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3年初，在新民县委统战部和县档案馆的协助下，找到了我在十年动乱中失落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时写的手谕石印件。为使张将军的手谕公之于天下，我将它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1983年7月，我接到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寄来的荣誉状和一封信。信中感谢我献出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时写给�北军各军师长的手令石印件等珍贵文物，随信还寄来一百元钱，表示奖励和纪念。
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张学良将军等杰出人物的怀念。
一、我是怎样进张公馆的
我原名赵国清，“九一八”事变后改名赵新华。16岁学裁缝，我兄弟赵国栋在兵工厂工作，经他介绍，1928年我到�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有一次，张学良将军到工厂视察时，我见到了他。这以后又先后见过几次，但都是一走一过，没有说过话。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记得那阵子，大帅府的一些副官常去做衣服。张学良将军有一个副官叫夏宝珠，他同兵工厂稽查员张子明很好，张子明同我是磕头兄弟，通过张子明我认识了他。
有一次，夏副官随张学良将军一起到兵工厂来，我正好遇上。张学良将军穿一身深灰色料子西服，衣料很好，听说是日本犬养毅首相送给他的，可是上衣做的有点毛病，有一个袖头，料子缝没对上，细看有点往外扭。我就对夏宝珠说：“少帅的衣服有毛病啊。”夏宝珠说：“是呀，少帅早就看出来了，可收拾不了。你能收拾吗?”我说：“你拿来吧，我试一试，我琢磨着差不多。”
过了几天，夏副官真的把衣服拿来了。我把袖子拆开，把长的那边去了点，短的那边喷水用烙铁加热后，往出抻了抻，完事又缝上了。这回儿，缝基本对上了，不仔细瞅是看不出什么毛病的。衣服做好后，夏宝珠拿走了，我没有同张学良将军见面，听夏宝珠说张学良将军挺满意。后来，夏副官又让我为张学良将军改过一条裤子，藏青色的。
“九一八”事变后，兵工厂让日本人占领了。我不愿意侍奉日本人，就离开了工厂，随�北军季殿凤旅长带的一百多人去关里。
当时，日本兵十分嚣张，锦州以�地区都不大安全，遭遇战时常发生。因此，我们在途中高度戒备，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准备战斗。
一天晚上，我们行至大凌河�岸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这个村紧靠公路，半夜时分，哨兵听到远处有汽车马达声，马上报告季旅长。他一听，知道情况不好，立即招呼大家起身。可是还没等我们上马，村里就挨了两炮，几间房子起了火。季殿凤把手一挥，喊了一声：“上马，冲出去!”大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哄哄地往村外冲。谁知一到村口，立即被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压了回来，村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
一看这火力，大伙就知道是日本鬼子的军队围上来了。季殿凤和大伙一碰头，决定带十几个人先打开一条通道，然后大伙跟着往外冲。于是立即行动，季殿凤带领十几名骑马技术好、手枪准的骑兵立即向路口冲去了，其他人在路口附近隐蔽。由于人少目标小，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一次就冲出去了。他们压住了村口的机枪，大伙随着就冲出了村。
日本兵一看我们的队伍冲出去了，立刻发动汽车，加足马力紧追不放。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射击，密集的子弹落在我们的周围，地打的直冒烟。当时被打下马的，大伙也无力援救，没被打下马的就边还击边跑。
跑了一程，天已放亮，忽见前面不远出现了一片小树林，大伙心中暗喜，心想只要我们一拐进树林，日本鬼子的汽车就没用了。可是刚到树林附近，却想不到树林里面有人朝我们打来了冷枪。从那稀落的枪声中断定，树林里埋伏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少量土匪。大伙这个气呀，心想，日本鬼子打我们就够呛了，你们咋还趁火打劫呢?太可恶了!季殿凤立即命令侯排长带领一大部分人沿大路往前跑引走日本兵后，再折回来；一小部分人由他带领分两路向树林包抄过去。树林中的十几个土匪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我们就这样占领了小树林。
侯排长带领的那部分人往前跑了不远，就下了公路，甩掉日本兵，也回到了小树林。这次遭遇战，我们损失了好几个弟兄。
