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文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出版 2006年岁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一部“压岁”大餐，这就是俄国“莫斯科新闻”信息公司1999年版俄文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的出版。全书精装三厚册，两百万字，定价一百九十八元，称得上是2006年度出版界唱大轴戏的巨著了。虽然2007年已经过去，至今尚未见到报刊（包括某些专业的读书报）上有什么关于这部书的出版报道或评价文章，京、沪、穗三地个别知名书店每周发布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也没有这部书的书名出现。但我认为，这种冷落只是表面现象，并不影响此书内容的史料价值与读者的阅读期待。我两次去一家书店，第一次时买到这部书，很高兴。隔了不到一个月，再去这家书店，新书架上已无此书。营业员说，书价虽然高了一些，但很好销，卖光了。这似乎传递一个信息，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虽已消失多年，一生功过难以评说，但其人其事其书仍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人们的回忆与思考。中国人并没有完全忘记掉他的名字，至少在经历过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的人们中间，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和事迹。
这部俄文本回忆录的编辑整理者就是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由儿子来编写父亲的口述录音与文字资料，其完整性、忠实性与亲切性，肯定比隔一层的外人要胜一筹，所以本书中文译者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完备、最权威的版本”；又说“把赫鲁晓夫回忆录介绍到中国，将有助于广大读者认识和了解一个真实的赫鲁晓夫、一个真实的苏联和一段真实的历史”。本书中译者共五人，领头人署名述�，中译本书前的《译者序》应该就是他执笔的。序文最后说：“将赫鲁晓夫回忆录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介绍过来，译者有志于此久矣……眼看多年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岂不快哉。”这话说得很实在，一桩夙愿终偿的快乐之情溢于笔端。
述�以前曾翻译《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其晚年生活》一书，那也是小赫鲁晓夫写的，199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那时对于正面写赫鲁晓夫的书，还属于时松时紧状态，此书出版不久，就传出收回的风声。我是在上海新华书店一家小分店里买到该店存的最后一本。几年之后，述�在《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12日一期上登出《赫鲁晓夫之死》一文，就是根据此书所写，备述这位一世之雄身后的寂寞凄凉及世态的势利冷酷。
最近从褚钰泉主编的“杂志书”《悦读MOOK》第四卷，我又看到述�写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一文，透露这份“秘密报告”在中国的传播经过，“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几个胆大的年轻学子设法搞到‘秘密报告’的英文稿，请人译成中文，并自行印刷。他们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文章没有透露他说的“沉重代价”是什么，他自己是不是“年轻学子”之一，但同样可证实述�是关注此事的有心人。
这部“全译本”所以称之为“全”，除了是俄文本的“完完全全”，还可理解为相对于我们国内以前出版过的从英文本翻译过来的中译本而言是完整的。以前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三联书店1975年出版，节译本，删去有关中国一章。此书“文革”期间出版，供大批判及“反面教材”之用，所据为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4年编译出版的英文本。
第二种，东方出版社（即人民出版社副牌）1988年2月出版，内部发行，亦称“全译本”，补译了三联版删去的《毛泽东和分裂》一章，又以“秘密报告”全文作为附录。译者署张岱云等五人。译文所据为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1971年出英文本。
第三种，《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内部发行，亦称“全译本”，补译了“中国”一章。全书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章嘉琳、寿进文校。所据为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4年版英文本。
以上三种中译本，第一种三联删节本可不论，第二、三种东方“全译本”与俄文本的全译本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内容的完整性问题。述�在俄文本的《译者序》中指出：“遗憾的是，两本书（即指上述第二、三种东方版）都是根据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公司1971年和1974年的英译本译出，而英译本中材料被大大压缩，有关战争的部分几乎悉被删去，只留下个别片段。有关农业住宅建筑的章节也做了删节，爱德华・克伦克肖（指英文本主编）还在每章前面加上简短的导言，这就很难说是原汁原味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了。”俄文本与英文本内容的繁简，从现在俄文中译本与英文中译本的字数差距也可以比较出来：俄文中译本为两百万字左右，而英文中译本正续两本加起来不过九十万字左右，不及俄文中译本的一半。俄文本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繁本，英文本则可称为简本。
有没有可能，这个英文本是西方出于反苏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呢？现在有了述�所做俄文本与英文本的内容、章节比照，知道两个本子只有繁简的不同，而共有的内容并无差异，这个所谓编造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但在当年还没有俄文本的时候，苏联官方就是拿这个问题来振振有辞地说理的。
1970年，刚一传出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本将在西方出版的消息后，立即招来了苏联官方的矢口否认、严厉谴责，同时还发表了虽已下台但尚健在的赫鲁晓夫本人的声明。其实关于赫鲁晓夫报告或文稿外传真伪的争论，这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西方首先发表，引起轩然大波，害得刚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忙不迭地在报刊上和各种外交场合予以否认。但最后大家知道这个报告完全真实，就再不相信他们的什么辟谣和声明了。有了这第一次的教训，人们学到了一条经验：越是苏联官方要大家相信的，越是不可相信。这一次时隔十四年，他们又说西方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是伪造的虚构的，人们反而相信它的确是赫鲁晓夫本人的真实口述，勿庸怀疑的了。
但是，中国读者知道这个情况，还要再过十八年，一直到1988年，东方出版社为《赫鲁晓夫回忆录》写的《出版说明》中方得略知端倪：
