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霸权下的威权人格和社会转型】无情型人格评估

  内容提要:《少男》以推拿诊所为中心,通过书写富二代、城市白领、农民工和残疾人这四类人物的欲望追求,展现了人性纯真的不可多得和形而上追求的难能可贵。在符号价值充斥的消费社会里,身体消费既是欲望追求的一种形式,又是因话语霸权而斗争的重要工具。维系优势群体运转的威权人格,昭示着公共空间地位的衰落,这引发人们对社会转型时期权力分配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符号价值 话语霸权 威权人格 社会转型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Hegemony of Consumerism
  on Madam Pan Xiaoping’s Boy
  Pan Guohao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of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Abstract: Basing on a massage clinic, by describing the aspirations of such four kinds of characters as the affluent second generation, the city white collar intellectuals,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disable, Boy reveals the precious of the pur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at of metaphysical pursuit. In a consumption society flooding with symbol value, body consumption expresses not only a form of lust ambi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fight of discourse hegemony.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at maintaining the superiority of the advantage group fulfills its function with the downfall of the public sphere,which led to real introspection about the issue of power distribution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sign value discourse hegemony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2012年,《清明》第一期发表了潘小平女士的中篇小说《少男》,作品体现了消费社会中,人们对符号价值以及话语霸权的追求;它在对人物威权人格展示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社会转型问题的思索。
  一、消费品的符号价值
  继商品化社会之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消费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二分法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受到特别的荣宠,它在历史性交换系统之外的非历史层面的地位已经动摇;广告媒体和社会风潮不断刺激人们虚假的相对需求,刺激贪欲、占有欲,这成为消费社会的内在逻辑。鲍德里亚说:“今天消费——如果这个术语的意义并不是那种粗陋的经济学所给予它的意义——确切地界定了这一阶段:其间,商品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符号(文化)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 从商品到毒品,从身体到良心,《少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无处不在的买卖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发生,满足欲望是人们的内在需求,符号价值和话语霸权是人们的外在动力。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小陶阿姨身上。
  小陶阿姨穿戴新潮,常去香港扫货。对以她为代表的富二代来说,购买和消费商品,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蕴含其间的符号价值。在她看来,拥有LV包和保时捷跑车这样具有标志性的奢侈品,她就会受到别人的特别礼遇。小陶阿姨购买和消费LV手袋、ADD时装、艾格睡衣,不是满足于对这些商品的自然需求以及对其中纯粹的使用价值的欲求,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差异化感受,一种社会意义的需求。跑车、名表和扫货规范着小陶阿姨的生活节奏,这个时候,无目的的购买和消费给小陶阿姨带来的是快乐、满足和虚假的自由感。商品成为身份地位的符号象征,她如果拒绝消费似乎是在拒绝富二代作为纨绔子弟形象的个人责任、社会伦理和社会联结的基本方式,是在拒绝拥有控制大众的经济霸权和思想行为的能力。
  在这样的氛围中,身体变成了消费品。
