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越，1932年5月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共写有文学作品44本两千万字。对当代文学有三大贡献：一是“文革”期间在劳改农场写成一部以官逼民反为主题的超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三卷五册200万字，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畅销70万套，填补了“文革期间没有文学”的空白；二是出版了“评水浒”的系列专著共200多万字，彻底否定宋江等人是农民起义、是英雄豪杰，颠覆了前人的误读误解误导；三是与戴春合作的史诗式长篇小说《悲欢世界》三部曲，180万字，以描写1957年至2007年50年间北京清河农场的劳改生活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商业大潮中的鱼龙混杂为主题，反映建国以后历届政治运动的是非得失，得到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第一届法制文学原创大奖赛的长篇小说奖和表彰。此外出版有电脑教材55本，近一千万字；纯学术著作《浙江省缙云县方言志》一册。吴越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普作协荣誉委员、联想集团顾问、浙江省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
事物具有两面性。世界上的事情，无不一分为二。
法律，本是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制定的；但是奸恶之徒，也可以利用法律来谋财害命。
证人，本来是为判别罪犯有无罪错而设的；但是被收买的伪证者，却能颠倒是非，把一件条理清晰的案子，给搅得一塌糊涂。
下面提供一个实例。由于作案环境和历史背景很重要，不免要介绍得详细些，请耐心读下去。
1
赵李村是个坐落在华北山区的偏僻山村，既贫穷，又落后。村子里共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儿人。要是在平原地区，这是个提不起来的小村落，可是在山沟沟里，有千把口子人的村庄，就不算小了。
村子里，多一半儿人姓赵，小一半儿姓李，外姓人只有少数几家。“赵李村”的村名，就是这样来的。
赵李村除了穷，还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傻子多，第二是聋哑人多。方圆几十里地之内，都把这个穷山村叫做“傻子村”。
为什么这个村子里的傻子和哑巴特别多？解放以前，人们都说是因为风水不好：这个村子的东面是一条龙河，西面是一条凤河，在村子南面汇合以后称为“龙凤河”，向南流去。按说这里既有龙又有凤，“风水”应该很好才对，但是村子四周，都是光秃秃的荒山，而这两条河都没有长流不息的山泉水源，坡度又较大，因此雨季到来，山洪暴发，河水湍急，汹涌澎湃；一到干旱季节，需要河水灌溉的时候，河里却又点水无流，连洗衣服都得打井水了。风水先生说：这叫“旱龙死凤，阴阳不通，子孙后代，非傻即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除非“村前村后树连片，龙河凤河水不断”。但是要想改变荒山急流，在那个时候，简直比登天还难，村民们回天无力，只好“望河兴叹”，听天由命了。
2
尽管“傻子村”里傻子多，却也并不是人人都是傻子，因此也有贫富之分。解放前，这里有一家地主，几家富农。这些地主、富农们倒不傻：雇佣长工种地，都知道找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外地人。解放以后，土地改革斗地主，就是一个叫张丰年的长工带的头。土改中，张丰年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走，他就当上了村长兼支部书记，成了赵李村的领头人。
张丰年是“傻子村”里的大能人。他当了小二十年长工，跑的地方不少，先后住过的东家就有十几家，正所谓经得多，见得广，见识丰富，本事也大。他在赵李村落户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多岁四十来的人了。娶了媳妇儿安了家，生产的劲头很足，改变生存环境的劲头也很足。