1970年底和1971年初，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内容相同的题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书。该书出版以前，西方通讯社纷纷报道出版这本回忆录的消息。苏联塔斯社于1970年11月16日立即发表了一个所谓“赫鲁晓夫声明”：“我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过任何人”，“这一切纯属虚构”。英国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马上反驳说：“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性文件。我们完全相信它的真实性。”于是，这部《赫鲁晓夫回忆录》很快在西方风行，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和评论。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段说明文字虽短，却为长期两耳不闻域外事的中国读者释放两条内涵丰富的信息：一、关于十多年前在西方出版的这部英文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东西方曾有过一场真伪之争。二、现在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的中国主流舆论，虽不明确表示站在哪一边，但承认这部书稿的真实性，提供了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这两条信息却也为中国读者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塔斯社所发表的赫鲁晓夫声明，这个赫鲁晓夫已不是1956年做“秘密报告”时的苏共第―书记，而是一个早已下台领取特定养老金的退休公民了；如果这个声明真是他本人签署发表的，为什么他会跟从官方来反对自己的回忆录呢？这不能不是一个谜。这个谜，现在由这部俄文本回忆录第二卷的一个附录解开了。这个附录是一份标明“绝密”的1970年赫鲁晓夫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受审的速记记录。在长达十四页中译的这份解密档案中，充分显示了一个貌似强大的封闭帝国，其统治集团碰上一点真相泄露时内心的虚弱与恐惧。它只能依靠手中掌握的统治权力，胁迫这位已无任何反抗能力的失势老人接受“党性”原则，在一份违背本人意愿的“声明”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份受审记录极值一读。记录正文前引有两句题词：“我准备上十字架，你们拿着钉子和斧头吧！”这里摘录几段赫鲁晓夫在“受审”中的答辩：
我表示抗议，我有自己的人格，我表示抗议。我没有把材料交给任何人。我比您还共产党员呢。
我从来没有到过党的监察委员会。我这是第一次处在这样的地位，而且是在个人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不去谈活动了，我的活动已经结束。你们还要求我做出解释。
至于我做过口授，我认为这是每个公民和每个党员的权利。我口授过什么，我记得很清楚。目前并不是全部可以发表。
你们是让我别写，别口授。我当时说，是尼古拉一世才查询密码文件呢。我当时感到很吃惊，在我为之贡献一生的党内，我们又重新拾起了尼古拉一世的衣钵。
不。请您逮捕我、枪毙我吧。我活腻了。人们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对我还活着感到不满意。今天广播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羡慕他。我曾经是个诚实的人，忠诚的人。从党刚刚诞生之日起，我就一直在搞党的工作。
我七十七岁了。我头脑清醒，我对自己的所有言行负责。
我完全与世隔绝，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两道门，一个入口一个出口，都监视起来了。这很丢人。我讨厌透了。体谅体谅我的苦处吧。
历史在不断翻新，因为那是人写的。回忆录就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这个观点你们休想让我放弃。一个人在回忆录中叙述自己的观点，他写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这就解开了这个谜：赫鲁晓夫的所谓“声明”，是在受审中被胁迫的情况下出笼的。
按俄文本回忆录的附录部分，第一卷为赫鲁晓夫年表（1953-1964）；第二卷为包括受审速记记录在内的八篇档案材料和文章，都可为正文回忆录作相应的补充，有的还很重要，如小赫鲁晓夫所写的《回忆录写作出版经过》。但著名的“秘密报告”却付之阙如，这是一个缺憾。
在1956-1966中苏十年公开论战期间，中国方面曾计划收集赫鲁晓夫当政十一年中发表的公开言论，编成赫鲁晓夫言论集，预计有三十多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分册出版。《出版者说明》指出这是“一部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词典”。但出到第十三册，已至1966年3月，再过两个月，“五・一六通知”敲响警钟，“文化大革命”开始，出版社停业，这部言论集也就不了了之了。在已出的各册中，也没有“秘密报告”的收入，据《出版者说明》交代，这是因为“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报告”。但谁都知道，赫鲁晓夫带给中国方面的冲击和震动，把这部言论集全部加起来（据说将有一千万字之多），恐怕还比不上他的这个“秘密报告”。
揭盖子与捅娄子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国方面先只听到口译通报。直到3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全文，新华社组织人员连夜翻译，校对好一部分就印一部分，先送中央领导；全文译校完毕合印成本，再送中央。3月17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随后在19日、24日和4月4日又连续三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这个报告，并决定中国应对方针。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会议。1999年，他出版了《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如实记下毛泽东在这四次会上的重要发言，以及由此开始的他同赫鲁晓夫长达十年的正面交锋，日益加剧的疑惧心理使他下定决心，必须根除“秘密报告”首先在文化知识各界的骚动和影响，随之必须杜绝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党内和各级政权内出现。
在1956年3月17日的会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了，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他还提请与会者想一想，“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事实上，这时他已做好发动论战的初步思想准备。在3月24日的会上，毛泽东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这段话中最后的一句“硬着头皮顶住”，后来成为他在发动几次政治运动前鼓励左派分子的常用语。这里首次出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协助写出有针对性的表明中国观点的文章。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他修改的这篇文章做了说明，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发表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论战文章，拉开了十年论战的序幕，直到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这次论战方告停止。而赫鲁晓夫已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了。
