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 鼓 这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和乡野的声音。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打渔鼓的老艺人和他横抱在怀里的渔鼓筒，就在一座村庄里。 那应该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一个老艺人和他的儿子来到了我的老家晓塘冲。那时候的晓塘冲还是一个到处都可以看到枣子树和竹林的村庄，枣子刚刚成熟，不管白天黑夜都有许多的画眉鸟在枣树枝头上跳来跳去，一边慢条斯理地啄食着树上鲜红的枣子，一边逍遥自在地欢叫着。这样的村庄，这样的季节，似乎更适合渔鼓这样的民间声音的存在。于是，那个老艺人就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了这片枣园。
老艺人姓陈，是个盲人，来到我们村子的时候都七十多岁了。老艺人在台上唱渔鼓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静静地坐在台上的一个角落用二胡为他伴奏。老艺人的嗓音嘶哑而又嘹亮。他一上台，就像一只苍老的画眉鸟飞进了一片枣园，只用几块门板拼起来的“舞台”，便成了他演绎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无边空间。
直到现在，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渔鼓的悠长律韵是被寂寞擦亮的，这就仿佛寂寞雪野里的一枝雪莲。在缺少生机的雪原上，雪莲的开放就是照亮这片寂寞荒野的炽热火焰。
我的家乡晓塘冲虽然有许多的竹子，许多的枣树，许多的麻雀和画眉，这些生灵足可以让我的村庄婉约而又灵秀。可是，我的村庄却又总是被一种很宽广很深厚的寂寞覆盖着。
这当然是一种精神的寂寞， 一种最令人恐怖而又无奈的寂寞。
就是在这种寂寞中，渔鼓的音韵就像深山古刹里的木鱼一样，让我的村庄平添了一种近乎禅一般的清幽余韵，让我村庄里的人从虔诚的聆听中找到了一道精神突围的坚固城门。
其实，在那个姓陈的老艺人来到我的村庄之前的更久远的年月，我的家乡似乎并不寂寞。在离晓塘冲不到两公里的一个村庄，至今还残留着一座老祠堂的破墙残垣，祠堂里还依稀能见到一个古旧残破的戏台。据说，这座祠堂里几乎每个夜晚都是灯火辉煌，戏台上的嘻笑怒骂悲欢离合，曾经让台下围坐的那些穷人和富人都不分贫富地随之欢笑和黯然。戏台上那一盏盏用桐油亮燃的灯笼，辩证而又客观地照彻着戏台上被来自各路戏班的艺人们演绎得惟妙惟肖的戏剧人生，同时也照彻着戏台下已经走进一种虚拟的悲欢中的人们。
当灯笼照耀下的戏台上的祁剧艺人们各显其能时，渔鼓艺人也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行走和吟唱。然而，祁剧的悠长吟唱就像群鸟的齐声鸣叫一样，独自孤鸣的渔鼓很快就被这庞大的声势湮没了。
我无法知晓，那些曾经边走边唱一路潇洒的渔鼓艺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他们行吟的歌喉和行走的跫音的。
我更无法知道，我的故乡晓塘冲是什么时候陷入一种无边的寂寞的。
但是，我却牢牢记住了我所见识到的第一个渔鼓艺人，那个姓陈的盲人。他虽然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们村庄里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他却能看清许多我至今未知的事物和这个从来就没有真正寂寞过的世界。
老艺人在我的村庄唱了一个星期之后，相邻的那个至今仍保存着那座残破的祠堂的村庄就把老艺人父子接走了。
