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0至1995之间，我很想为自己弄清楚什么是香港文化、我们觉得有意思的部分是什么，所以便写了文章，也做了讲座，先是在艺术中心，然后是在香港大学开课。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朋友爱听，也有过讨论的风气。1995年1月由艺术中心出版了《香港文化》一书，同年春夏分别为《今天》和《号外》编辑香港文化的专号，邀请不同作者一起讨论香港文化的种种问题。
在那以后，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评论文字少写了。一方面是不想卷入无谓的论争，另一方面是觉得理论的探讨有它的局限，反而很想通过创作去探讨。
我们既从事创作又写理论文字的人，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会不会互相妨碍？创作会跟着理论走吗？理性的思维，会不会压抑了创作？
我觉得理论是可以看的。读得通读得活的话，不见得会压抑了创作，反可澄清观念、解放思想。创作的时候，往往从感觉、从人物、从意象气氛开始，不见得会笨得照着理论临摹！那样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干巴巴，读起来没有味道！
我想我们不仅要证明创作不必跟随理论，还可进一步思考创作如何可以对理论有好处，补充理论思考的不足。
有过创作经验的批评家，至少会对创作的甘苦更有体会。其实创作与理论都可以反思人世经验、探索人生经验。但文学创作更是具体的，不仅是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文学还把人放在道德伦理的网路上，看他如何选择，而选择又带着怎样的后果。
光按照一个理论写，政治上正确了，但写来呆板，没有了气味、颜色，没有了纷乱的人世。人物变成纸板！
从理论上讨论香港，可以说后现代、可以说后殖民。但就以维港两座显赫的建筑物：香港汇丰银行大厦和中国银行大厦为例，看来后现代也不脱现代的影子。但我们能光谈建筑的巧思，而不看这两座建筑物在政经文化上所代表的意义吗？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这些建筑空间如何为人所用、如何为人所接受（从公众形象到风水迷信），更就连接起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了。闭上眼睛，想到的是星期天地上坐满了菲籍女佣的银行里外的空间，本身构成了一幅含义丰富的图画。
谈香港不能忽略殖民地背景，但香港作为殖民地跟印度作为殖民地不尽相同，跟越南或韩国作为殖民地也不尽相同，尽管其中也有不少可资参考的东西。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未遭受破坏，甚至保存了不少传统的习俗与生活方式，5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民间通过教育和出版尽其绵力，补充了政府教育、语言、文化政策上的疏漏。种种移前与后退、贫瘠中的丰富、正义里夹带偏狭，这些都不完全是已有的讨论殖民地的理论可以包容的。
逐渐地，我愈来愈厌倦一些空疏的政治正确的理论，愈来愈想回到文学和电影丰富宽阔的人的世界，那里有人的感情和思考，但却不是教条。我们具体观察他的言行举止，才去认定他是怎样的人。他的经验，令我同情吗？令我反省吗？令我们把握到生活的经验吗？小说首先是书写的艺术，不失阅读的乐趣，可以整理出想法来，却并不是依据一套观念写出来的。小说，并不光是写我这一代人的宣言，为了去打倒前一代人！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有前一代的长者，有后一代的才俊，互相发生作用，组成不同的图案，才是值得细赏的。
闭上眼睛，浮现的是一张张男女老幼的脸孔，飘浮掠过，我能体会他们的细节，说出他们的故事吗？
2
说故事的困难，令我想到本雅明在《说故事的人》里说到“互相交换经验的能力”的消失。过去的道德经验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言，而目前沟通经验的能力正在降低，我们在寻找说故事的人，提供言语、整理事实，让读者可以带着友谊之情，找回衡量人性正常感情和事实的尺度？（但什么是正常呢？）
重读本雅明的文章，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提到“务实”、提到言语与经验，但是却对“判断”与“解释”抱有怀疑。比方他说到故事艺术与新闻资讯的分别：
