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把所具有的知识话语权用于公共事务。我觉得这个提法，说明大多数知识是没用在公共事务上，这是一个悲哀。 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意见领袖”；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说穿了就是“异议知识分子”；更有人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有点乱扣帽子了)……
的确，你在工人、农民和军人中，听说过有“公共工人”、“公共农民”和“公共军人”吗?没有。因为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工人、农民和军人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什么，都不得不拿出他们的产品和技能来为公众服务，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因而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而唯独在知识分子中专门辟出一类叫“公共知识分子”，这说明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的”。而我们知道，在汉语里与“公共”这个词相对的是“私人的”、“个体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鞋匠为了养活妻子儿女，必须拿钉鞋、修鞋这种技艺和公众交换，甚至一个妓女(请原谅我沿用了传统的称呼，但丝毫没有贬低她们的意思，相反在今天的时代，我认为她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水平是远远高于某些缺德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在行业之始，就得考虑提供令公众满意的服务，否则她就无法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而唯独在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中，有相当多的人根本用不着提供公共服务(比如知识产品)就能换来猪肉加房子的悠哉生活。
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是相对“专业知识分子”而言的。在他们的语境里，公共知识分子指那些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公共生活作出判断，从而引导舆论的独立批评者，远的如萨特、加缪、阿隆，近的如乔姆斯基、哈维尔、萨义德；专业知识分子指的是远离公众生活，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寻章摘句做研究的学者。诚然，在西方也不乏一些凌空蹈虚、满口术语的学院派教授，他们有着稳定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介入公众生活，生怕公众生活会影响自己的学术地位或清高声誉。因而无论在东西方，这种人都更在乎职称的晋升，而不在社会的进步和转型。略有不同的是，限于学术自律与评审制度的透明，一般来讲，无论他们的学术体制怎样僵化，都不会像我们某些学者这样明目张胆地抄袭，这样不择手段地晋职，这样寡廉鲜耻地巴结权贵。固然以中国人口之多。知识分子数量之庞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不为名利所动，一心向学的思想者和学问家，甚至在“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黑暗时代，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顾准、陈寅恪这样如山屹立的人，但就整体而言，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是既没有能力进入公共领域，也没有能力进入专业领域。那些自命清高，生怕公共生活会沾湿自己羽毛的“专业知识分子”，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学问、知识方面的专业化，倒是看到他们利用百度、谷歌和超星图书馆等网络技术，抄袭评职称的文章越来越“专业化”了。
也许有人跟我辩论说，干嘛非要进入公共领域或专业领域?公共领域太危险，专业领域太寂寞，我们进入私人领域不好吗?就像一个鞋匠不能给自己钉鞋吗?一个妓女不能把自己弄成高潮吗?我们学了知识就不能自己玩吗?当然可以。但问题是鞋匠领过国家的薪水吗?妓女申报过课题经费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这些人作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受过特殊津贴吗?因而在我看来，就人格的独立和自立的程度而言，当下的许多知识分子是比不上街边修鞋的鞋匠和在按摩院、桑拿房从事性服务的妓女的。
而知识分子比鞋匠、妓女强大的地方在于，一个鞋匠从他不再摆摊的一刻起，就不再是一个鞋匠；一个妓女从她不再接客的一刻起，就不再是一个妓女；而一个知识分子可能终身不对任何一件公共事件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或写是写了，但都是给自己评职称的，与世道人心无关，因而除了责任编辑和他自己外，谁也不愿看――他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仍然可以以文化和知识的名义，出入各种学术场合，领取各种学术经费，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体制需要他们。他们也借机攫利自肥。因而除了过年会考虑动刀外，平时他们的自吹自擂、自摸自慰不会对主人发生任何影响；相反，他们低眉顺眼，只为私利唱赞歌，有时相互攻讦，倒颇能增加几分鸡叫狗咬的田园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