  小陶阿姨出手阔绰,成为安堂推拿诊所的会员,在推拿的时候,身体成为消费文化的在场者,它借助营养学、医学和卫生保健宣讲被赋予光环,成为她萦绕心头的对青春、魅力、刚柔气质的追求。此时,身体成为名誉、地位、权力和对抗衰老的救赎物品,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使得它既部分丧失了生命繁衍的功能,又彻底取代了灵魂拯救的意义。这个时候,女性美丽男性魅力的逻辑,同样成为时尚的逻辑。健康、力量、美丽本是用来界定身体的要件,纯真、坚毅、刚强本是用以界定心智的要件。在小陶阿姨看来,因其具有符号化的内涵,因其对于弥补亲情缺失,对于社交圈中身份显示的意义,这些要件的实用价值,一一具有了向功用性“交换价值”蜕变的可能,其结果就是,身体被“重新发现”并成为消费品。于是,小陶阿姨就有了老蔫及其继任者这些“鸭子”,就有了占有小九的决心。你也就不难想象老秃女人和体育系大学生的关系,不难想象吃软饭成为霍小文夫妇和大一女生获得物质享受的筹码。此时,身体不再只是生命和幻觉栖息之地,它还成为色情的欲望交换的符号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说:“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当然同时,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人的理想人格是在认识、意志和情感领域得到充分协调的发展,新近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演绎出这样一个事实,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充满感性色彩的审美理性发展相对滞后,异化了的工具理性和大面积的道德败坏正一步步地侵蚀着真挚友爱的人类情感。对财富的向往,对性欲的追求超越出理智的范围,这使得人们忘却了自己的情感归属,利欲熏心道德败坏伴随着情感放逐。   二、普遍的话语霸权
  对于身体的消费,体现着性的话语霸权问题。
  福柯认为:“性处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切政治技术都是沿着这两条轴线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性属于身体的规训: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和分布,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它属于人口的调节,它引起的所有后果都是关乎全局的,于是同时被整合到这两个方面之中。它引起了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在通常情况下,强势群体能通过霸权结构对弱势群体施以霸权力量。但是,社会总是变动不居的,控制性结构中的霸权地位会由于结构内部双方力量的消长而受至威胁。当某一既成的霸权结构中居于统治地位者的霸权地位不具备合法性时,冲突就将出现。小陶阿姨和小九、彩彩的明争暗斗,就是这种冲突的真实表现。对于小陶阿姨来说,争取符号价值式的身体消费是她必须获得的“权力”。她对男性包养女性颇有微词,鄙视她妈妈式的怨妇情结;她认为包养男性是女性必须争取的社会地位,是女性获取权威身份的重要标志,为此,她可以不惜代价。女性要求对等的性消费权益,这是对传统上专属于男性的性消费特权的有力政治反驳,是女性争夺性的话语霸权的必要步骤。对于小九、彩彩等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获得权力系统做伟大斗争,不是为了实现时代交替的循环和重建古代的公正;他们拒绝把身体作为消费符号的方式,探寻着这样一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能否解除身体控制,能否重新恢复人作为人的基本需要,能否实现自愿意义上的生命尊严?不论这是不是乌托邦想法,大家有着一个非常实在的斗争过程。作为政治对象的生命此时被要求反对企图控制它的系统,于是,身体不仅仅是人口繁衍,生命延续的工具,身体成了性政治斗争的工具。
  不仅性消费为话语霸权左右,公共空间也充斥着霸权思想。
  故事以安堂诊所为中心展开,地点涉及青藤茶室、浅草书吧、凤舞九天夜总会。这些地方是公共空间,介于公共权威领域、市民社会和私人空间之间。公共空间既不是可以直接采取暴力手段合法管理的公共权威领域,也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发生的市民社会,更不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私人空间。它因为远离直接的法制管理,没有生产关系、家庭伦理的维系,本应成为提倡言论自由,构建新型知识的场所。在《少男》的公共空间里,富人们因为要保护自己私密性的商业活动,构建远离公众的休闲生活,借助经济优势实现自己的特权而企图逃脱监控;农民工、残疾人因为身份的卑微,权力的缺失,知识能力的不尽人意,而成为沉默的一群,无法构建平等沟通的话语平台;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从立法者向阐释者过渡阶段之后,正在经历从阐释者向威权维护者地位的蜕变,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定位的道德良知。这样,公共空间所具备的平等沟通、协商对话的机制逐渐消失,它不再是一个不断再生产知识分子的地方,它正在成为强势群体利益交换的平台、勾心斗角的场所,成为权势者控制毒品买卖、进行色情交易、实施暴力犯罪的温床,成为容忍特权阶层道德堕落,体现他们符号价值,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活动场所。
  三、人物的威权人格
  书写欲望过程中,富二代和城市白领构建的共犯结构是核心,它形成了一个以小陶阿姨为中心,以陈安堂、陆艳丽为羽翼的等级关系。拿小陶阿姨来说,她通过利益输送,把陈安堂、陆艳丽等人豢养成智力鹰犬;与此同时,她对盲人老凯张口便骂举手便打,对彩彩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对服务员对老蔫视如犬马,弱势群体成为受辱骂被压迫的对象。这一结构何以可能?强势群体的威权人格维系着它的运转。
  所谓威权人格,是指“集既谄媚于上级,又无情欺压与蔑视下级或弱者的心理倾向于一身的人格。”在作品中,强势群体的威权人格伦理,影响着弱势群体,弥散在故事之中。这集中体现在:(1)高低尊卑的等级观念是它的思想特征。富二代、白领形成共犯结构,处在《少男》人际关系金字塔的顶端;迪女郎、按摩工、服务员形成社会底层,构成人际关系金字塔的基座。在父权制业已颠覆,民主制尚待确立的时候,充斥着的家族制企业风气、特权观念、强人哲学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根深蒂固,将人分为高低等次,以判断优劣,这一事实几乎成为社会平等进步的顽疾。(2)追求贪欲的处世态度是它的内在动力。小陶阿姨、老秃女人在为身体、为交际圈中的颜面而不懈奋斗,陈安堂、陆艳丽为在同学、同仁面前高人一等而努力打拼。在作品中,贪欲成为权力的代名词,谁拥有更多享受的资本,谁就获得更多的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新近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成员、刚刚从乡野文化过渡到庙堂文化的部分退化的知识精英,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是不完全意义的思想启蒙,贪欲成为工具理性畸形发展,实践理性走向堕落的象征。