休息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哎呀!新华，你腰上挂彩了!”我一摸后腰，粘乎乎的，一看全是血，立刻就慌了。也不知咋那么怪，刚才还像好人似的，这会儿一见血，马上就不能动了。这时，我才想起来，刚才日本兵追我们时，我只觉得有什么�西拽了我一下，但当时过度紧张，根本没有想到我的肚子被子弹打了一个眼儿。那颗子弹是从前边肚脐左上方五指远的地方打进去的，从后腰眼上穿出来，但却没有伤着内脏。在锦州包扎时，医生们都说：这真是个奇迹。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只是后腰上留了个大疤拉，而没落下什么残疾。
我们继续向关里走，走到了天津。在天津�北同乡会，又看到了夏宝珠。他一看到我挺亲热，问我：“你怎么也到这儿来啦?”我把情况一说，他挺同情，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我现在还没有着落呢，得请你多帮忙啊!”他说：“那你就给司令做衣服。”我说：“那我等你的信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那时，少帅行营在北京，夏副官家也在北京。我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信儿，就直接到北京去找他。他见到我以后叹了口气，说：“唉，不是我不守信用，少帅要出国了，现在正在上海戒毒。给少帅做衣服的事就得以后再说了。”他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给于学忠写封信，让他帮你安排个地方吧。”我说：“那也行。”于是他就请人给于学忠写了一封信。
那时候，于学忠是51军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住在天津海河区。我拿着夏副官的信去找于学忠，他把我介绍给民政厅。民政厅长叫魏健，“九一八”事变时当过新民县县长。听说我是新民人，待我挺客气，让我到河北省易县去当公安局长。他告诉我易县县长也是你们新民县人，到那方便。可是我不愿意干，我说：“我还是干老本行吧。”他同意了。就这样，我到了51军辎重总队军工厂上班。这个军工厂的大部分是�北军兵工厂的老底子，到那熟人挺多，又让我当了工长，负责裁服厂。
1934年，张学良将军结束了八个月的出国考察，回到武汉。我知道后往武汉给夏宝珠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1935年五月节以前，于学忠被调到西安，辎重队也随他去了西安。我们军工厂住在西安�大街路北。这时西安的张学良公馆也建立了。听说少帅府的人先来了一部分，不过少帅还没有到。
有一天，我在兵工厂突然碰到了夏宝珠，原来他已随同少帅府的人先来了。我俩一见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可真有耐性啊，还做这个呢?这回好了，副司令来了，你就到公馆去吧。公馆里还有你一个近同乡，叫刘海山，是新民旧门人，给副司令当副官，副司令很信任他。我们 俩一同跟副官长说，准成。”
第二天，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刘海山派传达兵坐着小汽车到兵工厂来找我，到来就喊：“谁叫赵新华?”我说：“我是赵新华。”“请你上车吧，刘副官和夏主任请你去。”这时，夏宝珠已经当上了承启处主任了。我一看小汽车，车号是704，吓了一跳。我知道704号车是少帅夫人于凤至坐的，这车怎能让我这样身份的人坐呢?我赶紧问：“弄错了吧?”传达兵说：“你不是辽宁新民县的吗?”我说：“是呀!”他说：“那没错，就找你。上车吧。”这我心才落了底。
上车后直奔张公馆，进院后车头还没拐过来，夏主任拍着巴掌说：“哎呀!来啦!来啦!我们还怕你上街玩了呢!来来，介绍介绍。”他指着刘海山说：“这就是你的近同乡刘海山，刘副官。”又指着我对刘海山说：“这是赵同乡，赵新华。”没等他介绍完，我们的手已经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刘海山问我：“工厂那边有事吗?”我说：“没什么事。”“那好，咱们三个遛达遛达吧。你是喜欢听戏还是乐意看电影?”我说：“哪样都行。可就是让你们破费了。”刘海山说：“你说哪去了，他乡遇故人，这是幸事。走!”我们来到街上，刘海山掏钱，我们吃了一顿饭，又看了一场电影。晚上回到工厂已经小半夜了。第二天吃完晚饭，他们又来找我，到公馆先洗了个澡，完事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街看的电影。过不多日子，经夏宝珠、刘海山二人给副官长谭海介绍，我就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
二、在张公馆的日子里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公馆，住在金家巷五号。
