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有人说如果我们将回眸的目光放在20世纪90年代现实题材的军旅作品，首先无法回避的就是以您为代表的一批农家子弟作家所写的反映农家军人特有的军旅情结，以及在部队挣扎、奋斗的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是否和自己的经历有关？走上这条路，到底跟什么人和什么事有关呢？
陈怀国：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生活在那个时代，没有更多的出路可选择。当兵之后，我待的那个地方比较艰苦，和外界接触比较少，部队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活动。到了晚上，或星期天，看看书，看书时间长了就写写东西，基本上就是走这样一条路。我是农民出身，写农民出身的军人多一些，这很正常。
访问者：我们说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抉择，站在特别的十字路口，不同的选择意味着接下来可能就将有一段不一样的人生之路。您选择从军这条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许多人热衷的道路，我想知道，在这个选择背后、包括后来从军路上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陈怀国：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15岁。那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是九年制，玩了八年，只正正经经学了一年，化学课过去没开，连水分子都不知道，进了考场一帮同学还打打闹闹的。本来是想复读，可是要在学校里吃、住，负担不了，后来才想到了当兵。当兵对我来讲其实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读书，我知道在部队考军校，不需要你从经济上负担，想从部队这条路子继续完成自己学习的梦想。还有一点，那个年代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逃离土地，不想继续在农村待了，这种愿望很强。我们那个地方在湖北一个说山也不是山的丘陵地带，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个人半亩地都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最初当兵的地方，过去是属于保密的机构：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工作开始是烧砖，后来当文书、当干事。实际上真正当兵的时间也不多，后来的时间都在机关里面，总共在新疆待了14年。那时受的教育就是不要跟家里人讲你当兵的具体地方。而你也不可能去讲的，尤其像我这种情况。我父母这种情况，你讲了他们也不懂。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个概念，新疆很远，很苦。但我觉得那个地方挺适合我的。刚到北京时，几乎每年都要回去一趟，最多的时候一年回去三个多月。尤其是现在，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朴素、很干净、很安静的地方。现在每年回去，追寻也好，感受也好，就觉得在那个地方舒服。那个地方安静，没有北京这个这么喧嚣，没有那么多需要你处理的关系。在那个地方你和谁在路上碰到了，说句话就说句话，大家没有那么多客套，说找个地方喝酒去，三五个人就喝一场酒。
访问者：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那里，从什么开始对创作感兴趣了？
陈怀国：我是198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还不错，那时候文学青年多，我记得刚开始搞文学创作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都写得很认真、很起劲，经常在一起互相念，现在想，觉得不可议。我觉得我和文学最开始相遇的时候，最好的一点就是没人跟你讲怎么写，你就是自己琢磨、自己看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看什么书。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应该还是比较热的吧，也就是从报纸上、杂志上、翻译介绍进来的书，大家都去买。当时马兰有一个书店挺不错的，凡是外面能够买的书那个地方都有，所以我们经常读一些书，然后大家在一块聊聊，有时候自己要写一篇什么东西啊，大家互相给讲一讲，就是你一言我一句。我觉得我在最初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是完全自己去用心摸索，跟你从别人那学来的东西不一样，这才是你自己的。包括语言上的锻炼，对人物的理解与塑造，对一部作品怎么样去架构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靠自己的锻炼、摸索得来的基础要比在学校一个老师告诉你应该去怎么做会更牢一些。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核试验基地的，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写一个开车的一个老兵怎么带一个新兵，想尽一切办法想看一次核试验，因为他天天为核试验服务，到最终也没看成。在空中爆炸那种核试验，需要戴一种深度的特制的墨镜，像那个老兵，一般不是直接参加核试验的人是不允许去看，也不会发给你这样一种镜子，但不发这个镜子如果你看到原子弹爆炸过程的话就会带来一些伤害。所以他去看这个核试验的时候，在爆炸那一瞬间被一个人从山坡上给踹下去了，因为他没戴镜子，没有防护，实际是为了保护他。就写了这样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是自己真想写的东西。我最想关注的还是个人的命运。在核试验基地的这批小说里面，有比较大的科学家，也有一些很普通的兵，基本上都是关注他们的命运更多一些，我只把核试验当成是一个背景。