他当上了村干部的头几年，趁河水干枯季节，带领村民在村南龙凤河的狭窄之处建起了一座三米多高的小小水坝，尽管用工并不多，工程也不大，但却把湍急的流水拦住了，从此村子的东南西三面常年有水，而且还建起了一座小小的水力发电站，再用电力引水上山，把村北的一座荒山秃岭全栽上了枣树和柿子树。没过多少年，赵李村很快就改变了面貌，张丰年虽然是外姓人，却因为他为村子立下了功劳，从此奠定了他在村子里永远当领导人的地位。
赵李村已经做到了“村前村后树连片，龙河凤河水不断”，“风水”变了，傻子和哑巴是不是从此就消灭了呢？没有。不但原来的傻子依旧傻呵呵的，原来的哑巴依旧不会说话，就连改变了“风水”以后出生的孩子，仍有不少是傻子和哑巴。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张丰年百思而不得其解。
3
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张丰年有一次在县里开会，受到了表彰，趁机提出一个要求：请县里帮助寻找村里痴傻聋哑人多的根源。县里责成文教卫生局派人到赵李村去调查。没过多久，结论就出来了。原来，赵李村建村之初，人口不多，村子又穷，都是赵李两姓之间互为姻亲，闺女不往外村嫁，小伙子也不娶外村的姑娘，弄得全村人都是亲戚关系。后来痴呆聋哑人一多，赵李村的傻姑娘外村人不要，外村的姑娘也不愿意嫁给赵李村的傻小子，婚姻关系只好继续村内解决：傻姑娘嫁个傻小子，哑巴儿子娶个哑巴媳妇儿。“亲上做亲”的结果，终于形成了今天痴呆聋哑人越来越多的尴尬局面。
问题的症结虽然找到了，彻底解决的办法却依然没有。尽管村里党团支部、妇联组织四处宣传近亲通婚的种种害处，事实也明明白白地摆着，但是阻力依然很大。第一，是老年人绝不相信这种“鬼话”，认为这是张丰年故意挑拨，目的在于拆散本村赵、李两姓亲族之间的力量，好听从他这个“外姓人”的指挥；第二是人人知道赵李村的“人种次”，痴呆聋哑的姑娘，外村人不要，而聪明伶俐的姑娘，又舍不得嫁出去；反过来，外村的姑娘，也大都不愿意嫁到赵李村来，即便小伙子既不聋也不傻，可是这个村子的“人种次”，谁敢保证不会隔代遗传，生育的子女个个健康？第三，当时的婚姻法，还没有规定表兄妹之间不能结婚，公社文书虽然也知道近亲结婚没有好结果，可是还不能不在“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准许表兄妹登记结婚。
4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批城镇里长大的中学生，身背背包，上山下乡。当时的情况，农村里多数人对这帮天不怕地不怕、善于生事却又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并不感兴趣，只是迫于政治形势，不敢不接受，村干部们只好找种种借口，尽量少要几个。只有张丰年看到这是一个“掺沙子”的好机会，从“优生优育，改良人种”的目的出发，尽量创造条件，主动要求多接受几个，从而好设法多留下几个。这么一来，赵李村的“知青点”知青特别多，一共有二十四人，十二个男的，十二个女的。
在这十二个女知青中间，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叫做刘凤英，长得特别漂亮又特别文静，张丰年当时就暗暗留心，想把这个姑娘留下来给自己的儿子张得志做媳妇儿。
5
自从张丰年看上了刘凤英，就对她另眼相看，特殊照顾，不但经常把她带到自己家里来吃点儿好的，还故意让自己的儿子跟她接近。
张丰年的老婆不是赵李村的人，张得志既不傻，也不聋，而且块头不小，力气不弱，做庄稼确实是一把好手。他继承了父亲的全部衣钵：最怕的是读书，最喜欢的是喝酒，其次就是甩扑克、打百分儿，经常喝酒喝到半夜，打牌打到天亮；除此之外，更爱玩玩儿女人，还美其名曰“为村里改良人种”。刚刚二十岁，确凿可查的私生子就已经有好几个了。