这个公馆大门朝北，四周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进门后左侧有一排房子，第一个门是传达室，紧接传达室的是承启处，但与传达室隔一道门，门边还有一道岗。与第一排房子平行的有三栋楼，张学良将军与家眷住在中楼；卫士与几个处的工作人员住在西楼；秘书与外来客人住�楼。西安事变前后，有一位刘先生就住在那儿。后来，周恩来、董必武也在那儿住过。三栋楼的后面，还有一排房子，伙房和会计等行政事务就设在那里。
张学良公馆的外边有手枪营站岗，里边都是卫士站岗。张学良公馆共有60名卫士，都是尉官；有八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有一名副官长是少将军衔。西安事变前后，副官长是谭海，他也是�北人。承启处有一个承启主任，一个承启副官，一个二等录事，两个当差的共五人。那阵子承启主任是夏宝珠，承启副官是刘世斌，辽阳人。我是二等录事。
承启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登记、接待、安排见张学夏将军的人。不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般由传达室接待。要见张学良将军的人，由传达处把名片送到承启处，承启处登记，写明娃名、职务，然后报张学良将军批。记得当时有的批上午见，有的批下午见，有的批明天见，也有批不见的。张学良批回来后，由承启处通知。凡是来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律不能带武器。通过门岗，由传达室来到承启处，一般都要在承启处稍候一会。�北军军官及其它客人，到承启处以后，一般都把风衣、帽子等脱掉，挂在承启处。见张学良将军回来以后再经承启处出去。客人见张学良，大多数是在将军的会客室里，会客室在将军住的那栋楼楼上。
我被调到承启处去当录事是1936年11月的事。
11月上旬的一天，夏宝珠告诉我司令部的副官处马处长找我。我去了以后，马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调查一下西安城里和市郊各个部队的分布情况，包括中央军、西北军、�北军的留守处、办事处、仓库、部队人员及武器装备等情况。马处长交给我一个簿子和一封司令部副官处的证明信。我拿着信去调查。在调查时，�北军当然没什么说道，西北军也没出什么差头，就是调查中央军时，遇到点麻烦。
那时，中央军驻在西安的部队有三个，一个是胡宗南的第一师留守处，一个是中央军12师，还有一个师现在记不清他们的番号了。我们调查到他们那里时，他们不让调查，傲气十足。我拿出了证明信，他们仍然不答理。我回去一说，副官长谭海又给开了个特别证明，另外派了一台小汽车，让我坐着小汽车去，这回他们才让调查。
调查完，我把那个簿子交到司令部副官处，马处长挺满意。记得那正是西安事变前二十几天的事。
我常出去西安市内各界或周围几个县给张公馆办事，如为“�北救亡总会”募捐，为司令部买红大绒等等。当时张公馆的同事和司令部的副官们给我起个绰号叫“交际副官”，以后在西安、岚泉、安康、白河、紫阳等地就传开了。
三、少帅生活点滴
进张公馆后，同张学良将军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还没扔了本行，给他做过三套衣服：一套灰马裤呢中山服，一套藏青色的中山服，还有一套灰布红军服。
那套灰布红军服是1936年秋天做的，是少帅上陕北同红军会谈时穿的。这种灰布服当时一共做了三十多套，经我手就做四套，要的挺急，要求三天做完。这些服装都由我承办，但我只做少帅穿的一套，别的都是由副官张庭宴到西安福康洋服店做的。
少帅对衣着挺讲究。给少帅做衣服得试三次样子，先是裁好了、用线缝上，试试样子，有毛病再改一改；第二次，除了领子、袖子不上，别的都做好，再试一下；第三次就是都做完了，再试一次。每次试衣服，都是副官李晓晨通知我。
我给他做的这些衣服，少帅都挺满意。他认为最好的是那套藏青色的中山料子服。他会在�北军军师长大会上讲：“别人给我做这么多衣服，没有赵新华给我做的这件这么合身的，特别是这个领子，穿着非常适合。”从那以后，不少高级军官来找我做衣服，不过都不是我做，而是我领着他们到军工厂制服部去做，我只是指点指点。
少帅待人挺和气，每次去给他试衣服都挺客气。进屋后，他就站起来，用手示意让我坐下，并让副官季晓晨沏茶，端上两盘点心，一盘糖果，一盘烟卷。让他试衣服，也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后来熟悉了，我也随便了。他问我家里人口，父母情况，多少房子地。我说：“房子是自己的，有地，还有弟弟和弟媳。”问我结婚没有?我说：“结婚了，媳妇叫王佐贤，新民县高家荒地人。”少帅听了点点头，关心地说：“你家有兄弟，给家写封信，可以叫家里人来。”我当时很感激，眼泪在眼圈里转。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信，也接家里去关里了。
少帅待人热情，他还给我递过烟。听夏主任说，少帅对哪个人最不满意时，也不骂人，只是拍桌子说：“你这个人真混!”但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在张公馆，早晚都能见到少帅。吃饭他同公馆的卫士、副官是一个食堂，不过他是先吃，我们后吃。饭菜差别不大，不同的就是他喝牛奶，每天早晨一碗牛奶。那阵子，他生活上比较节俭。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就抽中国烟，喝中国酒。抽烟一般都抽“白金龙”牌香烟，喝酒一般喝“西凤”、“汾酒”等。有人送他英国“白兰地”他都不喝。
