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上文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说是非，那么任何事物都有是的一面，也有非的一面。从我这方面看是“是”，而从别人的方面看可能就是“非”。“彼”是由“此”产生的，“此”则是由“彼”产生的。生同时伴随着死，死同时伴随着生；对伴随着错，错也伴随着对。这样也就意味着，说“是”也就是说“非”，说“非”也就是说“是”。因为此就是彼，彼就是此。所以圣人不去确定是非而主张回归天道，就是这个原因。
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彼的是非标准，此有此的是非标准，彼真的不是此，此真的不是彼吗？使彼和此失去对立，才是得道的关键。得到了这个关键，才能够应对无穷的是非。如果要辩别是非，那么“是”是无穷的，非也是无穷的（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呢？）所以说，只有用空明的心境才能够达到这种得道的状态。
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庄子的看法正相反：辩论不仅不能达到真理，反而产生更多的是非。庄子是这样论证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之？愚者与有焉！”（《齐物论》）在辩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而这个标准实际上只是一种成见。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没有标准呢？不仅那些知道变化之理的聪明人有自己的标准，就连愚蠢的人也有自己的标准！既然如此，这些不同的成见之间的交锋又会产生新的成见，不是越辩论问题越多吗？再者，“彼”和“此”总是相互伴随的，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中我们无法判断是非。
因此，庄子主张放弃是非的辩论，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认识事物。
他认为只有超越对立才能够达到大道，或者说，对立并不是本真的状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彼此不互相对立，才是道的关键。得到了这个关键，就可以应对无穷的是非。只有用空明的心境才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所谓空明的心境就是抛弃是非的心境。
之所以要超越是非，还由于我们无法确定事物存在的最终原因和意义，因而无法辨清事物的真相。“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大地上本没有路，路是由于人的行走而造成；物本来没有名称，人们这样叫它也就有了名称。何以如此？如此就是如此。何以不如此？不如此就是不如此。事物本来就有如此的性质，事物本来就有可以肯定之处。因而也可以说无物不是如此，无物不是对的。而从道的角度看，小草与大柱子、丑陋的厉与美丽的西施、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相通的。那么，小的与大的、丑的与美的之间是怎样统一的呢？
从一般的角度讲，无论什么事物，无论它多么大或小，也无论它多么难看或者美丽，都是道的不同存在形式，从道的角度看是无所谓美与丑或大与小的。美与丑只是人的一种判断。既然它是一种判断，那么西施在不喜欢她的人看来就是丑的，而丑女厉在喜欢她的人眼中就是美的。从变化的角度看，西施不会永远美丽，而丑女由于年轻时就很丑，所以到年老时也不会变得更丑，因而相对于老太太西施或许更好看一些。而且西施原本是由并不美丽的东西变化来的，在她成为人之前只是一些普通的物质而已，那时候她与厉之间并无分别。再者，厉与西施都不可能永远存在，她们必定会死去，谁能够说厉死之后不会转变成西施呢？如果是这样，谁又能够说西施不是构成以前的厉的那些物质所转变而成的呢？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够通过争辩来确定是非呢？我们以为是的，也许是非；我们以为非的，其实可能是是。
人们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分歧所导致的。这些分歧有时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悲剧。但正像庄子在这里所说的那样，其实这些分歧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大多是表面上的差异，甚至只是一些说法上的分歧，如同“朝四暮三”和“朝三暮四”的区别，并无实质意义。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通过辩论不能够达到真理、辨明是非，因为通过辩论找不到任何能够确定是非的标准。庄子是这样论证的：假如我与你辩论，要是你胜了，我没有胜你，你真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吗？反之，我若胜你，你没有胜我，我真的正确，而你真的就是错了吗？一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吗？或者是两者都对？或者是两者都错？这些问题我与你都不能解决。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局限，那么以谁作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呢？让与你观点相同的人来判断，既然已经与你相同，怎么能够作为判断的标准？同样，让与我观点一致的人来判断，既然已经与我相同了，怎么有资格确定是非？如果让与你我都不同的人进行评判，既然与你我相异，怎么能够公正评判？让与你我相同的人来评判，既然与你我相同，如何能够公正评判？可是，我与你与他人都不能确定是非，那么还能够找谁来判定是非呢？
因此庄子主张不要陷入这种无谓的辩论，这种辩论对人生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徒然浪费宝贵的生命。
既然没有谁能够判别真假、决定对错，是不是就没有真理了呢？非也。真的境界还是存在的，但它存在于言辞和辩论之外，而不存在于辩论的任何一方之中。换句话说，真理具有居中的性质和不可说的性质。当我们“说”真理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真理了。庄子称这种真的境界为“道”或“大道”。
因此，庄子说“大道不称”，大道无须宣扬，因为能够说得清楚的就不是道，在大道面前任何的“说”都显得苍白无力。“大言不辩”，最高的辩论就是不争辩，因为最高的道的境界只能用心体会，而不是争辩出来的。因此这种“不言”是最高的辩论。“大仁不仁”，则是说最高的仁看起来似乎不仁，因为最高的仁不是一时一事的仁，它关照的是整体，而不是局部，所以某些局部的东西就可能受到伤害，似乎“不仁”。“大勇不忮”，最高的勇敢就是不要伤害他人，伤害别人不能叫做“勇敢”。如果一个人对天下所有的人都没有伤害，他难道不是最勇敢的人吗？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这样勇敢，都不伤害别人，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这才是最高的勇敢啊。
所以庄子说，最高的智慧就是那种能够知道在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却步的智慧，或者说，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的人才能够不去争辩是非，从而能够结束是非。而一般人由于往往认为自己握有全部真理，故而总是理直气壮地争辩是非。那些“勇敢”的人毫不畏惧地去伤害别人，也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真理，所以杀人成性，却心中毫无愧疚，因为杀死的是“敌人”。
那种最高的境界，即“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的境界，好像一座天然的府库，无论注入多少也不会满溢，无论取出多少也不会枯竭，但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却不知道，它好像隐藏着的光明，不断地显耀出来，照亮我们的心灵。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