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自接触开始,彼此便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认知,学术点说叫“迷思”,大到家国政治,小到衣食住行。这其中,关于《花花公子》的“迷思”尤其好玩。毕竟,《花花公子》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
对成人概念的误读
很不幸,《花花公子》在中国只是个传说,由于传说而变成妖魔,变成洪水猛兽。
《花花公子》被拒之国门外,是因为它是一本成人杂志。然而“成人”一词,在中国的涵义从来没有被明确界定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人”经常作为一个限定性名词,和用品联系起来,以区别于婴幼用品、妇女用品等等。“成人用品”的概念,可以从城市的成人用品店里,获得明确的感官印象――昏暗的小巷,逼仄的小黑屋,霓虹的灯光,鬼鬼祟祟的顾客,暴露的图片以及各种超越常规的性用品。这里的“成人用品”一词,完全可以用“性用品”来代替,“成人”也和“性”画上等号。《花花公子》既然被命名为成人杂志,理所当然,就被划入“扫黄打非”的领域;包含着淫秽的汁液,不仅有碍观瞻,而且有毒于社会。
在理想的设计中,中国社会是一个纯洁的社会,儿童需要保护,成人也需要保护。
撕掉裸女,它是一本文学杂志
《花花公子》的确有“性”,主要体现为中页的裸女图片和“当月玩伴”栏目。这也是《花花公子》最大的卖点之一。如果认为《花花公子》只有“性”,类似于街角的成人用品店,就是误读了。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花花公子》是一本成人杂志,明确点说,是一本办给成年男性看的杂志。在办刊宗旨上,《花花公子》可谓和《纽约客》平分成人读者市场。《纽约客》最初定位的目标读者群,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花花公子》的目标读者群,则是中产阶级职业男性。《花花公子》的创办人赫夫纳在创刊号上如此描述:“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艺术、哲学、音乐和性,这就是《花花公子》的全部内容,也是赫夫纳所认为的中产阶级职业男性、一个男性成人,所应该关注的话题。
遗憾的是,《花花公子》和《纽约客》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成人男性阅读的前者变成了色情杂志的同义词,成人女性阅读的后者却变成文化品位的象征。这又是一个讽刺。
除了裸女图片(拍摄这些裸女的摄影师,相当一部分是当代摄影史的领军人物,比如赫伯特・牛顿),《花花公子》的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小说和名人访谈上面。它的作者群,实际上就是近50年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梦之队”。
赫夫纳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文学青年”,通过这本杂志展示了他卓越的文学品位。
据说,中国小说家王朔遭到过《花花公子》的退稿,因为写得“太黄”。《花花公子》的作者群,有已经进入文学大师殿堂的文学家: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加西亚・马尔克斯、厄普代克、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冯尼古特、凯鲁亚克、詹姆斯・鲍德温……如果没在《花花公子》上刊登小说,没有成为《花花公子》撰稿人,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文学的。如果把那些裸女图片撕掉,《花花公子》会是世界上相当有品位的文学杂志之一。固然,性是成年男性的必需品,高品位的文学,却是有品位男性的必需品。品位不仅表现于名车红酒,也表现于文学和音乐、哲学,这是《花花公子》的四杆大旗。
大人物曾经登场
品位还表现于对社会的关注,这可从《花花公子》的访谈栏目看出。《花花公子》的采访对象,都是大人物,很多是政治人物或有争议人物。它不仅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卡特在访谈中承认自己“带着淫欲的目光盯过很多女人,我已经在内心多次犯下通奸罪了”),而且,也采访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古巴的卡斯特罗;既采访过已经成为“圣人”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采访过充满争议的萨特和约翰・列侬。作为从来没有目睹过《花花公子》真面目的中国读者,很难想像这些人物会出现在一本“成人刊物”上面,毕竟,在中国的语境里,“成人”等同于淫秽、色情。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国度。最初,清教徒因为遭受到思想迫害,而从欧洲大批移居美洲新大陆,对“思想自由”的保护便成为美国的建国理念之一,这表现在美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清教徒又有着明确而清晰的道德观,这体现在成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上面。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这几乎便是《花花公子》得以生存并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环境。
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梁朝简文帝曾说过“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然而,当代的中国,肉体的放荡在社会上已经见怪不怪,而“思想放荡”还有待时日。
(郝冬白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