听说少帅很有毅力。过去，他抽鸦片 烟，他下决心戒。听夏宝珠讲，少帅开始戒烟受不了，得打药针。以后药针也不打了。有时受不了，于凤至夫人劝他再打药针。他说：“我宁肯为戒毒而死，也不能为吸毒而死。”一位意大利医生提出营养灌肠的办法，把小鸡和牛肉放在一起熬，然后用汤灌肠，一天两次。十多天就好了。
少帅挺爱好体育活动，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踢足球。“成城球队”是�北军的足球代表队，就是少帅亲自关注下建立起来的，在西安比赛还得了头彩，受到少帅的奖励。比赛那天，我们都随同少帅去看踢足球，把球踢进网去，他鼓掌祝贺，踢不进去为之惋惜。
那时候，于凤至夫人和和赵四小姐也都在西安。有时侯清早，少帅、于凤至夫人、赵四小姐领着孩子到楼外散步。赵四小姐生个男孩，那年五岁，叫张闾琳，很聪明。少帅很喜欢他，逗闾琳在草坪上玩，有时见他教闾琳古诗。
少帅每天在公馆按时去司令部上班，七点多他就在楼下等汽车。有时不去司令部办公，我们就猜出今天来张公馆的人准多。记得�北同乡，在西安的“�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王卓然、车向忱、宋黎等人常来张公馆。每次少帅都送到楼口，招手再见。少帅和杨虎成将军亲如兄弟，有时杨将军来张公馆，和我们亲热打招呼。杨将军有时和少帅坐一个车出去，他们在车里，谈笑风生，我们几个人见了真高兴。
四、“西安事变”见闻
1936年12月11日晚，同往常一样，我闲着无事，就和公馆内的一些同事闲聊。
忽然，张学良将军的轿车开回来了，速度很快，进门后没有停，在院内绕了一圈，又开到大门口才停下来，可张学良将军没有下车。副官长谭海马上迎上去，张学良将军坐在车内问：“杨主任来了没有?”谭海回答说：“没有”。张学良将军回头对司机说：“走!”小轿车便开出了大门，朝杨虎城公馆的方向疾驶而去。我们看了这个场面，觉得有些异常，好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过了不久，又看见张学良公馆的手枪营紧急集合，全副武装，乘上汽车出发了。张学良公馆的警卫任务移交给司令部卫队团一营。
一营一到张公馆就进行了周密布署，在四周院墙上架上了高射机枪，贴院墙的里侧又搪上了跳板，人站在跳板上刚好能看到院墙外的情况。看得出，必要时他们是要以院墙做掩体进行射击的。同时，在院子外边又加派了巡逻哨，真是戒备森严。我们估计夜里一定要有大的行动，但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摸不清。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都注意观察着动静。
只见副官长谭海守在电话机旁，一步不离，十分严肃。一营长把兵力布署好以后，也各处查看，仔细检查战士们的准备情况。
夜里，西安城内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接着，远处也传来了枪响，枪声越响越密。这时，我不禁想起前些天，让我调查西安城内各部队驻防地址及武器装备情况的事儿，分析着各方向枪响的位置，看样子是与中央军以及几个警察大队接上火了。那次调查可能是这次行动的组成部分。
枪声估计响了一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稀下来。突然，副官长谭海房内的电话铃响了，这响声好像比平时任何时候的声音都大，连我们外面的人都听得十分清楚。谭海抓起电话筒，仔细地听着。我们在外面也想知道个究竟，因此，也仔细地听着。开头，只听他“嗯，嗯”地答应着，后来，听他大声地喊起来：“啊!什么?”接着一拍大腿喊道：“糟了，老鳖犊子跑了!”一听这话，大伙猜着了七八成，因为当时的�北军对蒋介石恨得牙根直，所以副官长一说“老鳖犊子”就知道指的是蒋介石。可是，听说跑了，大伙也很担心。这时只见谭海扔下电话，转身出屋，坐上汽车就走了，估计他是到前线去了。
第二天上午，才知道在华清池骊山石头缝里终于把蒋介石抓到了，送到西北军一个军长高桂滋的公馆里。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之夜，我在张学灵公馆内看到的情况。
12月12日，我们�北军和西北军全部进入战备，气氛非常紧张。天上，二十几架飞机低空盘旋，看样子随时都要轰炸；地上，我们也架起了高射机枪、高射炮，时刻注视着天空的动静。但不知为什么飞机没有轰炸，地面也就没有打它们。公馆内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只是忙了一些。
事变之后，西安开了一个国民大会，我也参加了。