“每个早上我们都被告知地球各地的新闻。然而我们手上掌握的有趣故事却变得贫乏起来。这是因为所有的事件在到达我们之时，都早已被人塞满了解释。换句话说，在这些事件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叙事有所助益，整体几乎只在增益新闻报道。……所谓天生的故事叙说者，便在于他有能力在叙说时摆脱一切解释。”（借用林志明译文）
本雅明把说故事比作手工艺。手工艺悠长细致的制作，抗拒把一切缩短的企图。故事邀请读者一起去思索生命的意义。故事在产生多时后，仍保有灿烂开放的能力。这些说法都令人向往。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在今日的香港，正是以新闻资讯取代了故事；手工艺的制作方法，被视为不合时宜。而另一方面，在遇到危机时更少可供参考的经验；不同社群的人更缺乏沟通经验的能力；彼此更缺乏共识，更多暴戾地要否定他人经验的言论。
如何可以不孤芳自赏，又不是随波逐流？
在这样的处境下，怎样继续去说故事呢？
3
1997年有许多感触，但种种感觉总像说不分明。前辈小说家王敬羲复出江湖，把60年代的《纯文学》复刊，邀我写稿，我写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一篇，发表在1998年的创刊号上。我原意是想侧面写一些人物，不从极端的政治立场来写，而是写些吃喝玩乐的普通人，从日常的爱情和饮食，写他们的感受和变化。刊出后也有回应，但我自己还不满意，再增加了一两场，想把人物写得立体点。这修订的版本，后来台湾杨泽兄约稿，就交由《中国时报》连载。
1999年澳门回归，我当时有朋友在澳门，也关心澳门的情况，在这年的《纯文学》上我写了《濠江的水流》，但主要写的不是政治，着眼点还是在写人在过渡时期的感情罢了。这以后工作愈来愈忙碌，想写的小说就搁下了。这一直要到2002年夏，蒙法国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邀请参与“两仪文舍”的计划，由我和法国作家杰克·儒埃各就“名字”为题写一篇小说，译成彼此的语文，并与译者、评论家一起讨论。我就趁这机缘写出了一直想写的《寻路在京都》，中文初稿就发在内地的《天涯》上。
原来的计划是写一群角色，互相穿插在彼此的故事里，有不同的视点和接触范围，人物在不同篇幅里也各有轻重。开了几处头却没时间写下去。香港报刊要发表篇幅较长的小说也不容易。幸好陶然《香港文学》后来每年一次的小说专辑，给我机会把《西厢魅影》、《幸福的荞麦面》及后来《爱美丽在屯门》的初稿写出来。而《温哥华的私房菜》则因古剑在《文学世纪》的小说专号才得以发表。
写小说也是边写边摸索。过去从80年代中执笔写《烦恼娃娃的旅程》，1990年我写作及编成《布拉格的明信片》，很想在叙事和语言上多所尝试、试作实验。现在写这些短篇的时候，反而想在人物方面多下功夫，也想多包容传统或通俗的叙事手法。比方老薛是旧式人，我亦正在做50年代文学电影研究，便试用比较传统的文字和叙事方法去写；罗杰和阿素的一条线则比较现代，便有了电影的章法。《爱美丽在屯门》本是鼓励学生写西新界故事、鼓励学生将故事新编改写成流行电影而先行自作尝试。
2004和2005年是创作的低潮吧。要顶起行政的担子，让了给同事先放假，结果也就无暇写作了。但倒是常常想到那些人物，想写了的怎样可以再改好一点，未写的该怎样写出来。故事放久一点再改也有好处，什么地方不自然，就很容易显露出来。人物和故事自有它们的生命，有时也需要耐性去让它逐渐显现。
2006年研究所休假，研究稍有余暇，回到这些小说，开始了其中最长的一篇。夏天又得外援，让我在修道院里修行。修道院不讲美食，亦无爱情，有了距离，当然最适合修订食物与爱情的故事。有幸完成了《后殖民食神的爱情故事》，得王德威教授推荐发表在《印刻文学生活志》；《艾布尔的夜宴》得卢婉珊和邓炯榕约稿，发表在《号外》。
至此主要的小说好似都写出来，只剩下修改编辑的工作就是了。但我仍然有故事想写，这些人物还在发展之中。他们办食肆从成功到失败，他们从邂逅到分离，有人去了新加坡，有人往越南旅游发展了一段感情，有人去韩国公干有了新的启悟。这些人的故事都未完。我继续生活下去，这些角色也发展下去，抗拒一个轻易的定论。我得包容他们的各种可能，但我到最后也只能划一个暂时的句号了！
十年才写了十篇左右的小说，真不像话。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没有什么大志向，也没有什么大话要说。是大时代的微尘，聊博一粲。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选自《香港文学》2007年7月号）
·本辑责编 宋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