刘凤英进村之初，见大队长兼支书对自己特别亲近，不但分的活儿最轻，还叫小衙内帮着干，也曾经感激零涕，并因此沾沾自喜。尽管她和张得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除了他晚上去喝酒打牌之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也还是三步不离他左右。同学们见了，开始只不过说张得志成了她的“保镖”，她成了张得志的影子。她听了，也不往心里去，还觉得人家这是妒嫉眼红，在这么个偏僻蛮荒的山村里，自己能有这么个保镖，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 2 ] [ 3 ] 但是不久，张得志那种粗俗的调情语言和下流动作就使她产生了反感。时间一长，同学们听说了张得志在村子里爱当“人种”的秘密，悄悄儿告诉了她。她年纪虽小，心思却细，察言观色，早已经体会到张丰年对自己另眼相看的真正原因。她没有直接提出来不愿意和张得志单独在一起干活儿，而是借口体弱有病，要求到菜园去专门学种菜。因为在菜园里干活儿的，大都是妇女，再说，人也集中，“安全系数”大得多。没有想到张丰年估计错误，以为这些天来，儿子跟她已经有了“爱情基础”，正好大队部要更换会计，就把这个“非亲信莫属”的重任交给了她。刘凤英心里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但是“心照不宣”，高高兴兴地上了任。从此，她离开了“保镖”，独立生活了。
6
尽管“傻子村”里傻子多，却并非人人都是傻子。老地主赵有财家的孙子赵建中，就是个绝顶聪明的小伙子。
人家都说：赵建中聪明，是因为他妈妈聪明。他妈妈是个女演员，不但戏演得好，人也长得很漂亮。解放前，赵李村的人大都又穷又傻，能上学的本来就不多，上了学成绩还可以的就更少了。抗战初起，赵有财的儿子赵振华在县城上高中，出于爱国之心，考上了中央军校第十六期炮科，毕业以后带兵打仗，从排长一直升到营长，抗战结束以后，娶了个女政工队员为妻，一九四八年生下建中，一九四九年初赵振华就抛下娇妻幼子随军转移到台湾去了。不久大陆解放，赵振华的妻子不愿意做反革命家属，宣布跟赵振华脱离夫妻关系，把孩子送到赵李村来给公公婆婆扶养。土地改革以后，小建中成了地主狗崽子兼反革命家属，尽管他聪明好学，在班上几乎门门功课都考第一，但是小学毕业以后，按照当地的土政策，就叫他参加田间劳动，不许他上中学了。
赵建中不但聪明，而且有志气。他一面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儿，一面自己学木工和修理钟表，凭着他的一股钻劲儿，居然很快就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这两门手艺。开始是义务劳动，免费帮人修钟表、打家具；后来名声出去了，就以此为生，白天做木工，晚上修钟表，经济收入比村里种地的人不知道高多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村里以张丰年儿子张得志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没得命好革，就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变天派，揪他出来斗争了几次，没收了一套全新的家具，从此只许他下地干活儿，不许他再给人家修钟表、打家具。
7
刘凤英到了大队部，表面上和张丰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但事实上和张得志却越来越疏远。
有一天，大队部的闹钟坏了，张丰年叫刘凤英拿去让赵建中修理，说好了给他记十分工分。赵建中是村里的“专政对象”，又是革命造反派勒令今后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但是给大队部修理钟表，属于贡献或赎罪行为，当然不在此限。
赵李村本来是个穷村，村里虽然有个地主，但也不大，惟一的三间砖墙瓦房，土改以后没收用作村公所也就是现在的大队部了。地主扫地出门，搬进了原来长工居住的土墙茅屋，就在大队部后面。中午收工以后，刘凤英拎了闹钟，去找赵建中，一进门，见他正在噼噼啪啪地打算盘，显得麻利脆快，十分熟练。那年月，地主成分的人，最怕别人说他算变天账，祖孙二人一见新任大队会计来到，急忙站了起来招呼，老地主还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说明建中在算的是家中一年的流水和粮食进出，计划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申请批一块地基盖三间新房。凤英先说明来意，叫建中下午不要出工，在家里修理闹钟，一定要在天黑以前修好，不能耽误队里使用。建中处于这种地位，当然只能唯唯诺诺，接受任务。