1971年9月13日，苏共中央发布了赫鲁晓夫于11日逝世的讣告，享年七十七岁。《人民日报》在国际版用一个单栏简单报道这一消息，标题用小黑体“赫鲁晓夫死了”一行六字直排，“死了”两字可作完蛋、呜呼解。“死了”二字，读者可体会出内含的轻蔑憎恶之意，并杂有讥刺嘲讽之味。类似的标题，我记得有一个，即张春桥死后，报纸发消息用的标题，就是“张春桥死了”，以示鄙弃。
“秘密报告”刮起的揭盖子、捅娄子之风，很快传到中国知识分子群中，同样发生了不小的震动，当然所得到的感受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大不一样。以北京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这两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单位为例，这个报告全世界流传议论，上面捂不住了，只得采用关门传达方式，让一部分人早一步知道。作家韦君宜身兼两个单位职务，所以听了两次传达，还都参加了讨论。据她写的《思痛录》回忆，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她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自由思想了。”韦君宜相信他说的话，她在市委讨论会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讨论会上，韦君宜又同大家一道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同大家一道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她是《文艺学习》杂志主编，回到编辑部，几个编辑就围着她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
作家黄秋耘是韦君宜的同事兼好友，他是在作协听传达的。他有一本访谈录《文学路上六十年》，也谈到了“秘密报告”捅娄子的事。他说，那时作协内部由刘白羽传达，非常机密，一字不差，传达到十三级处级（指司局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作协当时能听到这个秘密报告的，也不过十来个人。在一个密室里边，关起门来念。还这样宣布，听过传达出了门之后，彼此之间不许交谈，不许议论，更不许对外边人讲。那个时期好多文件的传达，比较机要的，都有这样的规定，怕泄密。那天下午从两点开始，听了两个多至三个钟头。黄秋耘说，赫鲁晓夫很会讲话，斯大林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听了很恐怖。听过出来以后，失魂落魄，震动得很厉害。
那天晚上，黄秋耘去韦君宜家，韦忍不住，哭着问道：“秋耘，你认为今天所听到的，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黄说：“依我的判断呢，基本的情况是真的。”韦激动地说：“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共产党内部会出现此类事情！”那天晚上，韦君宜哭得很厉害。经过那次听过传达以后，据黄秋耘对访谈者说，韦君宜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完全变啦，前后判若两人。从一个正统的教条主义者，转变成了当时叫修正主义倾向者了。韦君宜自己在《思痛录》里也说：“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韦君宜与黄秋耘二人虽然各属个案例子，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当年抱着纯真理想投奔革命，如今已是中上层干部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波动。他们将在未来的年代里备受良心的煎熬。
这些由赫鲁晓夫报告捅出来的娄子，立刻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的想法与主意以及随之而来将要付之的行动，在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已以比较完整具体的形式，作出了详细明确的指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毛泽东在第一次讲话中说：
过去这一年（指1956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这里把受赫鲁晓夫讲话影响的人说成是“蚂蚁”，称之为“乌龟王八”，已有明显的憎恶之情；而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名道姓称“民主人士的批评”为放屁，“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按“放屁”一词后亦施之于赫鲁晓夫，蚂蚁则升格为苍蝇）。请看如下所引：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将要开展的计划和步骤似已成竹在胸，呼之欲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反作用。只要看不过两年，1959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毛泽东又把赫鲁晓夫抬出来，将赫与彭捆绑在一起。彭德怀反“三面红旗”的罪状之一里通外国，就是指他出访苏联时“闻了人家（按指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毛泽东在批斗会的插话，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尽管彭德怀再三辩解，但直至1962年初以“纠左”为主题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这个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仍不愿松口。赫鲁晓夫的阴影在他的思想里始终挥之不去。
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1年，毛泽东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关于接班人问题时，对赫鲁晓夫作了评论，说：“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护林，顶住了。”（转引自程波《中共“八大”决策内幕》）毛泽东说的“我们有防护林”，就是发起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运动”，清除赫鲁晓夫台风的影响，防止赫鲁晓夫式接班人的出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后一次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帝国主义，反修防修，而主要批判对象则是“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尚未被识破的中国赫鲁晓夫――“我们的接班人”。