会上，张学良将军慷慨陈词，讲得十分感人。他讲话的大意是：这次兵谏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弟兄们都知道，�北已经沦亡了，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正在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我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自从旅欧回国以后我就发誓：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收复�北!可是，蒋委员长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让我们去打红军。讲到这儿，他稍微停了停，接着说：“红军是没有家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家的人。没家人不能打没家人，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要停止一切内战!谁要打内战，谁就是我张学良的敌人；谁要打内战，谁就是�北军的敌人!”张学良将军的一番话引起了到会者的共鸣，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杨虎城也发表了讲话。他愤怒地谴责蒋介打内战的政策，并强调这次兵谏，他与张副司令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记得杨主任发言以后，事变前住在张公馆的那位刘先生也发表了讲话。据刘海山副官说，他叫刘鼎。这位刘先生穿着青上衣，蓝色的毕几裤子，屁股上还补了一块青补丁。开始大伙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是共产党。
他说：同胞们，我们坚决支持张将军和杨将军的行动。他们发动的这次西安事变是为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这和我们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同胞们，战友们，大敌当前，中国人怎么能自相残杀呢?有志气有抱负的爱国军人应该去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不能看着大片的领土被侵略者任意宰割。全国各党各派要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同心协力，驱逐旧寇。
到会的人，都感到他的讲话很对，特别是我们�北军的将士们，深知流落他乡之苦，更希望早日消灭日寇，重返故乡。
当时在西安，一致对外，反对内战的空气很浓，学生上街游行，一派抗日气氛。
五、三见周副主席
西安事变前后，我在张学良公馆有幸三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那潇洒的风采、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和蔼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至今天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公馆已成了总指挥部，来这里见张学良将军的要人接连不断。承启处也跟着忙了起来。
有一天(记不得是哪日了)，一些高级将领刚刚离去，传达处又给我们送来一位陌生的客人。传达处的副官与承启处的刘世斌副官小声说了几句，刘副官就去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了。
这位客人头戴灰布棉帽，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大衣，个头不高不矮，步伐稳健，两道浓眉，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但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进屋后，我马上迎了上去，他热情地和我握了握手，微笑着点点头。随后， 顺手解开了大衣扣，露出了一身灰色布制服。看了这身服装便知道他是一位红军。他的衣着虽不豪华，但却十分整洁。我赶紧过去帮助他脱大衣，这对于�北军、西北军的将领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这位客人却不一样，他向我摆摆手，意思是不用我帮他脱。他自己把大衣脱下来顺手挂在衣帽挂上，接着随手把帽子摘下来，也挂到了上面，又用手轻轻地理一理头发，转身坐在沙发上。之后，他微笑着问我：“张将军在家吗?”我说：“在!”随手递给他一支香烟。他又摆了摆手说：“谢谢，我不吸烟。”这个人举止非凡，精明强干，可又不是盛气凌人。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想问一问他是谁，但又不便开口。正在这时，刘世斌副官回来了，说：“副司令请周先生去!”听了这句话，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他就是周先生!记得有一次夏宝珠跟随张学良将军去陕北前线。那时侯�北军在陕北洛川一带，司令部的人管陕北叫前线，因为接近红区。几天后张学良将军领着夏宝珠等人回到西安。