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市中心出发，坐地铁3号线到终点站番禺市桥站，再坐半小时公交车，一个小时的行程隔出两个世界。这个名为“旧水坑”的地方仿佛一个“女儿国”——街上十有八九是20岁左右、身穿工作服的女孩。而周边的建筑却几乎都是灰色的厂房及密集的宿舍，电线杆上贴满“无痛人流”的广告，小巷深处则藏着各种低端小吃店和光线昏暗的网吧。这是一个电子工业区，精细的手工操作需要大量心灵手巧的年轻女工。
女儿国里的“向阳花”
骆红梅的“向阳花女工服务中心”（下称“向阳花”）就坐落在这个特殊的地区，从窄小的楼梯上二楼，一间约100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只有几排书架，一张乒乓球桌。26岁的湖南妹子骆红梅四年前到广东中山的一家工厂打工，不幸受了工伤，艰难维权后的她选择将公益作为自己今后的事业。今年3月11日，向阳花落成，主要是为附近女工服务。
“我曾经是一名女工，非常明白她们需要什么。她们渴望融入社会，但又出于自卑，不敢走出去。向阳花希望给她们提供一个走向社会的窗口。”红梅介绍道，向阳花开办很多课程，教授粤语、电脑、法律知识等，还会组织乒乓球赛、电影放映会这类活动。
像向阳花这样的小型社区NGO，发展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不过初出茅庐的骆红梅却没有这样的困扰。今年6月份，她向千禾社区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提出资金申请，不到一个月，49800元经费就批下来并迅速到账。这甚至令她感到惊讶：“原来还以为像我们这么小的机构，申请的时候又还没有注册，应该很难批下来，没想到这么顺利。”她认为千禾之所以对向阳花这么支持，与千禾“社区基金会”的定义有很大关系，因为向阳花就是一个扎根社区的服务机构。
有了千禾的资助，向阳花顺利支付了半年的场地租金和3个工作人员的工资，基本无后顾之忧地投入了日常工作并于9月26日在番禺区完成注册。
如今，红梅和两个工作人员每天到工厂宿舍区探访，倾听女工的诉求，邀请她们到机构来参加活动，又依靠在熟悉的女工中发动志愿者一起去探访。目前，与向阳花时常保持联络的女工已有100多人，志愿者也发展到近20人。原来旧水坑的工人在下班后无处可去，就只有去网吧上网。但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有了新选择：晚上可以到中心上英语课、电脑课，或者只是聊天、打乒乓球、看书、唱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新一代的女工最需要的是身份认同，也就是肯定她们的劳动价值，所以我们会组织各种社区活动，开心理辅导讲座，组织她们到社区做义工，让她们在这里找到归属感。不然即使她们换工作到其他地方，日子还是过得不好。”骆红梅说，旧水坑的女工原来流动性非常大，由于向阳花的开办，这个现象已经开始转变。但组织活动还只是向阳花的“初级阶段”，在千禾基金会的申请书上，她写道：“目标是扎根社区，建立女工互助支持的网络。”
佛山老城的守望者
“如果说历史是层层地叠加，今天的我们正接受着哪些馈赠？我们又将叠加给未来怎样的街区、怎样的城市？”追赶时光的影子，找到属于我们城市的记忆。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原始的冲动，2010年，谭杰雄背着简单的行囊就上路了，一开始，只是带着相机、纸笔，与一帮历史发烧友漫无目的地行走、记录佛山的历史。
然而，这个过程呈现的现实让他暗自惊心。作为一名“咏春拳”的业余教练，他几乎找寻不到与那些心仪的武学宗师们相关的事物：叶问的师傅梁赞一生几乎都在佛山度过，但其生前掌管的药材店“赞生堂”旧址房子已经倒塌，瓦砾遍地，另一处故居也被拆迁；叶问的故居莲花路大宅，而今化身莲花广场，另一处祖屋也已成为普通民居，而他用于教拳的“联昌”花纱店，早已被东方广场商住建筑群取代。
“也许我们无力阻止城市拆迁的步伐，但至少可保留一点回忆。”就这样，一个名为佛山口述史小组的草根组织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混搭”的组合，由白领、学生、商人、企业员工、公务员、专家构成。十余名成员多数是“老佛”，唯有“带头大哥”姚远来自江苏。
去年11月份，谭杰雄和小组萌生要为“咏春”建立一部民间的口述史的念头，并向由佛山传媒集团发起的首届佛山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递交了报名书。四轮选拔下来，项目居然得到了最高分，与另外17个慈善项目一起，获得来自本土企业5万-15万元不等的资助。
“这次大赛使我们结识了千禾。”谭杰雄说，千禾以“第三方执行机构”的身份介入了这个大赛的全过程，这家不过才3岁的社区基金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秘书长胡小军在面试中对“咏春口述史”项目不遗余力地称赞，让团队成员既感动又振奋。
如今，项目官员宋颖和李妙婷每隔半个月就会去佛山探访包括口述史小组在内的18个由千禾跟进支持的民间公益项目。不仅仅是拨付资金，陪伴、服务、共同成长的理念已经深植于千禾的肌理。东莞有一家受千禾资助的外来工组织，由于刚刚起步，财务管理不规范，便是由千禾的会计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如何做财务报表。
千禾转型之路
“千禾在佛山的实验，算是我们转型中的新探索吧。”胡小军所指的探索是，由媒体等多方力量搭建平台，千禾作为执行机构深度介入社区发展项目，由本土企业出资支持本土组织做本土的服务。18个社区项目得到17家当地企业认捐，资助额度达165万元。佛山项目占到今年前九月千禾所有项目资助金额的20%。
也许是西北风霜的雕刻，皱纹爬上了这位80后青年公益领袖的眼角。去年，胡小军结束了在西北农村社区的七年扶贫之旅，来到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任职，今年1月份起即走马上任千禾的理事兼秘书长。
