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初,“淞沪会战”结束,政府军队全线撤退,上海沦陷。《中华日报》随之停刊,报社同人就地解散,林柏生去香港。胡兰成带着家小,也跟随林柏生到了香港。 假如胡兰成不去香港《南华日报》,就不会加入“蔚蓝书店”,这样他就无机会接近和结识汪派人物,可能最终也就不会加入汪伪集团,跳水做汉奸了。
战时的香港,是个四方杂处、风云际会之地。这个英国占领并管理了近百年的小小岛屿,此时却出现了异常的热闹和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国内地的富人们蜂拥而来,将香港作为保险的避风港,在此逍遥观望,国民党政府和各地的军阀、地方势力则在此设立了办事处和联络机关,打通内地大后方与海外和北方沿海日军占领地的联系。汪精卫系的主要干部基本上是广东人,在香港素有基础,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林柏生即衔汪精卫之命南来,重新掌控《南华日报》。
胡兰成说,他去香港,是调往香港担任《南华日报》总主笔。这又是他自以为是的大话。
《中华日报》不是政府机构,他也不是报社主要人物,“调”,何从谈起?那么,是他主动跟随,还是出于林柏生邀约一起南下?从他待在上海无其他出路的情况来看,更可能还是他的主动跟随。他所谓往香港担任《南华日报》总主笔,不是大话,就是他的记忆错误,将后事提前了。在当时其他人的各种记述中,从没有人谈起胡兰成担任过《南华日报》总主笔,只说他是个一般编辑。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就是,他当时每月的薪酬仅区区六十元港币,这不可能是担任总主笔的待遇。林柏生像是从没有认真待过他,不然以后也不会被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狠狠责备埋没了胡兰成这个人才。胡兰成担任《南华日报》总主笔,是可能的,不过那要到一年以后,他投身汪精卫“和平运动”之后,在林柏生被人打伤住院,在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一干主要人物往上海去以后,他仍留守在香港《南华日报》奋力写文的时候,但这仍不见记载。
胡兰成到香港,仍是报纸一般编辑,主要在《南华日报》用“流沙”笔名写社论和时评,同时参加“蔚蓝书店”编辑国际通讯,研究世界局势和各类国际问题。
“蔚蓝书店”在1938年的香港曾名重一时。
“蔚蓝书店”来源,最早可追溯到汪精卫秘书曾仲鸣和朱朴(之)两人1930年主编的一份画报《蔚蓝》,两年后,朱朴在上海《中华日报》社隔壁开设一书店,取以前所办画报之名为“蔚蓝书店”。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林柏生、朱朴和樊仲云先后来港,1938年年初,三人重新开张“蔚蓝书店”。但香港的“蔚蓝书店”却不是单纯卖书的书店,主要参与者朱朴曾有文记述前后,引其中一段可知其详:
这个蔚蓝书店实际上并不是一所书店,乃是国际编译社的外幕。国际编译社直属于艺文研究会,该会的最高主持人是周佛海氏,其次是陶希圣氏,网罗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规模甚大。国际编译社事实上乃是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负责者即为林柏生氏,后来梅思平兄亦奉命到港参加,于是外界遂称柏生、思平、仲云及我为蔚蓝书店的“四大金刚”。
国际编译社的组织大致是如此的: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思平主编国际丛书,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我则主编国际通讯。助编者有张百高、胡兰成、薛典曾、龙大均、连士升、杜衡、林一新、刘石克等诸兄,古泳今兄为秘书,此外尚有办事员若干人。这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每星期一我们干部有一个国际问题座谈会,检讨一星期内的国际时事,会后草寄报告两份与周佛海氏,由他转呈汪、蒋两先生。参加这个讨论会的,除了国际编译社的干部同人外,有时李圣五兄与高宗武兄也惠临加入,极有精彩。国际编译社遍定各国时事杂志,每星期出版国际周报一期,国际通讯两期,选材谨严,为研究国际问题一时之权威。国际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承印,预定一年出六十种,编辑委员除思平为主编外,尚有周鲠生、李圣五、林柏生、高宗武、程沧波、樊仲云、朱朴之等,在数月之间,已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日本史》《世界的资源》《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日本战时经济》《苏联的远东红军》等书,颇有相当成绩。(朱朴《记蔚蓝书店》,《古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出版。转引自《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对“蔚蓝书店”有过各种说法,朱朴此文应该是讲述得最清楚的了,从中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蔚蓝书店”,书店只是个外表的招牌,内里实际是国际编译社,也有人称作“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编译社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所办的文化机构“艺文研究会”,所以国际编译社也就相当于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其主要工作是,每周出版国际通讯和国际周报,从国外新闻杂志上选材编译,这是现炒现卖、紧盯形势的,另外就是出版国际问题丛书,这是较长程的也是参加者个人的研究所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也可能为其中最主要工作,就是每周撰写国际问题报告,供最高当局者汪、蒋参考。