我见夏宝珠很高兴，不知为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他悄声地告诉我：“赵大哥，我这回跟少帅去陕北前线见到周先生了。”我当时问：“谁?”“周先生，就是共产党那边的周恩来。这个人可好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了不起。”接着他又讲起在陕北张学良将军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形，他说：“这回可好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张、周会谈，不久，咱们就可以打回�北老家去。”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先生。我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敬意。
张学良将军这时已从客厅走出来了，周副主席迎上去，二人相见，好像故友重逢，十分亲切。在会客厅里谈了片刻，一同出来，就乘车走了。约莫有两个钟头左右，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同周恩来又一齐回到了张公馆。
过了一二天，周副主席又一次来到张公馆。这次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到承启处以后，他边脱大衣摘帽子，边说：“还认识我吗?”我赶忙起身：“认识，认识。周先生请坐。”当时，承启主任夏宝珠和承启副官都不在，只有我在屋。我马上到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厅告诉了那里的副官，他请示张学良将军以后，对我说：“副司令屋里有客人，请周先生稍候。”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副主席，他微笑着点一点头，并打了一个手势，说：“你也坐吧。”并亲切地向我：“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叫赵新华，是辽宁人。”周副主席说：“是沈阳市内的吗?”我说：“不是，我是新民县人。在沈阳西，离沈阳一百多时路。”“噢，你是什么时候到西安来的?”他接着问。我说：“九一八事变以后。”周副主席听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笑容渐渐地消失了。过了一会，又接着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哪?”我说：“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说到这儿，我心中不由得酸楚起来。周副主席似乎看透了我心中的痛苦，安慰我说：“别难过，这回好了，你与亲人不久就能团聚了，蒋先生已经答应抗日了，你们可以打回老家去了。”我说：“真的么?”周副主席轻轻地点点头，说：“真的。”
正在这时，张学良将军出来送客，又把周副主席迎进了他的会客厅。第二次见周副主席的时间虽然还不到十分钟，可他那和蔼可亲的言谈却给我留下了终生记忆。
第三次见到周副主席是在西安城里的长安县政府。当时，张学良将军已送蒋介石回南京，离开了西安。
大概是在12月26日早晨五点钟左右，接到一个通知，让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北军司令部各处和张学良将军公馆各处的代表，以及卫队的一些军官代表，共有三百多人。
在会上，周副主席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在洛阳黄埔分校发表了声明，看那个声明他是要撕毁自己的诺言。这样，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一个时期。”讲到这里，他环视一下会场，接着，提高了声音继续说：“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副主席的声音洪亮有力，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他的话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周副主席。
1950年，我由西安返回�北老家，途经北京市民政局一招待所，等着换车，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叫赵新华，在张学良公馆承启处当过录事，1936年12月曾经见过您。现在我要回�北了，路过北京，很想再见见您，不知您是否有时问。信写好后，民政局派人把信送到了国务院。