当然，邻村的人并没有安排老艺人在那座老祠堂里为他们说唱，因为那座老祠堂早已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了，它只是人们对往昔那一个个灯火辉煌的夜晚的一种怀想和凭吊。
供老艺人打渔鼓的舞台搭在邻村的一个堂屋门口，这是乡村最神圣的领地。
堂屋前面是一块并不太宽敞的坪地，但它却足够供这个村庄和来自其它村庄的人静坐。
这静坐的人群中，当然也有我。
其实，我这样追逐老艺人的去向，并不是因为我对渔鼓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甚至根本就不喜欢听老艺人在台上又哭又笑或装神弄鬼地演绎那些我不可知的才子佳人戏。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追逐着老艺人，仅仅是因为我喜欢听老艺人敲打渔鼓的声音和他儿子的二胡伴奏。我认为二胡的音调与画眉鸟的低吟浅唱有一种很幽深的文化勾连，它们更容易让我尽可能的怀想那些像阳光一样寂寞而又温馨的往昔。
然而，也不知是哪一年，我村庄里的画眉鸟依然欢跳鸣唱，可我在我的枣园里却再也没有见到姓陈的老艺人，我和我村庄里的人盼来的，只是老艺人的儿子。老艺人的儿子这次还带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少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艺人的孙子。这另外一对父子走进我的村庄之后，我和我村庄里的人当然很快就从老艺人的儿子那酷似老艺人的说唱韵味和老艺人的孙子纯正的二胡调里，感知到了这种寂寞而热烈的民间声音的血脉传承。这就像田野或池塘边的一种野菊花，一朵刚刚凋谢，新的花朵又开始绽放。
有一天，在街上行走，不经意看见一个卖影碟的小摊位上堆了许多的渔鼓光碟。这显然已是差不多被我遗忘了的一种民间植物，它现在居然被移植到了远离村庄的城市，这让我产生了一种犹如见到将油菜、小麦或水稻当做盆景的感觉，一种文化的易土移植！
我毫不犹豫地挑了几盒光碟，就像在花卉市场挑选盆景一样。在这一刻里，我的心里只有一点点赏玩的意味，绝无在乡村追逐老艺人在一个个村庄穿越静坐的感觉。
然后，回到家里，我便将这些光碟草草率率地放了一遍。
当然，我是不可能从这些光碟里找到老艺人父子俩的那种韵味的，我看到的是六七个甚至十多个人同台说唱的阵容。我从中听出了湖南花鼓戏的诙谐散淡，也听出了我的家乡祁阳小调的清越悠扬。
但是，我并没有失望也没有激昂，我居然显得非常平静，平静得就像在大街上突然碰到我村庄里某位曾经常同我一起放牛一起扯猪草的村姑穿着一身时尚的服装站在我的面前一样，我觉得我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为一个时尚的村姑大惊小怪。
小 调
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祁阳小调了，就像很久都不曾听过我的家乡晓塘冲那些画眉鸟的鸣唱一样。
我总觉得画眉鸟的鸣叫蕴含着一种乡间小调的意味，然后反过来，我觉得飘荡在我家乡晓塘冲的那些祁阳小调，也蕴藏着一种如同画眉鸟的清音一样的婉约与悠扬。
我的家乡晓塘冲基本称得上是座大枣园，因为整个村庄的房前屋后都站着一棵棵枣子树。从枣树刚刚开出米黄色小花的时候开始，就有画眉鸟陆陆续续地飞到这片到处弥漫着枣子花的淡淡清香的村庄里。待到枣子树上结满枣子的时候，画眉鸟就越来越多了，于是，这片枣园便成了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画眉鸟低吟浅唱的大舞台。