国际编译社的上级组织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和陶希圣负责,朱朴文中没有说清楚的是,周佛海、陶希圣两人都是研究会的总干事,周佛海其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研究会的事主要是挂名的,实际是由陶希圣负责。陶在出走重庆往香港再往上海追随汪精卫搞“和平运动”时,曾有一表白信给在美国的胡适,其中说到:“二月起,我主持一个宣传性的组织,艺文研究会。这会受蒋先生的面命,要受汪先生的指导。会的任务决定于‘一•一六宣言’的前两天,一月十四日。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此会有一时期,指导几十个报纸和杂志,出版好几十种小册及书籍。”(《陶希圣致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陶在信中所说,艺文研究会所出的“几十种小册及书籍”,并不是指香港“蔚蓝书店”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际丛书,两者各不相关。
“蔚蓝书店”那批人以后多参与了汪伪政府,成为汪伪集团的基本成员。而“蔚蓝书店”本身,也逐渐从原来国民党派驻香港的宣传情报机构,转变为汪伪集团与日本勾结初期的重要联络站。这从以上那段引文中也可看出端倪。
“蔚蓝书店”最为活跃时是1938年,这也正是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秘密谈判求和最为紧锣密鼓活动的一年。
高宗武本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抗战开始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往香港寻求与日本谈和的门路。当国际调停失败,日本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放弃了谈和幻想之后,高宗武事实上就被蒋晾在了一边。高宗武却不回后方,在日本主和派势力的拉拢下,擅自偷偷往日本一趟,与日本军部影佐祯昭等人接触,得到所谓日本停战和平所开出的条件。高回香港后,将情况写成报告,送给周佛海。周佛海原是“低调俱乐部”主人,早就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于是将此事接过,再派梅思平秘密往香港和上海,与高宗武一起继续与日方接触谈判,最后双方在上海订立了“重光堂密约”。周佛海、陶希圣知道,他们背着政府干得这一套,蒋介石不会理睬,他们就找上了对抗战向无信心的汪精卫,汪精卫闻知一拍即合,于是汪及其这一干人秘密商定了汪出逃重庆,到海外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对华三原则讲话”的一系列卖国投降计划。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本不是汪系成员,与汪精卫原无渊源,只是在降日求和上方才走到了一起。所以有人说:“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两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周、陶等人举汪精卫出头,奉汪为首领,“蔚蓝书店”也就从国民党中央的海外机构变身而为汪集团的联络站和与日谈判的前哨点,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汪派林柏生为首的《南华日报》两股人马合流,共举“和平”大业。林柏生本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此时和梅思平一起,被周佛海的中央宣传部任命为驻港特派员,如此,梅思平以及高宗武的身影也时时在“蔚蓝书店”出没了。
所有这些降日求和、与日方在香港和上海的秘密幕后活动,除林柏生外,“蔚蓝书店”那批人并不与闻,胡兰成那辈下层职员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胡兰成仍是在《南华日报》写应景文章,同时在“蔚蓝书店”兼差帮忙,“助编”国际通讯、国际周报。地位虽然不高,但这一经历对他却不无好处,使他得以熟悉国际政治和国际历史问题,以后,分析国际形势成为了他的“强项”,他所写有关国际形势、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化等等的时事评论,占了他整个文字的相当大一部分,而且,这一“强项”几成了他的嗜好,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临终。
“蔚蓝书店”内繁忙一片,又是编国际通讯、国际周报,又是开国际问题座谈会,给汪、蒋呈写报告,出版国际问题丛书。可对周围这批同仁的见识文章,胡兰成却瞧不太上,当时他唯一佩服的是以“乔木”为名所写的国际时评。胡兰成是有眼力的,“乔木”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两乔木”之一的“南乔木”乔冠华,乔是德国留学生,对欧洲各国情况熟稔于心,“乔木”的国际时评在当年香港风行一时,尤其是对当时欧洲政治、外交的分析以及战争趋势的预测人人争睹,其见识和眼光远高于“蔚蓝书店”那辈人。