我一直生活在士兵中，后来在机关当文书、当干事，基本上也是成天和新兵老兵泡在一块，所以对他们都比较了解。我们一个县去了三百多人，天天都在一块打打闹闹的。有很多开始搞创作的时候，很苦恼不知道写什么，缺乏可写的东西，对我来讲一开始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三百多个人，不讲年龄大的，年轻的，单就是我身边的同龄入伍的三百多，基本上每一个我都很熟。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三百个人物天天在你脑子里面活灵活现的，我想写什么都够了。
这些人你很难用理性的角度分析他们。我经常讲，部队没有老兵就没有意思了，我在当兵的那个时候。连队最老的有15年的兵，不是现在的士官，就是纯粹的兵。还有一个老兵坐了几年牢，回来又继续当兵。有一个兵前两年已经复原了，回去了之后在家待不住回来又在连队继续服役。这种情况在我的记忆中不在少数。还有一个战友，是一个比我早几年的四川兵，每一次复原之后，第二年他又来了。来了之后送回去，过一年他又来了，他并不是说要求部队什么，只是因为自己不适应，就是身上长牛皮癣之类的，吃什么药都不好，但是一回到新疆就好了。这个兵后来每次回到部队之后，特别不好意思，就一再跟我们解释。他说我不是骗你们，真是回去之后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总之一到部队就好了。他还真不是骗我们，我有一篇小说其中就写到这个人。我觉得我虽然没有他那么严重，但是我对新疆那个地方的留恋，那种怀念，某种程度上也不次于他，有点病态。有时候我在北京，经常拉着家人去找新疆的小饭馆吃饭，过一段时间要吃点那边的东西。新疆那个囊啊，我经常买回几个来放到家里。你说它有多么好吃吗？好像也不是，我过去办公室经常放一个，晚上在那写写东西的时候，拿出来啃一啃，不是一种饿了要充饥的需要。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那个兵，他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他心理上的某种东西。就是对于部队的特殊感情，只是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访问者：说起《农家军歌》，这是20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一个军事文学现象，作品中表现的是农家子弟兵在部队的成长史。您自己最想通过这些农家子弟兵们表达什么呢？
陈怀国：我想还是一种生存状态吧，是困惑也好，是困境也罢。这种困惑和困境产生的原因，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在我们当兵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这一段时间，部队的成分基本上90%都是农民。农民子弟过来之后，刚好是我们国家提倡军队现代化叫得最响的那样一个阶段。一方面是军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这样的一批农民军人。这样一批人，一旦和现代化搅和在一块的时候，这种反差、这种矛盾，应该讲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对军队现代化本身，对我们军队本身，应该讲是一种阵痛，反过来对这批军人本身也是一种阵痛。我认识的很多人，尤其是我们这批兵，到部队之后，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你尽快成为一名军人。你想一个从土地走出来的农民想尽快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这个过程会怎么样？过去我们都讲，你不掉几层皮，基本上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但是反过来讲，你一且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之后，想再回家去当农民，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有点像今天到城市来打工的人，在北京待个三五年，你让他再回到山沟里去当农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回去，这种痛苦一直要伴随着他，不出来看这个世界没关系，一旦出来了、看了、经历了，再回去实际上是不太可能了。
这种阵痛，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代军人。像我们这代军人，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有一个东西在我们心里边是很清楚的，长征时期、红军时期，从士兵到将军，通过一次战争、两次战争，一仗可以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这样的时候不再有了。从土地出来，到军营掉几层皮，再回到土地，掉几层皮，成了一代军人的宿命。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回到老家之后，按照老家人的说法就是有点像“夹生饭”一样，在部队你学的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农民他是不接受的，家乡人不接受这个。而你在部队被要求做得那一切实际上已经进入你的血液中了，而这种东西你要想再去掉它是很难很难的。
有人说我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有机链，这些农家子弟兵们从土地走上军营，然后离开军营又回到土地。我觉得小说就是写一种生存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吧。我觉得把我们这代军人的状态、一种生命的过程写出来就行，因为它是以前的军事文学中没有的。我就是很自觉地，把军人当成一种真正的、个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去看待，我觉得这是我思考的一个结果。至于为什么总在写最底层的军人的生存状态，首先我自己就是来自底层吧，底层的这种所谓的小人物，对我个人来讲，从情感上不需要去沟通，因为本来就是通的。我们所说的大人物，因为工作的关系，也认识一些，了解一些，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专门要反映他们那种真实状态的话，对我来讲比较困难。如果单从军事文学讲，再具体一些，写军事题材的小说，我永远会写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只熟悉这一代人，当然，写其他的像电影、电视，那是另一回事情。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