最早，我是通过两种途径接触和了解祁阳小调的。第一种途径是我们村里的宣传队。当然，宣传队演出的节目不可能只有祁阳小调，还有快板、三句半和一些样板戏选段之类千篇一律的节目。那时候还不叫村，叫大队。我们大队那些“演员”排练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趁扯猪草的机会跑到大队去看。我不喜欢看那些快板、三句半，不喜欢看那些样板戏选段，只喜欢看演唱祁阳小调的女“演员”敲碟子。我喜欢看她们左手拿碟子，右手拿筷子，一边唱着像民歌一样的小调，一边用筷子敲打碟子的那副快乐的样子。她们敲着碟子或轮流对唱或几个人合唱小调时，发出的声音又尖又脆，而且还要边唱边舞，时而是“风吹铜铃”，时而是“满姑绣花”，时而是“蟾宫摘桂”，时而是“雪花盖顶“，一只碟子被她们敲舞得花样百出。那情形就像我家乡晓塘冲枣园里那些枣子树上欢快地跳来唱去的画眉鸟。这些姑娘们都是从我们大队精挑细选出来的最漂亮的姑娘，我至今还记得她们的漂亮模样和她们在唱祁阳小调时那三月桃花般的灿烂笑脸。
让我渐渐走进祁阳小调的质朴清音里的第二种途径是那些耍花灯的民间戏班子。无论是五月枣树开花时节还是七月枣子成熟的季节，总会隔三差五地有耍花灯的民间戏班子踏着画眉鸟的清音走进我的故乡枣园。他们一来，我的故乡枣园就仿佛飞进了一群画眉鸟，整个晓塘冲便成了一座音乐的乡村。
从我所能找到的一些资料得知，祁阳小调是由祁阳山歌和花灯调逐渐演绎过来的。比如在同治九年修订的祁阳县旧志里就有如是记载：“上元，城市，自初十日起到十五日，每夜张灯大门，有鱼龙猊，采茶诸戏，金鼓爆竹，喧嗔午夜不禁。”其中的“有鱼龙猊，采茶诸戏”，说的就是用鱼龙猊等道具表演花灯小调节目的情景。
这样的记载便常常让我想起那些花灯班子挑着他们的刀枪棍棒和花花绿绿的戏服，敲着锣鼓举着龙灯来到我的故乡晓塘冲演唱那些土得掉渣的地方戏的温馨时光。
花灯本来是一种地方戏曲，戏文不长，但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用我家乡祁阳县的方言土语来表演的民间戏曲，其唱词和曲调具有浓厚的祁阳山歌和地方小调的韵味。后来的祁阳小调就是从这种花灯的说唱中渐渐演绎、派生出来的一种民间音乐。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一些祁阳小调的曲和调，它们曾经一度使我像画眉鸟迷恋红枣一样常常含在嘴里，每天都不停地哼唱着，就像夹杂在画眉鸟中间的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
从这些来到我的家乡晓塘冲演唱花灯和祁阳小调的民间戏班子的表演中，我还发现了他们手里的另一种奇怪的道具。这些戏班子的女演员在演唱祁阳小调时，不仅能手拿碟子和筷子像我家乡当时的宣传队里那些姑娘们那样一边演唱一边敲碟子，而且还用酒盅作为道具。她们左右手里各拿两只能盛进一二两酒的酒盅，一边演唱一边双手碰撞酒盅，而且随着音乐的情感和韵律还能碰出各种舞姿来，什么颤盅、叩盅、竖盅、晃盅、碰盅、翻盅、压盅、磨盅，看得台下的人眼花缭乱，好像她们手里的酒盅不是道具，而是一种专为她们伴奏的独有的精美乐器。
因为没见过我家乡当时那个宣传队的姑娘们在演唱祁阳小调时敲击过这种更独特的道具，于是我在心里便暗暗叫绝，觉得这些花灯班子里的姑娘们演唱的祁阳小调才更令人着迷，觉得这些姑娘们才是真正的画眉鸟。
也正是缘于对画眉鸟这种自然生灵的一种特殊情结，这些年就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回老家晓塘冲看看。然而，昔日的枣园却日渐的稀疏，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棵消瘦的枣树还在倔强而又固执地守望着这座于我遥远而又亲近的村庄，像守望着我的回归……无论是那仅有的几棵枣子树上还是村庄的上空，都很难听到清脆婉约的画眉鸟的歌唱了。曾经像米酒一样令我迷醉的祁阳小调，也像遗落在我昔日的家乡枣园里的画眉鸟的羽毛一样，早就没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