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大概分为三种类型，但都有其共同特点。通过对女性社会性别的界定，父权文化不断强化着女性作为“物”的处境，使女性的自我完全空洞化了，而成为一个没有自主力的客体。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来自台北都市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一个个都无法逃脱父权秩序下不平待遇而沦为“他者”，生活在男权意识下的女性，作为“他者”终究走不出男权本位。本文将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解读白先勇有着同一主题命意的短篇小说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借以了解其中妇女在无处不在的父权意识笼罩下所面临的各种困境。
关键词：社会性别“明艳”“魔性”“母性”“他者”
女性的社会性别，即由特定文化环境规定的，被认为是适合其性别身份的性格特征与行为举止，不是被界定为无私、忍让、奉献和牺牲，就是被定义为无耻、放荡、妖艳、堕落当男性需要安稳时，他们需要忠贞、痴情的贤妻良母；当他们贪恋性爱时，放浪形骸的女子则更有魅力；如果是两者兼而有之，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男权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定位，完全印证了凯特·米立特在1970年提出的“性别权术”理论：以性生理差异为藉口，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无论是在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历史发展、两性关系，还是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附属的、可被征服的和屈辱的地位。社会性别在体现差异的同时，还体现着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
白先勇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但一个个都无法逃脱父权秩序下不平待遇而沦为“他者”而所谓的“他者”，“沙特在界定自觉/自体存在、自我/他者关系时，已隐然将男性的属性皆归诸这一配对关系的前者，而将女性属性归诸后者。”因此黑格尔认为：“‘他者’便被赋予了带贬意的语义，而非价值中立的代名词。”可知女性就算拥有和男性一样的视听感知能力，也始终无法脱离男权主义的阴影独立自主而成为“他者”，永远活在男权的城堡之中。
一、被物化的“明艳”丽人
白先勇曾称中国女性为“挖不完的宝藏”，他被誉为“二十世纪善写女人的能手”
在《谪仙记》中，白先勇用浓重的红色描绘了李彤“惊人”的美丽。每次出场都如同火焰，她的疲惫也是红色的，就连她的名字也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红色渲染了她的艳丽热烈，烘托了她的孤傲痛苦。李彤在秩序的边缘分离抗争，当她背弃了传统女性角色之后，并没有找回属于女性的主体性。她的特异只不过是认同于传统的男性角色规范，并没有真正逃离男权社会的控制。在《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用素白的色调来来描绘尹雪艳的形象。白先勇充分调动了白色调来雕刻尹雪艳高雅、冷艳、阴柔的性格特点。在现代意识中，白色代表纯净、清爽；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多象征凄凉、悲哀或丧葬。事实上，父权制社会至今的历史，男性一直是强势性别群体，男性立场文化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男性从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出发而衍生出的对女性的性别想象、性别期待，一直在制造着虚假的女性镜像。
二、被极端化的“魔鬼”丽人
白先勇笔下的女人往往都具有“魔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蒲松龄《画皮》的真实目的就是让读者认清，诱人女人的另一面是魔鬼或妖怪。而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是天神创造的第一个女人，众神赋予她所有的美丽，把种种灾难撒向人间，唯独关住了“希望”。这个神话告诉我们的仍是在女人诱人外表的背后是灾难。这说明了在中西文学中，作家都习惯把富于魅力的女人描绘成妖精，并警告男人提防她美丽表皮之下的毒性。
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中，“在妇女接受和确立其性别角色的过程中，社会的期望、风尚和人人瞩目的妇女形象使妇女受到怂恿和鼓励，使她们像受到条件反射的支配一样选择了从属的地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贝蒂·弗里丹也曾说过：“在我们作为女人的生活现实和我们要努力去与之相符的那种形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差异。”也就是说，女性应具备的特征是为男性社会所界定的。白先勇丧母后从台湾来到美国，面对着西方文化，他难以产生认同感，他说：“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一到美国，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记。”
中国女评论家黄梅曾说过：“每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拖着一条疯狂的影子。”玉卿嫂既想遵从父权社会提出的标准和规范，又试图忠实于自己真实的感情和体验。在父权主义文化的精神束缚与毒害下，玉卿嫂人格的分裂和扭曲是不可避免的，她疯狂的举动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那个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的产物，也是白先勇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心理投射的产物：女性为爱情而奉献、牺牲或者发疯是常见的。
在男权意识中，“在男人的爱中受苦是女性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使是能在男性社会中翻云覆雨的尹雪艳，也只是利用男性的弱点赢得了某些主动性，但其前提是她的所作所为并不构成对男权社会秩序的颠覆和瓦解。疯狂地追求爱；企图背弃传统，与秩序抗争；将生活玩弄于手掌之中。这些本来只是男性的特权，而一般女性是无力负荷的。
三、“母性”丽人的空洞典范
母性形象作为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文本注解，仍是男性按照自己的立场、要求和想象，建构出来的一种文化身份定位。在中国传统文化观中，母性形象貌似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则是作为男权的附庸而被放大乃至异化——从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女性的存在意义不在于自我感受的体验、自我身份的寻找，不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本质的确证，而在于小到为家庭各种角色的男人，大到为男性文化社会的各色“他人”所作的奉献和牺牲。
白先勇总是以女性形象表现他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展现不同的生命形态。“魔鬼”原型风流、妖媚、无耻，是象征性欲的“淫妇”和“祸水”，而一旦需要，她们也可以转换成“母亲”。如《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金大班、《孤恋花》里的“总司令”，就同时具有双重身份。师娘秦老太及老板娘算是《台北人》中比较典型的“母亲”形象了：他们都是男权社会的“他者”饱经风霜的历史见证人，有一段难于忘怀的过去，对过去有追忆，不放弃，但也接受现实，他们或一往情深，或能干、贤惠，具有善良、克制、坚强、奉献和牺牲的悲悯情怀。白先勇塑造的这一类人物形象处处体现着他的男性本位来要求女性，做到他心目中的贤妻良母。这种男权思想深深的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礼教，深深地融入男性与女性的思想意识之中，无论创作者、欣赏者，常常无意识地以此去衡量生活与人。该如何面对这在父权意识笼罩下无处不在的困境，创造出能代表女性真实自我的女性形象，是当前创作者无法回避的难题。女性主义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面对一个已有三千多年的男权主义社会，在时间上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妇女同胞受到这样长时间的压抑后，在民智大开的现代，更应该争取和男性共享世界的平等地位。女作家陆星儿曾说：“其实，只有到了那一天取消了“妇女观”没有了专门的理论来说教女人，女人像男人一样不是靠理论，而是作为人，自然而然地确立于世界。只有到了那一天才是女人真正的出头之日。”（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2]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3] 顾燕翎《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
[4]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
[5] 袁良骏《白先勇论》台北尔雅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