地位卑微且又自尊自傲,林柏生这些有社会地位的人,胡兰成自然不去接近,就是报社同事他也来往不多,与“蔚蓝书店”那批人同样无甚交往,其中他只和樊仲云比较亲热,主要因为两人是同乡,樊也是嵊县人。樊仲云叫他兰成,他却不敢造次,仍叫樊先生,他对樊仍是拘谨的。樊仲云虽只长他四岁,却早有名声,是所谓“保卫中国文化十教授”之一,又是知名文人,日本厨川白村那本著名的文艺评论《苦闷的象征》即出于樊仲云之译,译本出版后,当年曾在新文学青年中称誉一时,胡兰成尚在读中学时就已知樊的大名,自然不敢妄攀亲近。他的住家在香港岛薄扶林道学士台,周围邻居有杜衡、穆时英、戴望舒、张光宇、路易斯等人,但他们也都是成名作家、画家和诗人,其中他只和杜衡玩玩,其余人也不多搭讪。闲常时光,他只带着孩子在香港街上走走,去海边看看风景。
林柏生、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的秘密活动胡兰成虽然不与闻问,但他不会看不出这些人的穿梭奔忙是为哪般,可他完全被隔于局外。报社的文章仍在写,“蔚蓝”的事情也在做,却不被谁看重,薪金仍是可怜的六十元港币辛苦度日。他此时是连甩手不干的退路都没有,既无旅费回上海,回上海仍是无出路。他是进不得,也退不得,被困在了香港。
直到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仍是牢骚满腹,他觉得自己就“像《易经》里的‘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未嫁女子的身份未定”,他埋怨林柏生当年大约内心当他是吕布,如陈登对曹操言所谓:“明公养吕布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去。”更伤他自尊的是,可能林柏生当年甚至还未将他如董卓对吕布那般看重,而是完全无视。
如此一年,胡兰成转机发生。
1938年年底,依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方密约,汪精卫一行先重庆而昆明、再昆明而出逃河内,日本于12月22日发布《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汪精卫12月29日拟就响应日方的电文,由周佛海等人携至香港,发表于《南华日报》,公开表明对日求和态度,此即为著名的“艳电”。
汪精卫发表“艳电”,此举既是对外的,同时也是对内的,公开表明求和,也就竖起了与蒋介石政府不同的对日方针的大旗,以期造成国民党以及国内的分裂,将一切希望与日本求和的势力统归到其麾下。汪对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及嫡系军队不抱企图,主要是寄希望于各地地方军阀和除共产党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可汪精卫还是失算了,出于他的意料之外,“艳电”发表后,遭到国内一致的反对,公开响应的地方军阀和政治力量可说一个都没有,原来已有联络的云南龙云也无反应,即便原来的汪派成员,也并没有完全来归队。原在香港的汪派最高级干部之一的顾孟余即为此与汪反目,顾先是坚决反对“艳电”发表,待“艳电”发表后,即与汪派人物断绝关系,不久就悄悄离开香港去了重庆。
胡兰成此时如何表现呢?
他回忆道:
艳电发表之日,我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好一会儿,但亦没有什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当时诸人皆兴奋相告语,以为国人必纷起响应,我对泳今说不然。我发表社论,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作成中日和平。和平运动初起时,从汪先生夫妇数起连我不过十一人,其后成立政府,也奄有东南半壁江山,拥有十万之众,直到覆亡流离惊恐,但是世上其实亦平平淡淡。我与和平运动是一身来,去时亦一身去,大难过去归了本位,仍是青梗峰下一块顽石。(胡兰成《今生今世•天下兵起》)
胡兰成回忆录中每多这类句法,看似很漂亮,写得漂亮,自己表现得也漂亮,记事纪实却含糊不清,易导人以误会。
他对于汪精卫“艳电”在国内的反映,估计是对的;他说要写社论,呼吁“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作成中日和平”,那是以后的事。一身来一身去,是指他在汪伪政府中先做高官后被排挤出局的遭际,“顽石”和来去一起说,像是他的遭际与他个人性格的清高耿介有关,他愿意这么说,自然也可以。但他的第“十一人”的说法却是妄攀高枝了。还有他那煞有介事地上山思考、下山参加的写法,俨然是个人物,似乎有人在山下翘首等着他、企盼着他的加入。
想想就可以明白的,胡兰成不是汪派成员,与当时汪伪集团的任何主要人物也没关系,至多就是在汪派报纸及其外围机构任职了一年,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只是个渺不足道的小人物,不要说汪夫妇,或者陈公博、周佛海,就是他的老板林柏生也从没把他放在眼里。他郑重其事地上山下山的忙,只是他自己的事,没人会把这个月薪六十元港币的小编辑太当回事的。“第十一人”的说法,更是他自己的一相情愿,独自暗地里排的座次了。汪精卫难堪是难堪,并没有出现如他所想的登高一呼,应者云从的局面,可再怎么惨,也轮不到他胡兰成吧。汪精卫尚在河内时,就开始组织班子分配角色,并提出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等八人为所谓“首义分子”,当汪集团得到第一次收入时,即给八人每人发了安家费港币五万,并说明以后参加者不得援例。(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还有一个说法,是汪精卫指定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作为汪“和平运动”的发起人,七人就是以上八个“首义分子”中除去林柏生。八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陈璧君侄子、汪精卫的秘书陈春圃。胡兰成可能就是如此推算的,加上为首的汪精卫,将自己排在这十人之后,而得到“第十一个”座次。
