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我的家庭遭遇是不幸的。但进入中年以后，我却经常这样想：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太幸福了，会不会又呈现出某种贫乏和空虚? 我9岁那年，父母便离异了。当时我家住在陕北桥山深处的芦峪村，我正在离村子3公里路的建庄小学念书。一个秋日的黄昏，父亲风尘仆仆地来到学校，把我叫到校门西边一个避人的斜坡上，一只膝盖跪在地上，对我说：“你妈心变了，丢下咱一家人走了。乡上、区上都劝不住，到县上把离婚证扯了。”他说得泪流满面。我认为母亲把我遗弃了，平静地对父亲说：“让她走吧，咱们把日子往前过。”父亲立即擦了眼泪，双手接住我瘦小的身躯说：“好。娃，有你这话，爹就是再苦也要把你抚养成人。”
母亲走后，住在离芦峪村不远的佛爷砭，迟迟不肯远去。父亲看出母亲的用意后，立即把我送到蒲城老家的伯父家，继续上学。我在伯父家寄居了一年多，第一次尝到了失去母爱的滋味。伯母不希望我念书，一门心思要我与学途无望的堂兄一起种庄稼。我拒绝了，但寄人篱下，我吃尽了饿肚子的苦头，经常从上学的小伙伴们那里接受援助的馍块。我曾多次萌生过逃回芦峪村的念头，想扑进亲爱的祖母怀抱，我甚至在后院里采取了捉伯母的鸡换路费的行动，但没有成功。
一年后，我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由于家境贫寒，又失去了母亲，上高小时我连条褥子也没有，总是左右两边的同学把他们的褥子拉过来一些给我铺。我的那条破被里的大多棉絮是从曾祖父手里传下来的，典型的“布衾多年冷如铁”。1957年夏令营结束时，全体少先队员合影留念，身为大队长的我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后，自己却偷偷地溜了。我的衣衫太破烂，我怕破坏了整幅照片的美观。
没有母爱，生活是那样难熬，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母亲的存在了。我把书籍当成了母亲，在书里找到了比母爱还要博大深厚的精神寄托……
我爱书，就像别人爱自己的母亲。不管到哪里，不管干什么，我身上总要带一本书。只要能安静地坐下来，打开一本书，我就会像婴儿吸吮着母亲乳汁那样，产生一种无限幸福感。那时正是弥漫着饥荒的年代，任何人手中的一块馒头都足以使周围的人不停地咽唾沫。但是，每次从家里背上有限的粗面馍进学校前，我都情不自禁地走到街上那个藏铜腿眼镜老头的旧书摊前，掏出几个馍来换得一本书，这使我一到星期五就得开始挨饿，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熬到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家时全身无力，两眼发黑。
由于我常年沉醉在书中，生活在一种虚幻的精神世界里，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形象上的糟糕局面。我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一两个月难得洗一次衣服；衣衫不是破袖，就是烂肩，上面浸满了汗渍和灰土。我养成了一种沉默孤僻的性格，有时一连几天不跟别人答话。我时常一个人坐在学校西南角那高高的城墙垛上，看原野上碧绿的麦子一天天地变黄。在回家的路上，我经常无端地停住脚步，听秋风从身边飒飒吹过，看白杨树的叶儿翩翩飘落。这种异常的生活习性给我的性格里注进了坚韧与冷峻：我不容易激动，更不容易落泪，世界上最感人的悲剧也休想骗走我一滴泪水。我已经不知道母爱为何物了。
上高一时，有一天，语文老师走进课堂，在黑板上写出了作文题目：《我的母亲》。多少年了，我好像第一次回想起自己还有过母亲，这才使我忆起童年时候关于母亲的许多零星往事。
然而，父亲是恨母亲的。他不允许我存留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记得有一次吃面条，祖母给我盛得太多，搅不开，我下意识的双手各执一根筷子搅起来，父亲看见了，竟冲我大发脾气：“就是忘不了你妈教给你的怪毛病!”这次无意的提醒使我激动了好些日子，心里默想：啊，原来这“毛病”是母亲教给我的!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呢?一定是小时候我不会搅饭，或者把饭碗搅翻了，母亲才给我想出这个办法的。我甚至想象着母亲当时教我的神情和动作……
在忍受了饥饿和贫寒的无数袭击以后，在饱尝了孤独和忧伤的长期磨难以后，我终于穿过了人生道路上的荒漠，一天没拉地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担负起了大地托付给我的责任。
是祖母、祖父和父亲把我供养成人的，但祖母、祖父没等我工作就相继谢世了。多年来，我将对祖母、祖父欠下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了父亲身上。尽管我收入微薄，又有两个孩子的拖累，但还是尽力让父亲得到了中国农村殷实人家可以让老人享受到的一切。那些年，在省府机关里，我几乎是唯一经常穿补丁衣服的人，我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孝敬父亲，我唯恐哪一天父亲突然去世，使我欠下永世无法偿还的良心债。然而很多年过去了，原来那种负疚的感情并没有因此减轻半分。这时我开始明白了，在我关于父亲许多难忘的记忆里，还有母亲的一半。这种血肉相连的感情渗透在我的灵魂深处，是不可能用物质的报答偿还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思考一些人生的哲理，想到生死善恶，光明黑暗，宇宙人类，而隐埋在心底里的关于母亲的记忆，也因此时常被诱发。我总觉得母亲像在沙漠里沉睡的人一样，苏醒过来，蠕动起来，终于抖落了积压在身上厚厚的时光的尘沙，从遥远的地方向我发出了忧伤的呼唤。
