上由单一色彩转变为了多色彩—植物色彩,灯光色彩,建筑色彩等并立。同时由于工厂的大范围建立与防汛墙的多次加固,滨江公共空间呈现色彩差异化,出现色彩多元并立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市人口再一次大量增加,这导致公共空间的需求再一次加大,上海迎来了新一轮的加速发展与现代化,上海的城市形态从临江变为了拥江,黄浦江滨水区被作为完整的带状空间看待。1993年,外滩增加了观光平台等设施,并且由上海大学章永浩,张海平设计了陈毅与浦江的主题雕塑[3]。陆家嘴的滨江大道自 1993年开始建造,将斜坡式的防汛堤布置成了三个层面的道路,成为了当时离江面最近的亲水平台。同年,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环境治理项目,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与旧城改造计划,苏州河边的“三湾一弄”被取代,大型中央公园、主题广场绿色走廊被建造。滨江公共空间正式朝着,休闲性,连续性,综合性,双线主体的方向发展。在完成了浦江两岸的更新后,市民与全国乃至全世界慕名而来的游客不再只有外滩这一个公共空间或景点,而是有多重的选择,进行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通过雨水调蓄池,曝气复氧,湿地过滤等手段,实现了苏州河水体的“复活”,人们有更多的休闲方式可供选择—垂钓、散步、休息和亲水等,可以感受水文化,让这江河与市民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90年代初至2015年可以说是上海滨江色彩发展的过渡阶段。首先浦江两岸的概念首次出现,在视觉层面上来看,对之前尚且存在的二元对立情况做了调整与改善,浦江两岸在色彩上做到了统一。同时改善了滨江空间亲水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增加公共空间的面积。并且对苏州河及其周边进行了清理,让上海滨江空间在视觉上加强了延续性。该阶段让上海从工业化时期,开始过渡到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

上海滨江实现生活性岸线的基本目标后,为满足2040年建立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要求,上海将在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建成公共文化服务带,形成连接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文脉与肌理的大联通。而滨江公共空间需要满足城市生活或者市民的需求包含有可达性、连通性和公共性,在滨江公共空间未改造之前,城市生活与滨江公共空间的共生关系尚未形成,滨江空间整体感觉粗放,硬质广场较多,文化韵味不足。沿路难以搬迁的大型厂房如轮渡码头,筒仓等,让整个滨江的景观形成较多断点,影响滨江的连续性与舒适性[4]。

同时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上海滨江的定位从生产性岸线到生活性岸线之后,几年间工业废地明显增加,这导致上海有大量的废弃工厂以及其所包含的公共空间。而这些工业遗产集群产生了后工业景观的先决条件—棕地。“棕地”一词的定义是“那些由于现实或者可预见的污染而导致未来再开发变得极其困难的被遗弃或者未被充分利用的工业以及商业用地”。这些由于早期城市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土地,由于城市需求的定位产生变化,再次被城市生活给予“养分”进行了自我进化。为了让滨江公共空间成为开放共享的休闲活动空间面向全体市民,同时让公共空间与大型厂房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设计师做了以下几点策略探索。

4.1 公共艺术介入策略

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更新的手段之一,在实践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在一系列的更新实践中唯一不变的是城市的文脉。在上海滨江杨浦段的景观与公共空间的改造中,公共艺术和公众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瑞士艺术家费利斯·瓦里尼的作品《起重机的对角线》(图2)依托江边原有的工业遗存,贯穿三台起重机,在看似“破碎”的形状和线条中,寻找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平衡。吉马良斯为黄浦江所创作的艺术品名为《拱门:艺术、旅行与相遇》。由于此次创作的艺术品位于穿越上海城区的黄浦江岸,现在是运输货物的航线;
在过去,它也是一条传递来货物与知识的路线。出门与到达的两端被两端的入口连接着,从而形成一次“相遇”。艺术作品在杨浦滨江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其中刘宇扬建筑事务所改建的“印记花园”表达了“在地文化”与居民的生活印记。园林师建筑师相互合作,在场地中营造出“互文”的关系。传统园林中的“置景”和“借景”同时被利用,产生而出的美学植入当代的创造之中。这类公共艺术让滨江公共空间不再是原本纹理粗犷,硬质广场为主的原始状态,而是多种色彩以艺术介入的方式与原本景观、城市公共空间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在地文化”,催生出只属于上海滨江公共空间的独特色彩。

图2 《起重机的对角线》 (图片来源:网络)

4.2 新旧景观共生策略

新旧景观共生策略指的是在保留原有产业遗存空间特质的前提下,置入新的活动空间。比如原上海制皂厂厂区西侧是原来的皂厂储罐区,现有一处“香料花园”。原地址是上海制皂厂,“白丽”“蜂花”等老品牌都出自此。建筑团队在此地种植了原本用于制作肥皂的香草,原本的储罐也被钢藤架(图3)再现了,时间一点点推移,花园被香草布满,爬山虎攀上旧墙,构成一个野趣的空间,而制皂厂其他更新的建筑外墙之下也埋下了植物的种子。设计完成两年后,这一片建筑的外观将回到设计师第一眼看到它们时人工与自然长在一起的样子[5]。自然与工业的在视觉与色彩上的二元对立需要设计师去平和,而这个需求最终诞生了这座花园的设计,这些需求的实现是上海制皂厂复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使原本格格不入的自然与人工相融合,实现新旧景观,设施与环境,自然色彩与工业色彩的互利共生。

图3 钢藤架(图片来源:网络)

到2017年,黄浦江两岸已经基本实现45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为满足2040年建立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要求,未来会不断提升滨水空间景观品质。通过了解、研究并分析上海滨江公共空间从1400年至2020年的发展过程,了解了滨江公共空间从原始地貌到生产性岸线;
从两岸初步联动再到现在的 45公里贯通,双线主体;
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到帮助人们寻找更高的空间体验的,从色彩的二元对立到融合共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定让人们更加关注人文关怀与景观色彩等方向,而这种方向会再次让人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更高的向往,从而改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功能使用性范畴与审美艺术性范畴—后工业景观对景观美学借由社会发展的改变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滨江公共空间或许会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谋求跨时代的进步,彰显浦江两岸的世界级景观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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