还不到下午收工时间，建中就把闹钟修好送来了。这时候大队部里只有凤英一个人在打算盘。她还是小学时候学过的珠算，打起来不但慢，而且常常出错，每一笔账都要算三次，这才放心。见建中送闹钟来，忽然想起他那噼噼啪啪麻利脆快的算盘声，就笑着请他坐下，问他怎么能够把算盘打得这么快。建中见这个小会计态度和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并不那么紧，也就笑着告诉他说：“我爷爷是老地主，别的本事也许没有，算盘一向是很精的。他没有别的本事教给我，只有这打算盘，我算是得之家传了。”凤英当时就说自己的算盘十分差劲儿，同学们也差不多，要请建中辅导辅导。建中见她说话诚恳，不忍拒绝，但是又怕招来物议，特别像他
这种身份的人，大队部也不便常来，因此犹豫了好久，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苦衷，要她另请高明。架不住凤英诚心诚意地再三请求，只好勉强答应，但要求凤英悄悄儿地到他家里去学，对外千万不能张扬。
经过几天的接触，凤英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许多优点，他既不抽烟喝酒，也从来不打扑克，尽管只有小学毕业，但由于爱看书，知识也相当丰富，不但比同村的张得志那一帮小青年要高明得多，就是自己同来插队的那十二个男同学，也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时间一长，凤英的心里由好感产生爱情，建中心里自然也明镜似的，只是双方政治条件相差太远，既不敢接受对方的爱，也不敢表示自己的爱。按理说，初恋应该是十分甜蜜的，但是他们俩却觉得这滋味既苦又涩，并不好受。
8
刘凤英三天两头往地主家里跑，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躲得过张三的眼睛，躲不过李四的眼睛。没有多久，村子里人们在背后点点戳戳，议论纷纷，都知道这一对政治地位极不相称的男女青年在谈恋爱了。
消息传到张丰年耳中，虽然没有大发雷霆，也气得浑身发抖。他把刘凤英叫到自己家里，开门见山地问她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刘凤英和赵建中的关系既然没有肯定，当然不能公开，因此在支书面前矢口否认。赵丰年没有抓到真凭实据，女方既然不承认，也不便深究，反而善言相劝，叫她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必须站稳立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当然对赵建中声色俱厉地严肃批评了一番，没有拳脚相加，就算是顾忌到刘凤英的“面子”，十二分的客气了。
经此一役，两个年轻人果然收敛了不少，短时间内，没有继续来往。
过了一段时间，刘凤英接到家里来信，得知父母亲“靠边站”以后，已经被定为“走资派”，终于被送到“五七干校”去变相劳改了。她偷偷儿地哭了一场，狠了狠心，悄悄儿在黄昏时分把建中约到了村后山上，先把自己家里的变故跟他说了，接着又痛痛快快地表露了自己对他的爱情。她明白，由于父母亲身份的突变，自己的大队会计也将当不成了。这一来，从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种种阻碍，已经彻底拆除，现在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一个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大家都是黑五类子女，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谁也不会耽误谁的了。也只有这时候，赵建中才正式接受了她的爱情。当然，在外人面前，他们依旧采取回避政策，继续保密，以免遭到意想不到的破坏和打击。
9
刘凤英父母被送去变相劳改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赵李村来。张丰年心心念念只想娶这个漂亮文静的城里姑娘做儿媳妇。尽管这一段时间中刘凤英不到老地主家里去，跟赵建中的约会也是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并不经常见面，但是终究难于完全逃脱张丰年父子及其亲信的耳目。
