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宏篇巨作，虽以抒情为主，但从诗中亦可窥见其叙事艺术，主人公通过比兴、想象等叙事手法来塑造人物、构建事件；同时，从叙事的角度着眼，可为《离骚》的结构划分提供线索；就《离骚》中的叙事特点而言，其强烈的抒情性时常打断叙述事件的完整性，行文中片断性的叙述情节为诗人浓烈的情感服务。
关键词：叙事手法、叙事结构、叙事特点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2
《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宏篇巨作，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我国第一篇由文人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它强烈的抒情性为历代研究者所青睐。当然，诗篇中这种强烈感情的抒发离不开隐藏其中的叙事因素，《离骚》是屈原自叙生平之作，“诗人作品中的这种强烈的感情基本是通过叙事来表现的”，其叙事成分是“强烈抒情赖以生存的土壤。”①
一、叙事手法
《离骚》中的叙事具有浪漫主义特征，在《离骚》全篇中，诗人发展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不再如《诗经》中那么简单、直观，而是浑然一体、相互交融，运用一系列比兴增强表现力，构成象征体系，给事件或片断蒙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例如：“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等，隐喻的叙述饱含诗人复杂的内心情感。
诗人在塑造抒情主人公时，给人以浓重的画面感。通过花草比兴突出抒情主人公的遗世独立，洁身自好。主人公茕茕独立，行于浊世，极尽各种香花异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诗人披香花戴芳草，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主人公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活跃于历史舞台，为世俗所累，而此时却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身上挂满的香花野草，饮木兰上的晨露，他是世人眼中的疯子，自然和纯洁的宠儿，给人以颠狂奇异而又天真烂漫的视角感受。诗人记叙他培养人才、进行政治改革，与保守势力进行不懈斗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芒芷。”主人公于园中种芍药、杜衡等，辛勤劳作，作者通过一系列花草，江离、辟芷、木兰、宿莽、菊花、留夷、揭车、杜衡、芒芷等带着鲜艳的颜色和浓烈的花香来描述诗人努力培养人才，希望能利于政治改革的社会现实。诗人通过比兴构建了一系列极具浪漫色彩的情节，如栽培香草、舟车驾驶、车马迷途、饮食芳洁、撷采芳物等。并以香草比喻贤臣，恶草比喻奸佞小人，“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奸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配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②诗人在行文中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倾向，但并未直接议论、抒情，而是通过比兴的手段，使读者从具体的形象画面中感受到各色人物，并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同时，诗人又善于展开想象的翅膀，通过各种想象和幻想来建构独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诗人复杂的思想斗争以诡谲奇异的想象来完成，在抒情的过程中描写了一次对话，两次问卜，三次飞行及三次求女失败，展现了诗人灵魂的挣扎与游移。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拟了“女嬃詈骂”、向重华陈辞、三次“求女”及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事件。从女媭詈骂、就重华陈辞到叩阍求女的失败，进而灵氛占卜、巫咸降谕，最后意欲远逝然终“忽临睨夫旧乡”，这些虚幻的情节描写，体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挣扎与寻觅，展示了抒情主体的矛盾处境、自我否定与自我解救的过程，诗人是个固执的痴儿，梦里梦外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使他裹足不前，相反，他依然执着追求、傲然立于尘世，无不具有强烈、深刻的现实内容。
二、叙事结构
姜亮夫先生曾经说道：“正如屈赋其它作品那样，每篇都有一个难点，《离骚》的难点在篇章层次”③毛庆先生认为《离骚》内部结构“伏有三条线，即叙事、情志、方法。三条线中又以情志为主干。它们在文中波动运行，时起时伏，此起彼，既有合又有分，既综合又独立。”《离骚》中对现实生活的回忆及现实不可得而入幻想的叙事因素为情感的逐步发展提供了力量和空间，使得情感的抒发摆脱了混沌一片的状态，诗篇利用叙事因素将情感一步步推向高潮。作品通过叙事使矛盾逐渐展开，步步深化，思想斗争也随着愈加突出。