1984年炎夏，我去延安出差时，经过一番曲折，回到了离别30年的芦峪村。我在住过的那孔窑洞前站了很久很久，童年时的很多记忆像潮水一样涌上了我的心头。但我没有告诉父亲这次芦峪村之行，我不愿让父亲因此而生气。然而，这年冬天，父亲来西安过春节时，却主动地问我：“你妈的事，你还想不?”我不知父亲因何问起此事，不敢贸然作答。父亲抽着旱烟，慢慢地说：“你妈，怕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以为他得到了什么消息，他却补充说：“前些日子，我做了一梦，梦里请人算卦，说她已经移居荒郊野外，八成不在人世了。”我立时悲伤起来，以为我这残缺的人生已经注定。但父亲却说：“梦总是梦。听说你妈1958年跟了一个转业军人到新疆去了，具体地方不清楚，如能打听出具体下落，你们母子也许还有指望见面。”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对话。
1985年7月，我应邀去新疆参加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临行前20天，我就给芦峪村两位长者写信，让他们帮我打听一下母亲在新疆的地址，但直到出发那天也没有收到回信。在新疆的20天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母亲，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我的目光总要在那些老年妇女的脸上扫视，甚至连维吾尔人也不放过。这当然是徒劳的。当飞机腾空而起，载着我返回西安时，俯瞰着苍茫的新疆大地，我的目光仍然在搜寻，我默默地为母亲祝福和祈祷。这一年，我根据此行写成了带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母亲・父亲》，发表在翌年的《天山》创刊号上，希望能通过这部小说寻找自己的母亲。
1986年冬天，父亲忽然告诉我，村西一家人的亲戚和母亲后嫁的那个转业军人是同村，离芦峪村不远。结果我很快就打听到了母亲在新疆的地址。我按那地址向新疆连写 [ 2 ] 了两封信，焦灼地等待着母亲的回信，可是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我有点失望了。6月初的一天，单位的老李忽然在楼下高声喊我说：“快，喜讯!喜讯!你母亲来信了!”我差一点惊呆，慌忙拆开信看，果然是母亲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连我的生日都说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了。我马上给母亲写了回信，同时寄了几百元钱，希望她先给自己买点衣服，算是儿子最初的一点孝心，并且告诉母亲，今后有机会一定去新疆看她。
7月初，妻子领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去了。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挥汗“爬格子”，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陌生青年，他刚问了我的姓名就泣不成声了，这就是母亲在信里提到的我那个从没见过面的弟弟了。我忙问：“母亲在哪儿?”他哽咽着说：“在南边十字路口。”我衣服也顾不得穿，短裤背心地就赶忙下楼。到了大震塔十字路口，顺着弟弟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东南角的马路边，在行李卷上坐着一位老妇人，这就是我的母亲了。我赶忙穿过马路，走过去拉住母亲的手，母亲早已泪如泉涌了。我说不清在这短暂时刻是一种什么感觉，只觉得感情和理智在这突如其来的瞬间突然凝结了，停滞了。34年的时间沟壑太宽太深了，使我无法一下子将它填平。把母亲接进家里以后，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失去母爱的34年的辛酸记忆太强了，几乎将童年时那些美好的记忆全部淹没了。
第二天晚上，母亲提出希望能回蒲城老家去看望父亲。这使我太激动了。第三天清早，我和母亲启程回到了蒲城花王村。父亲到妹妹家去了，门锁着。我把母亲安排在对门党家，骑上自行车到附近的双庙村去接父亲。进了妹妹家门，一看见父亲，我就说：“我妈回来看你来了!”话刚落音，禁不住潸然泪下。父亲惊呆了，半天脑子反应不过来，激动得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我用车子带上父亲回到家门口，让父亲开门，我去对门叫母亲。此时，母亲回来的消息早已轰动全村，村头上已经围满了人。母亲从对门出来，走向我们自己的家门。父亲已开了门，向母亲迎过来，两位老人手拉住了手。母亲泪汪汪地望着父亲，说：“他爹，你好!”父亲也含着泪说：“好，好，你也好吗?”我站在父亲和母亲的身旁，当着全村人欣喜的目光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感，意识到这才是我们家史上最伟大的时刻。这种只有在戏剧里才能出现的人世间悲壮的离合场面居然能落到我的头上，感谢苍天有眼，使我苦难半生的不幸命运最终得到了补偿。我想，我不但寻求到了母爱，而且找到了比母爱更多更宝贵的东西，即使将来有一天我因不幸沦为乞丐，我也会因为赢得了这一伟大时刻面永远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第二天，妻子带着孩子回来了，妹妹一家也来了，我们一家人齐齐全全地相聚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农村式的家宴，以欢庆这个团聚的日子。
母亲回新疆后，我们之间常有书信、照片和包裹互寄。每年过春节，我都要给母亲寄饯，母亲给父亲寄了一件新疆羊皮背心，还亲手给我织了一件毛衣。每到秋风萧瑟时，我就穿上这件毛衣，第二年春天，又迟迟不肯脱下，因为这是母亲为我织的毛衣呵!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