一个夏秋之交的黄昏，刘凤英吃过晚饭，洗过澡，换上一件干净的连衣裙，躲开了同学们，装做散步的样子，慢慢地往村后山坡上踱去。她接到了父亲的来信，急着要告诉建中。刚出村，就被同来插队的女同学于丽华看见了。于丽华是赵丰年培养的积极分子，被封为赵李村“知青点”的“点长”，并负有专门监督刘凤英行动的特别任务。她一见刘凤英往后山走，就意识到这是去跟赵建中约会，当面随便打了个招呼，回过头来，急忙去向张丰年汇报。
张丰年得到报告，考虑了一下，笑嘻嘻地叫于丽华不要去管她。于丽华刚走，却赶紧叫儿子追出村去，还特别附耳叮嘱了一番，要他把凤英引到偏僻的地方，来一个先下手为强，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再说。等儿子走了以后，他自己又慢慢踱到村后，专等赵建中。
[ 1 ] [ 3 ] 果然，没过多久，赵建中就低着头匆匆地走出村来了。张丰年装出偶然相遇的样子，把他叫了过来，从劳动谈到思想，又从安份守己谈到阶级斗争新动向，足足教训了有一个来钟头，估计儿子已经把姑娘带走了，这才放他走路。
建中走了不久，张得志忽然满脸油汗一身泥地从另一条小路上跑了过来。一看儿子那副模样，张丰年就知道他准已经得手了，不由得笑眯眯地迎了上去，轻轻地问：“事儿办成了么？”不料儿子却一脸惊慌地回答说：“事情倒是办成了，不过又出了大漏子了。”赵丰年一惊，忙把儿子拉到一边去小声询问捅了什么漏子。张得志结结巴巴地说：“我在后山找到了凤英，要她一起再往高处走走，她死也不肯；我还没有动手拉，她就大喊大叫起来。我一看用软的不行，就动了粗，一手捂住她嘴，一手连胳膊搂紧了她，拖到了一个背静的地方，办成了那件事情。本来我想事情办过了，她成了我的人，总会软下来的。没有想到我刚放松了她，她站起来就跑。不是往村里跑，而是往公社跑。我怕她去告状，急忙去拦她。她像疯了一样，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又抓又挠，又踢又咬。看看到了大路边，还是拦她不住，我怕有人走来看见，推了她一把，没想到她一跤跌进了凤河里，扑通了两下，就沉了底儿了……”张丰年一听，眼睛都直了，急忙问：“淹死了么？有没有别人看见？”张得志翻了翻大白眼珠，无可奈何地说：“多半儿是死了。我看见咱村的二愣子正轰着羊群过来，怕被他发现，就跑回来了。”张丰年急得直跺脚：“有人来了，你赶紧就近找个地方先躲起来呀！你这么一跑，不是明告诉人家这人是你推下河去的么？”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下，果断地说：“你不能回村子里去了，赶紧到河边洗一把脸，快到姥姥家去。就说是我说的，公社刚发下一张自行车票来，是永久牌的，问舅舅要不要，要的话，票子给他留下，不要的话，可就给了别人了。今天晚上，你就在姥姥家住一宿，明天中午再回来。精神一定要放松，千万不要紧张。这里的事情，由我来打发。回来以后有人问你，你就说吃过晚饭到姥姥家去了，村子里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说着，推了儿子一把，张得志醒过茬儿来，转身如飞一般去了。
10
张丰年等儿子走远了以后，忙往后山的小路上迎了上去。走不多远，就看见二愣子轰着一群羊过来了。
二愣子姓李，是个哑巴，人却不傻。赵李村的人，由于哑巴众多，几乎人人都会用一种只通行于本村的“哑语”跟聋哑人通话。二愣子一见村支书，就连“呀呀”带比划地报告了他如何目击张得志把凤英推进河里淹死的经过。张丰年冷静沉着，不慌不忙，嘴里并不出声儿，却胸有成竹地用“手语”对哑巴说：刘凤英被人推进河里淹死，自己也看见了。不过那个人不是张得志，而是赵建中。而且明明看见是赵建中把刘凤英强奸以后再推进河里淹死的。如果二愣子肯照他的这一番话作证，他以后保证每个月给二愣子十块钱。那时候，十块钱足够一个人在农村吃一个月窝窝头的。有这么大一笔奖赏，二愣子连考虑也没考虑，就点了头了。
张丰年见哑巴点了头，又教给他几句“话”，转身进村，就吹起随身带着的哨子来，集合民兵。男女民兵们听见哨子响，纷纷跑步过来集合。支书把刚才哑巴“目击”的奸杀案发案经过一说，要民兵连长立即带领众人到后山去捉拿反革命杀人犯赵建中，自己则带着哑巴到大队部笔录证词去了。
11
等到民兵们从后山把“杀人凶犯”抓到，张丰年已经把大队治保主任找来，一起把哑巴的“证词”笔录完毕了。为了增加证词的可信性，还附了一张大队长兼支书张丰年的旁证材料，证明在事发的当天黄昏，张丰年亲眼看见赵建中神情反常地往后山一带走去。