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是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据说经过毛泽东修改七次，增写文字。增写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两段话实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中的纲领，随后在8月8日发布的“十六条”，则是这个纲领的具体行动细则。“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不久，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的这番吐露心曲的谈话，再次举赫鲁晓夫为例，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对接班人之可能成为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疑惧之心与日俱增，加深了他在晚年“还来得及”的时候发动这场革命的迫切感。已出的几本“文革史”，无不一上来就列出好多条起因，但这些以国内外时代或社会为背景的起因，放在任何人身上差不多都可适用，并无多少说服力。只有一本“文革史”在开出几条起因后加上一条，说若不是毛泽东便无“文革”。我看这条最有道理，不足的地方是没有说明为什么。看了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毛自己已作出回答了。
“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去人民大会堂找彭真谈话，听取他的意见。彭真建议把文件中关于赫鲁晓夫一段话去掉（见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这说明彭以待罪之身，政治嗅觉尚灵敏，已觉察所指。但刘少奇本人似尚木然，王光美谈话中亦未见她对“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名称加之于刘少奇的严重性曾有若何回忆或评论。厚达四百九十六页的这本访谈录的提问者，竟也没有一个问题触及此点。这都说明刘少奇、王光美一直以来，还不够真正了解毛泽东的政治腕力。如形势十分不利于己时，刘尚贸然委派自己夫人去清华大学蹲点，并任工作组顾问，而王亦不置一词贸然衔命而行，即是一例。
刘少奇从不点名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称号，到被冠以不点名的点名“中国的赫鲁晓夫”称号，始于196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题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社论说“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云云。《光明日报》社论题为《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社论号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名词，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自此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点名开除刘少奇党籍前，全国大小报刊陆续以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为名，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直到这次全会公开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称号方在文章中停止使用。而在各类大小批判批斗会上，直接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点名的称号，按《刘少奇年谱》所记，则始见于1967年1月1日，中南海造反派在刘的住处院墙上张贴的“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自此全国效尤，同样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赫鲁晓夫这个外国人名字，借刘少奇之名也家喻户晓了。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后，毛泽东指定林彪为他的接班人，并郑重地写进党章，但时不过三年，1971年9月13日，这个口不离“万岁”、手不离红宝书的接班人携妻带儿，仓皇驾机外逃，命坠大漠。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随后毛泽东将目光转向“厚重少文”的人物，认为可仗以安天下，入选的第三个接班人便是华国锋了。
1973年8月24-30日，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十届一中全会，“四人帮”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任副主席，张春桥进入常委。据吴德（也是十大政治局委员）《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回忆所记：“1973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当然，毛泽东也同时要求“四人帮”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好团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现在有一些文章或回忆录，常把毛泽东这里说的“解决”一词，暗示为毛对“四人帮”极端不满或将采取某种措施的根据。然而不管做什么解释，他所说的“解决”绝不会是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粉碎”一词的等同之意，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毛泽东在世时，定华国锋做他的第三任接班人。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个《决议》用作分章标题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华国锋领导完成的。华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神速地果断地抓捕了“四人帮”，此时距毛逝世不满一月，事后邓小平也称赞做得“干净利索”，粉碎了他们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又出了广大人民郁积久矣的怨怒之气。二、为邓小平复出扫平了道路，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下了基础。这两件转变中国命运的大事，若“四人帮”不倒，岂能做到？只是华后来奉行两个“凡是”，逆势而行，背离了历史潮流。
余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何方写有《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时》，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11期上。据文中自述，何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当研究室主任（按：此非一般之职），十多年前曾在莫斯科、塔什干等地访问，亲历了苏联解体的过程。现在“改行学习中共党史”，除上举一篇文章，还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上发表《我看社会主义》一文。前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共有六节。
关于赫鲁晓夫的评论，见于第五节，着墨不多，字字句句切中要点，或许可以启发我们换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赫鲁晓夫在中国的种种是非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