自2009年创立之时起，千禾便将自己的使命定为“支持成长中的公益机构与个人，以合作的态度、问责的方式，推动社区的创新发展，成为公益创新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当年，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总量为846家。由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发布的抽样调查显示，名目繁多的非公募基金会中，以运作型为主，占到72.2%；16.7%的基金会既做运作又做资助，只有11.1%的基金会完全定位于资助。
像千禾这样背负着“社区基金会”之名出生的基金会十分少见。时任千禾秘书长的王津津这样解释道，在人们忧虑日重、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千禾看到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思路，鼓励大量民间组织应运而生。“我们希望能够在培育民间组织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鼓励并吸引更多企业家关注、支持那些默默耕耘于公益慈善领域的NGO。” 在公益的生态链条上，有别于大量专注于服务或者既做服务又做资助的基金会，千禾从未偏离过它“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它所资助的拜客广州、麦田计划、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广碧关爱儿童中心等，都成长为公益圈内颇具口碑的NGO。
广碧关爱儿童中心的理事长斯文以“植根于社区”来评价其合作伙伴。结识千禾是去年5月份的事，那时广碧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社区组织，也从未向千禾递交过项目申请，但他们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解中心的运作情况，并邀请参与针对草根组织的能力培训。在这次不寻常的走访后，斯文参与了千禾主办的各种沙龙、培训，从而结识了一大帮正在做社区建设的公益机构。有了专业力量的支持，广碧关爱儿童中心成长得很快。成功注册后，它不但拥有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社区图书馆，针对社区妈妈们的女性互助中心也在筹备之中。
然而定位清晰并不意味着千禾投出去的所有项目资金均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在与胡小军的交谈中，他却时常会提到两个字“转型”。这是千禾2012年的关键词。
转型缘于对过去两年所做的几十个资助项目的反思。
千禾只是一家地方基金会，项目却散落于全国，都是几万元的小额资助，像撒胡椒面一样把有限的资源投往全国各地。收效甚微尚且不说，山高路远让后期的跟进处于停滞状态。
舍近求远，千禾对广东本土缺乏基本的认知。这让理事会成员深以为憾，今年年初的理事会议决定要作“重大调整”，将资源更多地向本土组织输送。
胡小军说，千禾并不单纯是给钱，公益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建设、公益网络平台的搭建，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更为他们所看重。“今年起，我们支持的社区项目绝大部分都在珠三角。组织能力培训也主要放在南方地区。”
富庶的珠三角地区并不差钱，这两年政府的资源也开始以购买公益组织服务的方式逐步流向民间，这也是影响千禾转型具体定位的一个因素。“政府的钱多数流向成熟的组织，广大的民间草根机构资源却十分匮乏。所以扶助扎根社区的草根组织将成为我们的侧重点。”胡小军说。
除了千禾，一部分基金会也开始将目光投向社区。这些机构要么砸下重金，要么直接操刀上阵，他们对社区的理解，多数停留于地缘上的概念。比如桃源居社区基金会在深圳直接打造了一个1.16平方公里的社区；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投入5000万元，在贵州威宁草海镇银龙村打造“幸福小镇”；腾讯基金会开始进驻乡村，尝试乡村文化保育项目；万通公益基金会开辟社区垃圾分类项目试点等。
“国内现在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开始多起来，但真正能像千禾这样扎根到社区的并不多。”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同时还兼任着千禾的理事。据他观察，目前国内多数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还存在定位不清、面目模糊、资金使用效率低等问题。这也是许多其它类型的基金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胡小军用了一个打井的比喻，来形容什么才是真正的社区基金会应该做的。“比如发现一个社区缺水，你可以直接找一个施工队去给他们打井，解决居民的需求。你也可以去支持社区内的组织，让他们通过座谈、走访、协商、集资等各种方式，发动社区居民共同解决打井的问题。当小区再面对其它公共问题时，它不会等靠要，它开始变得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邻里关系也得以重建。实际上又增加了社区的社会资本。”
采访的最后，胡小军还不忘“幽上一默”：“千禾不做大而全，我们要做小而强。我们时常自我调侃，自己是基金会中的‘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