信送出的第二天，周总理就派人来看我。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在外交部工作，娃黄，让我管他叫黄干事。他说：“周总理记得你这个人，让我给你代好。但他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你，请你原谅。”黄干事代表周总理在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吃饭中问，他说：“周总理让我问你能否留在北京?”我说：“不必了，我老婆孩子一大堆，不方便。”黄干事说：“家属也可以安排在北京嘛。”我说：“请替我谢谢周总理，我久离故土，奔家心切。”黄干事说：“那也好，你回去以后，要安心干作，有困难可以来信。”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六、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
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飞往南京被扣以后，张公馆实际上是被撤消了，但张学良将军的个人财物却没有受到损失，一直保管得很好。
张学良的财物开始是由王博文负责保管。1939年春天，王博文通过同学关系要去河南卢氏县当县长，约我去当民政科长。当时，张学良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北军的处境已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好些人都自找门路，脱离部队。因此，能去卢氏县当一民政科长，对我来说，也算是难得的机会了。
正在这时，魏成允干事找我，让我接替王博文的工作。魏成允是于学忠的外甥，军街少校。当时，于学忠让他负责找人保管张学良将军和于学忠的个人财物。他跟我谈了以后，我也有点犹豫，是去当科长，还是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呢?那阵子，当个民政科长是个美差，而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既责任重大又担风险。但是又一想，张学良将军为国家为民族出了不少力，如今无辜被扣，怎么能再让他的财物出差错呢?于是我就答应了魏干事的要求，从王博文手中接过了保管张学良将军财物的工作。
张学良将军的财物都装在箱子和柳条包里。其中樟木箱子有四十多件，柳条包有四十多件，此外还有一些皮箱等小件物品。这些箱子中，有一些贴着封条。没贴封条的木箱和柳条包里装有古书古画、人参鹿茸、呢料服装、还有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姑爷、意大利外长齐亚诺送的两支自动枪，一支是用金子镶的，一支是用银子镶的。古画怕虫子蛀要经常晾晒；人参鹿茸都放在有大绒底的小木盒内，每到雨季要晒几回。 这些物品都堆放在一个屋子里，专门有一个排负责站岗。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赵连生，他负责保管于学忠的财物。
我在保管张学良将军财物期间，一直是随51军留守处行动。那几年，51军留守处比较稳定，一直驻在陕西省安康县流水乡。
保管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俗话说财动人心，张学良将军的财物，都是非常贵重的，也可以说价值连城呀。当时兵慌马乱，我天天都把心提起来，很怕有失落。那年头还真有人惦记着，妄想把张将军的财产夺去归为己有。记得有当地的西北军退役军人，还有拉起杆子的土匪。1944年阴历正月初五的晚上，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两家老百姓住房起火，我手下九个弟兄要去帮助老百姓扑火。我出去一看，房子烧落架了，救也没有用了，就没有让去，同时看到不远处有人影活动，我立刻警觉起来，这是奔我这里来的，因为张学良将军的财物就放在我住的屋里。我让弟兄们持枪守卫，才避免了事件的发生。事后我听说，是土匪纵火烧老百姓房子，用调虎离山计。多亏我没有上他们的圈套。
一些退役军人要搞张将军的财物，朋友事先告诉了我，我亲自去他们中间，说服了他们。
1945年3月，于学忠从重庆打来电报，让我把张学良将军的财物从陕西省安康运送到他部里去。于学忠这时已被蒋介石调离了部队，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一接到电报以后，留守处安排了两辆汽车，我和赵连生一人押送一台，每台车有一个班士兵护送。这些�西拉了两次才拉完。
交接手续办完以后，于学忠对我说：“你就留在重庆吧，工作好安排。”我为了不给他添麻烦，谢绝了他的挽留，返回了安康。临行时，我对于学忠说：“我想要一点张学良将军的�西做纪念。”于学忠说：“你愿意拿点啥就拿点啥吧。”于是，我就拿了《大元帅(张作霖)哀挽录》；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时写给�北军各军师长的手谕。手谕原文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25日。以杨虎臣代行余之职。(注：虎臣是指杨虎城将军，孝侯是于学忠的号)；《�北“九一八”事变血泪史大画册》；还有张作霖、张学良、于学忠等人的一些照片。我为张学良将军保管财物有六年时问，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于学忠挺满意。告别时，他又送给我二百块银元，并告诉我：“以后有困难吱声。”