真实的日常生活一遍又一遍地演示着弱肉强食的权力政治,以理性的态度过度追求感性的奢望成为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隧洞里的“背光隐喻”,贪欲成为真理的最大遮蔽物。(3)恃强凌弱的行为举止是它的外在结果。小陶阿姨对彩彩的言行举止,经历了从鄙视到提防到侮辱到人身攻击的过程;陈安堂对彩彩的服务态度,经历了从视为霉头到视为刺头、对头的转换。在《少男》中,彩彩是弱者中的强者,她尚且成为被侮辱受损害的人,难怪小九被挑逗被把玩被戏弄被伤害的戏码连环上演,更难怪从残疾人到大学生再到服务员各有各的辛酸了。这些行为举止造就人格评判的价值错位,人与人之间不注重人格本质,而从身份、地位、财产、权力等身外标准来判断人格。(4)不安恐惧的生理反应是它的心理特点。面对一个物欲化的社会,弱势者如同惊弓之鸟——小九希望能返回老家,老凯的仇怨撕心裂肺,彩彩的舞蹈如同幽灵;强势者内心惶恐不安——小陶阿姨在丢人现眼感觉中“买鸭”偷欢,陆艳丽在狐假虎威的想法里勾心斗角,陈安堂在踌躇犹豫的状态下逃离良知。在小说中,人的“此在”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即便是用以标示此在平等关系的语言也成为暴力的工具,小陶阿姨动辄出口成脏,陈安堂对别人恶语相向,这些语言暴力随处可见,它是人物的内心躁动在语言行为上的自然流露。文本中的角色人人自危,“自我”常常处于不安与恐惧状态,它倾向于依赖外在 “他者”的威权庇护或逃离骚扰以掩盖自己的弱点;“自我”的衰落抬高了“他者”的地位,造就事实的不平等。其实,不平等的“自我”和“他者”一样,表现为在“存在”面前的平等地位。依靠一种平等去实现或拒斥另一种事实的不平等,其结果就是饮鸩止渴缘木求鱼,这样,不安和惶恐就会产生。   四、审视社会转型
  威权人格是社会转型的负面表现,它伴随着社会转型危机同时出现。
  城市按照人类的欲望建构,它见证着社会转型的发展。《少男》中的城市,在无节制的欲望追求中,陷入价值紊乱的梦魇。正如伊坦娄·卡尔文诺(ItaloCaivino)所说:“城市就如同做梦:任何可能想像的事物都能梦到,但是甚至最没有预料的梦都隐藏着欲望或者它的反面恐惧。城市如同梦,是由欲望和恐惧组成。纵使他们论述的思想是秘密的,规则是荒诞的,视点是欺骗的,任何事情都隐藏着别的事情。”城市具有刺激性和诱惑力,它似乎让每个人都会在都市环境中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道德氛围,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但是城市表象化的欲望与内在的恐惧相伴。相比之下,受社会转型影响较小的乡村,成为中古式的田园社会,成为摆脱“物欲横流”现实,建构优良人际关系和恢复悠久道德传统的“世外桃源”。因此,坚持道德高地,实践精神还乡成为作家的希望和期待。《少男》里散发着这种淡淡的精神还乡的缅怀:彩彩协小九回乡疗伤,陈安堂妈妈具有的关爱情怀,小六小九所代表的阴性、阳性易象,处在消失进程的古代语言,蕴藉着仇怨的乡野情歌俚曲,散发着千年馨香的老庄哲学思想。所有这些恋乡情愫沉浸到神灵的启示与诗意的境界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在营造一种诗性的生命精神,其中浸润的乡土气息,是对物欲化的现代性生存空间有力反讽,作品里的现代感和形式感被淡淡的乡村记忆与想像所笼罩和排斥着,成为诗人用来抵抗工具理性泛滥的精神资源。但是精神还乡是无法普遍实践的“乌托邦”,摆脱过分的物欲化追求,解除流行的话语霸权,颠覆反常的威权人格,实现正确的社会转型,需要打破经济资本、暴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权力资本的垄断,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经济资本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权力资本,“除了经济资本以外,暴力是另一种具有基础意义的权力资本,因为暴力具有最明显和直接的强迫他人服从的性质。在经济资本和暴力资本之外,知识是另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本” 。
  权力,就是使他人服从的能力,而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是具有这种能力的条件。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内都存在着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哪个社会集团掌握的资源越多,这个集团的权力就越大,因为这些资源可以实在地威胁到人的生存。“现代社会的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的确,社会转型与社会公正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对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打破权力垄断,实现利益分配的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层面,实现文化发展的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底蕴层面,达成社会心理的协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层面,而这些诸多领域和谐的达成,则有赖于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普遍认为,权力冲突是社会和谐的最大挑战,而权力均衡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重建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不幸的是,“只有很少的国家能成功地既提高了公民的身份地位,也增进了经济的富裕,既增进了应得权力,也扩大了供给,使它们达到生存机会的一个经得起严格考验的水平”。这种不幸,正是《少男》为我们出的一道亟待破解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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