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追忆过往，主要叙述自己高贵的出身以及政治生涯的浮沉。诗篇开头便自述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追溯始祖，生于吉日，被赐嘉名，同时自身又“重之以修能”，可谓内外兼美，他积极进取。然他生不逢时，当时的楚国并不能给他施展抱负的理想舞台，楚国在怀、襄王时期已经步入衰势，当时楚国统治集团内部新旧两种势力不断斗争，朝政混乱：“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楚王昏昧，群小排挤。屈原为左徒时，“进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甚得圣宠，同列大夫、靳尚“妒害其能”，屡次排挤、诬陷屈原，而楚怀王昏庸无能，未明察秋毫，疏远屈原，而纵容奸佞。楚王在对待齐、秦外交上的反复再三，对屈原时而重用时而疏远这种反复无常、变化不定的态度，让诗人感到心寒，一句“伤灵修之数化”道尽了诗人内心的辛酸。
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境况，诗人不禁想起被放前所做的努力：“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昔日任三闾大夫之职，屈原培养各种人才，本以期能够继承他的伟大志向。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可惜昔日所造之才不但不与自己一起为国出力，反而退变成祸国殃民的人。众人随波逐流，无坚守真理的决心和勇气，经不住威逼利诱，彻底沦陷于这污浊混乱的局面。
第二部分不断反思，不断求索，寻找出路。从“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由女嬃的斥责詈骂引起，“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诗人一意孤行依然坚持自己，最终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在“女嬃詈骂”的事件中，女嬃作为一名旁观者，同时也是一位关爱他的善良之人，分析当前局势，并对诗人进行严厉斥责。 女嬃詈骂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失败，诗人的内心没有得到女嬃的理解，亦未找到他想要的答案，他不甘能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寻求出路。既而“浮游天界”，“就重华而陈辞”，列举夏启、后羿、浇、夏桀和殷纣等昏庸者与禹、汤等贤君，对比古时圣贤与昏君，以史示今，陈述当下楚国的困境，同时对自己的政治见解进行申辩，“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期望由重华来判别出是非曲直。诗人是孤独的，他急切地需要被理解，当然他的愿望破灭了，没有人了解他，只能“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唯有以蕙草试泪，泪沾衣襟无人知。
梦碎之后，徒增伤悲。诗人并未一谓地沉湎于泪水中，他继续巡游天界。失败并不能挡住诗人前进的脚步，他继续前行，再一次驰骋在想象世界中，三次“求女”，分别是宓妃、“娀之佚女”、“虞之二姚”。宓妃“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欲求简狄却苦无良媒，“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转而欲寻姚之二女，却“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求而不得，本怀深情，却不为君知，才有“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的抱怨与感慨。
女嬃詈骂、重华陈辞、三次求女，每一个事件都以失败告终，也因为上一个事件的失败，才为下一个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屡次失败，所以他才要不断追寻，即使这追寻或许永远成空。
第三部分诗人在痛苦中徘徊，决定出游然终不忍离去。从“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上天入地均不能找到出路，寻寻觅觅依然迷茫着、痛苦着，于是诗人开始通过灵氛占卜来决定出路。三次“求女”无果而终，但诗人依然在无望的黑夜里继续找寻，实在无计可施，便寄望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灵氛劝解他，“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天地之大，总有他的栖身之所，容身之处，为何不远走他乡，到别处去谋求出路呢？而巫咸则劝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静待时机，以求君臣遇合。灵氛、巫咸之说本是诗人自己内心的矛盾与挣扎，面对楚国的社会现实，他没有立足之地，一心为君而君不知，只能独自黯然神伤，是去是留，这对有着强烈宗国意识的诗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就当时楚国政局和诗人所出现状而言，远游他国的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楚材晋用”是大多士子普遍的生存之道。正当他“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声势浩大得准备离去时，“忽临睨乎旧乡”，诗人心痛楚国的现状，甚为国家的未来堪忧，楚国的种种虽与他本人格格不入，但在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之间，他最终舍弃了个人，因为他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国家。“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就是这样一位执着得令人痛惜的末路贤才，他面对楚国的那种无力感和孤独感感动了每一位读者。