回到安康以后，我也离开了部队，以于学忠给我的钱做为底垫，在杨虎城旧部王耀臣团长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买卖，卖日用杂货、烟、酒、糖、茶等，以此做为生活来源。直至解放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才返回故乡。
七、同张学思的交往
在跟随少帅后，同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思也有过几次难忘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张学思是抗战时期。同张学思见面较晚，可对他的情况早就有耳闻。听说张学思是黄埔军校南京分校的学生，那时候他要上哪念书容易得很，根本用不着考。可他挺有志气，上军校时化名去的。念书期间，军校谁也不知道他是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大伙知道了这段经历，都说：“张学思这个人够意思，”对他都有好印象。
当时，我随51军留守处到了河南郾城，正赶上张学思也在郾城。那时，他和三十几个军校学生到郾城找于学忠，打听张学良将军的情况。我听说后就去看他，见面后挺客气。由于人多没细唠。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来，听说他上延安了，那伙学生也都到延安去了。
第二次是1939年在汉口见的面。当时刘海山家搬到汉口去了，在旅馆包的套间，随留守处驻在湖北花园镇。驻防期问，我去看刘海山，在那住了两宿。回去那天，出门时正赶上张学思进门。一看觉得挺熟可一下子又想不起是谁。在我身后送我的刘海山握住他的手，说：“四爷来了。”少帅府的老人都习惯地管他叫四爷。一听这话，我就想起来了。刘副官对我说：“新华你不认识了?”我说：“认识，认识，我正寻思是谁呢?”说完，我和他同时伸出了手。跟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王先生。那时他在陕北，恐怕这个王先生也是陕北的。
我们又折回来，进屋坐了一会。我因为要赶回花园镇的火车，票都买好了，不能久留，就说：“四爷，我得走了”张学思说：“那你走吧，别耽误了车。”这次见面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分钟。
第三次见面是在陕西白河。那时我们驻在陕西安康，离白河五百多里地。那阵儿，51军留守处有三个后方仓库，白河有两个，安康有一个。安康仓库都是不急用的�西，随时用的枪支弹药以及其它军需品都在白河那边。张学思到白河仓库想弄点枪。那阵都知道张学思是共产党，但老感情还在。按说不能给他枪，可不给点还觉得感情上过不去。白河仓库那边有个常技师，还有一个梁库员，和我是磕过头的。他俩给我去了一个长途电话，问我从安康这边能不能给拿一部分枪去。我们商量了一下，定下来从安康这边给，把安康仓库这边勤杂人员的枪都给他，然后我们再到白河库去领。就这么的，我们这边凑了七十多支枪，由我带两个人给他送去了。
在白河，我见到了他。当时他还给装了不少箱西药。我把带来的枪交给了他，他很高兴。我把自己带的一支日本造“九四式”手枪也送给了他，他说：“你自己留着吧。”我说：“我回去有枪，买枪也好买，在仓库领枪也可以。”这么的，他才收下。后来，我又在仓库领了一部分枪。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只是通信。
1949年，安康解放了。解放初期，我曾利用同好友的关系，协助共产党，动员三个乡的地方武装缴了枪，因此结识了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蔡政委。有一天，蔡政委上专区开庆祝建国大会回来，对我说：“张学思在北京呢。你认识他不?”我说：“认识啊!”他说：“张学思现在是�北政府副主席兼辽宁省主席。”那时，有一部分�北同乡想要回老家，回去的路费有困难，还有的回去想找点事干。我曾和蔡政委提过这事，他说路费好办，回去找事做没有把握。他一直记挂着这个事。听说我同张学思认识，就说：“你给他写封信，先打听打听怎么样。”于是我就给张学思写了一封信，意思是求他帮助。很快他就回了信，他让我自己先回去，到沈阳再研究后一步怎么办。可是大伙都不同意我先走，主张要回去就一块走。
1950年3月，蔡政委把我们的情况报告了专区政府，说我们想回�北。上边批回来的意思是要帮助我们回去，给我们开了个沿途各省市县发给车船饮食费用的信。我们全家，还有二十多个�北同乡，就启程了。回到�北，不巧得很，张学思已调到海军学校去了，已离开了沈阳。我到沈阳以后给他写了一封信。
1951年初，张学思通过车向忱给我来信，介绍我到丹�抗美援朝分会工作，叫我拿着这封信到那上班。从1931年到1950年，我离开老家已经二十年了。父母见我回来乐得不得了，这会听说我又要上前线，死活不答应。就这么的，我就没有去丹�，一直留在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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