恐怕只有他自己会这么排,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他胡兰成与这十个人如此并列排比的,因为无论就社会地位、政治资历或与汪精卫个人的历史渊源来看,他根本无法与前面其他人相提并论。这十人中有半数以上都担任过国民政府“特任官”级的部长,其他人则跟随汪精卫至少有二十余年的“革命史”。再说,汪集团头面人物事实上也不止十人。汪发表“艳电”后,来归者少是少,却不是没有,有从上海南下的�民谊,�是国民党中委,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担任过行政院的秘书长,有前武汉警备司令叶蓬,有同样从重庆出逃来投的罗君强,而文化人中下水的第一个也不是他胡兰成,而是他的同乡前辈樊仲云。即便其他人的投附在他上山下山之后,樊仲云总在他前面,因为樊与他一样,当时人就在香港,就在“蔚蓝书店”。樊仲云作为知名教授、著名文人,与前面十人排在一起,总要比他像样得多。所以,无论怎样数,也轮不到胡兰成排上“第十一个”。即便参加“和平运动”、做汉奸,也是需要地位、资历和功绩的,凡政治集团有政治利益在其中,概莫能外,胡兰成却是什么都谈不上,他微末到汪精卫两个秘书曾仲鸣、陈春圃到香港,他都见不上。他什么都没有,能做的也就是写文章,他是靠自己拼命写文章为汪精卫造势,才被汪夫妇注意和赏识的,直到两三个月之后,他才被陈璧君召见并加以抚慰,他见到汪精卫那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无论胡兰成自己如何自视甚高,在汪集团中一班人看来,他实在只是个卖身投靠的小文人而已,只是恰逢汪精卫“和平运动”,才因缘时会靠卖力写文章为汪造舆论一下子发迹起来的。
且看陈春圃的回忆:
最后,不用说要数到香港《南华日报》的一群被豢养多年的“忠实信徒”。在这一小撮人中突出的一个是胡兰成。他当时以“流沙”笔名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一连串的谈和战问题的臭文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张目,即以此为垫脚石,后来做过地位相当高的伪官,如伪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等,又当过汪伪特务所办的机关报――上海《国民新闻》的总主笔。
且看罗君强的回忆:
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一向销路不佳,仅靠体育新闻来搞点收入。自当了第一家汉奸报纸之后,香港闻人甚多,是为了看汉奸消息而看《南华日报》的。《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原在内地当过初中教师,是一名托洛茨基派,逃亡香港谋生。在汪精卫发表“艳电”后,他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反共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陈春圃、罗君强两文都是在大陆解放后被囚于狱中时所写,行文上自不免有所顾忌,带有迎合的倾向,个别地方也有出入,但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陈春圃出身富家,担任了汪精卫二十余年机要秘书,汪伪政府后期曾担任广东省主席;罗君强原是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在蒋介石侍从室任秘书,汪伪政府后期也出任“特任官”级的安徽省主席。从两人的讥诮不屑语气中,明显可看出汪伪集团这批头面人物当年对胡兰成的观感了。如果他们知道胡兰成自己私下排定的“第十一个”的说法,不知该如何嘲笑了。
分析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需要看其政治立场、倾向和背景,也不能忽视其个人的性格、身世和具体境遇。对胡兰成而言,不管他如何上山下山,两者之中,更多的决定因素是后者。对抗日战争的前景、对时局的发展估计,他或许与汪精卫及汪派人物有相同之处,但这对他并不太重要,对他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会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他不同于汪派集团那些主要骨干人物,这干人原来已经有自己的地位、身份或名声,正如周佛海表白自己说的那样,他在国民政府是部长,在汪伪政府中仍是部长,参加汪伪集团不是为个人功利名声。胡兰成却不然,他出生贫贱且屡遭不顺,经历过妻死儿夭大悲苦大磨难,贫穷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而他又自认为始终怀才不遇,已陷在香港整整一年,他要想扭转生计,变穷蹙为腾达,只有抓住眼前的机会了。这有点冒险,但他的“荡子”性格足以支撑着引导着他去冒这个险,他的一无所有也经得起冒这个险,他在广西已经冒过一次险,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至于他头脑中那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实在可作灵活应用的,他既可以参加红军,也未尝不可加入“和平运动”,只是冒险赌一把的筹码不同而已。“荡子”未发迹时就是光棍,光棍的好处就在于,哪怕输掉,他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可毫无留恋地甩手而去,反之,若赢的话,其所获就不可限量了。世人同声谴责胡兰成落水做汉奸,试想一下他反转来的诘问:若没有在汪伪集团中的发迹,怎会有今天的胡兰成?对他的落水其实可视为主动的跳水,联系这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对胡兰成,这是简单的,但也符合实际的解说。
(选自《胡兰成传》/张桂华 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