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入九的时候，儿子要随车队去海拉尔，走向呼伦贝尔大草原。他们不是去旅游，是要去执行钻井搬迁的艰巨任务。那里冰天雪地，人烟稀少，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作业，对于一个在糖罐中长大的弱不经风的儿子会是怎样的呢？作为一个母亲，那份担心是难免的。
前些年，我在宣传岗位时，曾去海拉尔采写钻井搬迁中的十三车队。从大庆到海拉尔钻井驻地，行程一千七百多公里，要翻高山、爬陵坡、过沼泽地。那次正赶上大雪封山，过大兴安岭盘山道又窄又滑，车上装的是超高、超宽、超重的钻井设备，艰难前行，遇到陡坡，车爬不上去，司机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弄一些沙子、木头，边走边垫。为了把车开上去，他们就脱下棉衣铺上，一点一点儿地挪上去。儿子这次任务是去贝区，那里是俄罗斯和外蒙的交界地，到处是冰雪覆盖的草原，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寒冬腊月刮的是“大烟炮”，风裹着雪，雪夹着风，带着烟，卷着雾，像一条条银蛇窜来窜去，让人寒冷得心直发抖。
儿子要去海拉尔，家里炸了锅。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唠叨起来：“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人家都往好的地方去，你们却让儿子到硬车队去碰硬，在家风吹草动都感冒，到那儿，‘小麻杆’还不冻干了、吹歪了！”“姥姥你别担心，我是油田男子汉！”儿子说着脱下衣服，撸起麻杆似的胳膊做了几个健美姿势，引得大家都笑了。
儿子随车队向大草原出发了，带上家里的照像机、摄像机，还提了一把吉他。临出发前把皮鞋擦得锃亮。一路行车，一路电话，“妈，我和你最欣赏的关师傅一个车，他老厉害了！”“妈，我们这车要爬山了……”儿子的声音是无比兴奋的。
北方最冷的就是腊月，快过年了，却没了儿了的电话，正在盼望的时候，儿子电话来了：“妈妈，我们要随井队出国，去外蒙，我挺好的……”声音那头传来的是因为感冒鼻子阻塞的声音。“哎……”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那头电话挂断了。过后才知道，原来他们这次十八台车去海拉尔为井队搬迁，时间紧、任务重，只用几天时间就要完成十口井的钻探任务。车队每天要在冰雪覆盖、坎坷不平的草原上行驶二百多公里，早上四点起床，干到晚上九点多才能收车。车队二十几个人，而井队住宿有限，驻地附近又没有人家，为了保证打井时车辆随叫随到，他们就住在车上，吃饼干，啃凉馒头，咬几口火腿肠，确保了井队提前完钻。接着他们又随井队到外蒙钻井，一千多公里的路程连续往返四十三台次。
儿子所在的十三车队是一支具有大庆会战光荣传统的过硬车队。会战初期六十年代，为了早日拿下大油田，他们顶风冒雪，十四次进深山老林，闯狼牙路，过“万人愁”，拉回了大量油田生产生活急需的“困山材”，被石油部命名为“硬骨头十三车队”。四十五年了，他们拉八・三管线，修国防路，支援唐山地震救灾，保油田高产稳产，使硬骨头精神代代相传。那天，慰问前线的领导回来，捎来了儿子的信：“妈妈，呼伦贝尔大草原使我尝到了什么是苦，也感受到了什么是累，在艰难困苦面前，车队没人退缩，使我明白了什么是十三车队硬骨头精神，什么是大庆艰苦奋斗精神，我只能跟着车队一直朝前奔！”
冬去春来，房前朝阳的草坪上吐出了嫩芽，儿子走向大草原三个多月了。听说他成为工地宣传员，利用手中的录像机、照像机随队摄下了他们工作、生活的精彩镜头。当我后来从录像里看到儿子对着镜头，手拿吉他，边弹边唱：“我们是大庆找油人，二次创业的新铁人，行车没有路，碾平坎坷成大路，睡觉没有铺，‘奔驰’车内最舒服……”这是儿子吗？嘴巴上张了淡淡的小胡子，阳光下，他的脸上泛着红光，那么魁梧，那么英俊，那么潇洒。
车队，让儿子沿着父辈的路走下去，草原，让儿子成了真正的大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