“罪犯”先被臭揍了一顿，然后绑上了双手押到大队部，经过简单审问，赵建中根本就不知道凤英已经死去，因此当然什么口供也没有。直到另一批民兵去把凤英的尸首捞了上来抬到大队部门口，赵建中才号啕大哭起来。人命关天，凶犯又没有口供，大队治保主任不敢自作主张，当夜就把凶犯五花大绑地送到公社去。驻公社公安员经过简单审问，对案情已经“了然于胸”，做了一个十分肯定的结论，第二天就送县公安局转县法院审理。
在当时，办理这种属于“阶级报复”的反革命杀人案非常简单，首先一条，叫做“重证据不重口供”，任凭赵建中百般辩解，指出两人真诚相爱，根本就没有作案动机，而且从自己上山到案发的时间极短，自己不可能有作案的时间，同时提出张得志一直对刘凤英紧追不舍，出于妒嫉心理，倒有作案可能；但是有哑巴“亲眼目睹”的铁证，有尸体检验确实是“先奸后杀”的铁证，有张得志舅舅证明案发当时张得志在他家里的铁证，再加上张丰年、于丽华以及许许多多村民和知青都证明赵建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止一次看见过他跟在刘凤英后面“盯梢”。因此，尽管赵建中绝不承认，他“报复杀人”的罪行还是被确认了。经过上报下批，终于在国庆节之前跟另一些罪犯凑成一拨儿，执行枪决。
12
从抓住赵建中到“凶犯”被枪毙，一连三个月，张丰年并没有食言，确实按月悄悄儿塞给二愣子现金十元。但是案子一结束，张丰年就不再付款了。哑巴当然不干，从此见到支书就伸手问他要钱。张丰年被逼无奈，有时候就给他三块五块，有时候给他一块两块，大多数时候是一毛也不给。
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二愣子总共没拿到一百块钱，心里一琢磨，觉得一条人命，只卖几十块钱，不免太亏了点儿，就跟张丰年交涉：要么遵守原协议，以后每月照付十元；要么变通一下，一次付足十年的，共一千二百元，也好修理一下房子，娶进个哑巴老婆来，以后就不要钱了。张丰年一者舍不得继续给钱，再者明知道留着二愣子活口早晚是自己的一块心病，就表面上答应他考虑考虑，却暗地里指使儿子抓机会把他也干掉。
要干掉哑巴的机会是很多的。他每天放羊，大都要在天黑之前进村。张得志来一个照方抓药，埋伏在河边，趁哑巴不注意身后，先是一块石头把他砸晕过去，然后往河里一推，眼看他直挺挺地顺流漂去，再也活不成了，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去。只等明天宣布哑巴不慎失足落水，就一切万事大吉。
没有想到哑巴被砸晕过去，又经冷水一激，倒清醒过来了。他天天在河边放羊，下河洗澡是常事，多少也识得几分水性，漂了一段路，挣扎着游上岸来，不敢回村，湿漉漉地当时就奔了公社。
在公社值班的文书多少懂得一点儿当地的“哑语”，问明了情况，大吃一惊，忙把公社书记和公安员找来，立刻就给县公安局打电话。县公安局也不敢怠慢，当夜就开来一辆三轮摩托车。第二天一早，张丰年父子刚刚起床，正想装模作样地去查询牧羊人为何一夜不归，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同时进门，很客气地把他们请去“对证一下材料”。
县法院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可以说是空前热闹的。由于证人是个哑巴，特地从赵李村请来三个精通当地“哑语”的非聋哑人当翻译，居然准确无误地把二愣子要说的话都翻译了出来。这时候，刘凤英的父亲已经得到解放，又“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他拿出女儿的来信，证明赵建中确实和女儿相爱，不存在奸杀的可能。在这样的“铁证”面前，张丰年父子无法抵赖，一一承认了各自的犯罪事实，并且得到了应得的惩处。
二愣子犯有伪证罪，考虑到他自己身受迫害之后，已经有所觉悟并有了立功的表现，从轻发落。可怜的是赵建中和刘凤英，一个被冤屈而死，一个被迫害而死，尽管法院也给赵建中做出了“平反”的结论，但是一者人死不能复生，再者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是“恢复名誉”，所得到的，究竟又能有什么呢？
【责任编辑 黄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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