《离骚》中诗人在追忆、找寻、徘徊与出游中，每一次事件的失败都为下一部分的发展提供了的可能，完成了情感的一次次迸发与发展，诗人为寻求出路做了很多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所有努力都没有结果时，他求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这是理智与情感在他内心的挣扎与抗争，并最终以情感胜出，以“乱辞”作尾：“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三、叙事特点
单从《离骚》文本来看，我们无法精确地理出屈原生平经历，只能大致推出他人生几次重大事件，事件的梗概亦是模糊、朦胧的。多选取生活中的某一场景，描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而略去情节的进展，这更加削弱了诗篇的叙事性，而使其方便地向抒情性转化。这一方面受诗歌体裁的限制，不可能将事件的始末交代得一清二楚，另一方面，由于《离骚》诗篇浓厚的抒情性，而情感的冲击往往会影响叙事的完整，故其叙事并非连贯、完整的，而呈现出一种零散的、跳跃式的状态。诗人根据自己情感的节奏，抒情的需要，适时地剪辑式地片断放映，“一切以所要表达的情思、意绪、‘言外之重旨’为转移”。④不具体、不完整的叙事成分被巧妙地镶嵌在诗人的抒情当中，如“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既而抒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接下来诗人又开始叙述朝中群小如何排挤自己，“众女嫉余之娥眉兮……”。
“叙述，是对事件的叙述，多数抒情诗都是在一定事件中和事件的片段中抒情，事件信息是抒情的条件。”⑤《离骚》的叙事是为抒情服务的，当然《离骚》后文中幻想超现实世界便是最好的例证。诗人被重用——被疏远——被流放的反反复复中，其内心是复杂的，在充满荆棘的人生征途中，屡次受挫，但依然执着追寻，“浮游”天界便反映了他的这种心理体验，是他内心复杂的一种外在事件体现。诗人在想象世界中构建一系列动作连成简单的片断，如：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朝吾将济于白火。登阆风而緤马。
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湖盘。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诗人对主人公的行程进行描绘，通过“朝……夕……”、“忽”等表示时间词组成跳跃式的事件组合，诗中时间的快速推进，短时间内动作的快事组合，展现了诗人追寻的急切，以及诗人屡次失败仍不放弃的勇气和决心。
在思想的任意驰骋中，诗人通过一系列虚幻的情节来抒发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倘若只是一味地抒情，反而显得苍白无力，在抒情中穿插事件，因为没有什么比事件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了（诗中的事件是一种艺术真实），从而使整篇诗内容充实，饱含深情。正如邹福清在《中叙事的转化》一文中从句法的角度研究《离骚》叙事的结构模式，并指出：“《离骚》中的叙事只不过是为情感抒发提供机遇，这样，情感把叙事纳入了自己的轨道。”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为诗人强烈感情的载体，叙事亦具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包括《离骚》前半部分诗人自叙身世亦是如此，事件或片断是个体生命情感的外在体验。“用叙述作为抒情工具时，这种叙述都充满了主观的情调。”⑥
《离骚》中的叙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为诗人强烈感情的载体，叙事时常被浓烈的情感打断，诗中不完整的事件或片断是诗人个体生命情感的外在体验。诗人以想象来叙事，通过虚拟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主人公的半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以浪漫的叙事抒写了诗人心中无以承受的满腔悲情。叙事与抒情同为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叙事因素在中国文学中早已有之，并非只有抒情，《离骚》的叙事艺术在《诗经》的基础上更添其浪漫成分，为我国叙事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世真正的叙事诗以及其他体裁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
参考文献：
[1]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孟繁华.叙事的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
[4]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到后经典叙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注解
①陈贻炜，屈原诗歌的叙事性抒情艺术[J]，语文学刊，1987（1）：第28页
②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3页
③姜亮夫，屈原与楚辞[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第47页
④袁忠岳，抒情诗中叙事功能及其形式转换[J]，诗刊 1991（4）：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