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的过程，需要全方位推进、多方面配合。”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可谓道出了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要义。除了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等做大做好蛋糕的宏观把握，如何“切好蛋糕”，也是极为重要的实施策略。
工资与通胀联动
按照市场规律，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工资增长。因此，经济发展要在维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将通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物价波动影响居民收入。从这个角度看，在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多种方式中，最直接的就是提高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一方面可以保护低收入者权益，另一方面更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提高。
以往，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往往与较高的通胀水平有关，在通胀压力的作用下，抵消物价上涨因素后，工资实际增长率就没有账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赏心悦目了。正如许多百姓所担心的那样，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胀因素会让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大打折扣。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明确表示，“收入翻番”的收入，应是指实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指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税费后的收入。说白了，就是居民能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翻番”应是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实际增长。
由此可见，工资增长一定要考虑物价上涨因素。未来，应逐步实现工资与当地物价水平的有效联动。所谓联动，当物价涨幅超过工资增幅的时候就应该提高工资，由国家对低工资人群进行补贴，使得工资上涨的程度至少和物价涨幅保持一样。
提高各类保障
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同时，自然还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保证劳动者工资的足额按时发放。进一步则要改革工会体制，提升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作用、也提高员工在与企业进行工资谈判中的地位。比如，提倡工资集体协商制就能让员工对工资标准的设定有更多决定权，让职工和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使工薪劳动者收入增长打通稳步向上的通道，并改善目前部分地区和行业不规范的收入分配方式。并且，要有法律手段保证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行，通过建立工资分配的协商共决机制、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进一步理顺企业分配关系，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外，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是收入增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苏海南指出，在二次分配领域，应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投入，继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社保水平，完善政策体系并抓好落实。
例如提高职工看病报销比例可以让百姓手里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提高养老保险标准可以让百姓在养老方面减少后顾之忧，敢于消费等。在经济发展中，如果过多强调GDP而忽视民生，老百姓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众多后顾之忧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会使他们有钱不敢花。可见必须拿出实质性举措解决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民生问题。
提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提高城乡贫困（失业）居民的保障标准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举措。目前我国的扶贫标准已提至2300元，接近国际标准，今后还可以逐步上调至世界银行1.25美元/日的标准。基础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失业保障标准也应适时提高，并加大医疗和教育的投入，从而降低民众负担。
充实社保 国退民进
不过要提高全民社保待遇，势必面临社保资金紧张，入不敷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划拨国有股权，加大相应的转持力度，来大力充实社保账户。而养老待遇双轨制并轨、降低公务人员养老待遇、提高公务员养老金缴费比例等也都能起到缓解问题的作用。例如，将养老双轨制并轨后，将之变成一种全民平等参与的养老制度，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按个人8%、单位20%的比例缴费，那么保守估计，约4000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按每人每年2.5万元人民币计算，每年将缴费2800多亿元，所弥补的资金缺口相当于退休年龄延迟14年。
另外，部分行业的垄断与高进入门槛也抑制了劳动收入的增长，国企、集体企业、民企的区别对待不仅抑制经济增长，也抑制劳动收入增长。毕竟民营企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主体，如果今后中央有勇气和决心进一步打破国有垄断、突破行业禁区，给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可以提高就业水平，增加百姓收入，缓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减税缩距 让利于民
在增加国民收入的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间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包含减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随着个人税改对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税率结构的调整等改革措施，中低收入群体纳税额度已有所减少，这间接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个人所得税改革将减少的政府收入让利于民。在调节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对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营业税、增值税等税收减免，减少各种不合理不规范的收费，提升企业利润，给企业提供加薪空间，也能间接提高员工收入水平。
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外，还可以推行综合税制，进行全面减负。只要政府在增加保障和减少税负这两方面齐头并进的话，不仅能通过消费的传导机制，直接让百姓受益，而且也会利于提振内需，增进社会各个阶层的和谐度。
另外，收入倍增并不是人人倍增，在提高农村居民、中小企业员工等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的同时，也要抓好“调高”的各项措施。首先可以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的偏高收入。在资源配置上向公开公平规范发展，在此基础上再用经济手段调节其高收益，然后再调控其薪酬总额和水平的过快增长。进一步还可以调节部分行业高管的偏高收入、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加强银行的监管、财务会计制度的管理，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等。
最后，在条件具备时，通过开征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方式进一步对高收入群体进行收入调节。如此一来，在整个社会收入水平上扬的同时，也实现了缩小贫富差距、合理分配资源的目标。只有把蛋糕切好，真正做到共享“倍增”，才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好的收入倍增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