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整发表70周年了，但仍然有其真理的光芒和不可磨灭的价值在。 譬如毛泽东说，文艺创作要有民族性，要有中国气派，要通俗易懂，为中国的老百姓喜闻乐见，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翻译家江枫为什么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他在翻译雪莱诗歌时，自觉不自觉地坚持了这一方向。他翻译雪莱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语言平白如话，所阐释的哲理则是既具深蕴又浅显易懂，就是一般文化水准的人也明白且好记。而郭沫若呢？他翻成的“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呦，阳春宁尚迢遥？”（见2012.7.7《华商报》）还有几人能记得呢？好像鲁迅也说过，新诗的出路还是要向民歌学习。琅琅上口，易懂易记。再如民族歌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刘三姐》等，至今仍散发着不朽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创作坚持了民族化的道路。《洪湖赤卫队》的湖北民歌味道很浓，《江姐》则是十足的川江号子味。而今天的歌剧呢？找不出什么民族特色，所以几乎都湮灭了。还有谁能记得歌剧《凉山结盟》呢？《芳草心》稍好点，但其成就远远不能和过去年代的歌剧比。《党的女儿》中，也只有那首《天边有颗闪亮的星》还可以学唱。再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很多歌曲至今影响不灭。到了《中国革命之歌》就差一些了，但还有《南湖的船》等几首歌曲可以传唱。而前两年的《复兴之路》呢，倒是大制作大手笔，虽投资不菲，并大量使用了现代化的光影技术，可惜看过后除了一团光、影、雾外，什么印象都没有留下来。其创作的歌曲几乎无法传唱。所以在民众中也没有什么影响。
毛泽东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对不对呢？也不错。而且几乎是一条不可背离的创作铁律。个别太高雅太抽象的所谓纯艺术这里暂且不论，起码这个规律是适用于为大众所喜爱的文学艺术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古今中外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经验无不证明着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真理光辉。他所主张的文艺家必须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也都是不刊之论。1933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获普利策小说奖后，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江亢虎在《纽约时报》上质疑说，中国人泡茶不是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把几片茶叶放在开水上，而是先放茶叶然后倒水来泡。赛珍珠回应说，她笔下“泡茶”的民俗曾在皖北农村看到过几百次。乡下老百姓贫困，不可能像高高在上的江亢虎那样浪费茶叶。（见2012.7.2《报刊文摘》）到底谁对呢？自然是赛珍珠对。生活是多元的。赛珍珠观察体验过乡村农民生活。而江亢虎只有士大夫闲情逸致的生活体验，不可能懂得贫苦农民的泡茶方式，说了“外行话”。
那么，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呢？也许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文艺的政治属性强调过头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郭沫若当年曾说过，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有经有权”。毛听了后深以为然，以为郭是真正懂得《讲话》的，并引为知己。可见毛也没有以为自己的这篇文章“句句是真理”。但说政治对文艺没有丝毫影响，文艺完全可以脱离于政治而独立存在，恐怕也未必符合事实。那么，政治对文艺能有多大影响呢？这要视情况而定。一般而言，愈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文艺作品，愈不可能与政治脱钩。至少是以某个政治标准为底线的。例如，戛纳电影节就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是一个纯粹的电影艺术节。当摩尔的记录片《SiCHO》骂美国的医疗体制而反衬法国医疗体制的优越，是被容忍的。但说美国的医疗体制不如古巴，这就捅了大篓子，被认为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背叛，因而遭到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一致棒杀。摩尔从此与戛纳无缘。即使艺术探索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也只有那些西方的战略盟友如菲律宾、泰国、墨西哥，或加入北约的某些国家才有资格去送展，而其他国家则是与之无缘的。这不是西方的一个艺术的政治标准又是什么？（见2012.7.6《报刊文摘》）
只是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和过分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不可取。实际上它们是文学艺术创作的两个极端。前者会把文艺最终变成味同嚼蜡的政治宣传，弄巧成拙。如“文革”时期的那套文艺帮八股。后者则把文艺变成非常“小众”的沙龙摆设，高高在上，脱离大众，背离实际。可见无论什么事一旦搞过头就变成了谬误。
顺便说一句，因为党和领袖在建国后有错误，有一位先生，就企图藉此彻底否定《讲话》的价值。说什么“一种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对不对，要看它在实际中是推动了文艺的发展？还是阻碍了它的发展？咱们现在想一想，《讲话》70年来，我们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作为文化遗产留给后代呢？”（见2012.8《炎黄春秋》）延安时代的作品暂且不表，就建国以后的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半叶的长篇小说而言，我想，如果他不是无知，而是在刻意贬低那个时代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红岩》《红日》《青春之歌》《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等众多影响至今的红色经典的巨大艺术魅力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立场、同一个话语体系的。自然，也就不想再问问这位先生，不知他凭哪条艺术标准就断言老舍歌颂新制度的《龙须沟》不如他早期批判旧社会的作品《骆驼祥子》？曹禺的《胆剑篇》就不如他早期的《日出》《雷雨》？如果说《龙须沟》没有超过《骆驼祥子》，《茶馆》超过了吗？因为，和这种人交流，很可能如同鸡对鸭讲。
我还想指出的一个事实是，那时的文学比今天的文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文学青年”在当时几乎随处可遇。因为那时，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是其不凡气质、不俗品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