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党史出版社作为一家具有鲜明特色和较高知名度的中央级社科类专业出版社，20多年来在党史党建类图书出版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刊为了迎接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新闻出版氛围，介绍优秀出版社在做好有关图书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和发行等方面的经验与成绩，以及对于行业热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我们近日专程走访了张琦社长并请她谈谈有关话题。
记者：张社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贵社作为党史类的专业出版社，有什么样的出版特点，是不是能够得到特殊照顾？
张琦：我们中共党史出版社直属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为党史（革命史）研究、教学、宣传服务，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办社宗旨，是一家具有鲜明特色和较高知名度的中央级社科类专业出版社。肩负着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以“精品书、权威书、品牌书”为市场定位，出版了一批高品位和高质量的党史类图书。建社20多年来，出版的图书品种和数量日益增加，内容涉及党史(革命史)著作、资料、人物传记、革命回忆录和参考资料等共3000余种、2000余万册。所出图书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例如，1991年建党70周年之时，我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70年》，获得国家图书奖，现在是党史研究领域和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及大专院校学习党的历史的必备参考书。这是在乔木同志的领导下，由胡绳主编，老一辈党史学家历经10年艰苦写作而成。当时急需国内最高水平的党史著作，对拨乱反正，总结我们党7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2001年我们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年又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我们还与中组部合作推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卷，从党的成立到1991年，从中央到各省和基层党组织机构，都把它搞清楚，对党的组织建设有重要作用。此外，2004年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
这都是我们国内最权威的党史专著或资料，权威性的大型工具书，这也是我社的“家传珍宝”，并畅销不衰。就像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一样，我们这样的书也会是长效书。全国各省地县有30多个党史研究机构，1万多个党史工作者。他们除了为中央提供资料，也编纂了各个地方的党的历史资料，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写的党史相配套，成为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系统工程，也是我们重要的出版来源，正所谓行业特点。我们坚持自己的出版资源和特色，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若问我们有什么特殊政策和照顾？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特殊。历史上有红头文件就算特殊了。例如《中国共产党的70年》，那时卖了70多万册，但一个是现货交易，另一个是中央下文，各级党组织都买。但那样一种大规模政策性出版活动，现在机会很少了。因为现在中央部委各级各类党的出版机构多了，大家都要出版这类读物，我们的优势就逐渐减弱，市场被分解了。这样，我们就被“逼”到了市场前沿。
记者：近年来贵社在图书的选题策划上有什么自己的特点？能否与社会热点结合？如何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张琦：党史是一个丰富的精神宝库，从事党史出版并不是炒凉饭或说教似的，只针对中老年读者（当然这些是我们重要的出版资源和读者群）。永恒的精神财富之所以永恒，就是因为其真理的光辉不会因时光流逝而泯灭。我们需要把过去好的传统挖掘出来，供今人学习和启迪，让更多的人去看、去了解。例如我们做过调查，有的小学生竟不知道党的生日是哪一年；在一些青少年中党史知识非常缺乏，认为根本在现实中用不着。其实，我们在各种重大节日推出有关党的读本，例如最近围绕党的十七大召开和建军80周年出版的一批反映党史军史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图书，为此做一系列宣传普及工作，就是因为这些读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党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才智。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会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党史及其围绕党的历史的出版物，不是“象牙塔”似的资料及历史的“堆砌”，它有很强的“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精神文明建设出发，从每个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出发，都需要回顾历史，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才能面向未来。青少年和各阶层的读者也需要普及的，语言活泼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类图书。
例如，大量的描写领袖人物的传记和图书，如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到邓小平，包括前一阵我们出版了博古传，早一些的革命家，如李大钊等，都十分注重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这些书中，青年读者可以感受到，在历史新时代同样要有远大理想和抱负，要经得起艰苦磨难。做成功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军人等各种职业，都需要有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和品质。
还有一些老同志，老干部，老将军，他们为党和人民作出重要贡献，有的受过各种磨难，有的人生故事曲折动人。他们在人生暮年，希望把自己一生的经历留给子孙后人，留给读者，希望让我们出版他们的传记或回忆录，这也是很好的出版物，既能存史，又能育人，很有价值，也是我们的独家资源。
又例如，现在市场竞争、求学求职竞争和生活工作压力很大，我们通过这样的出版物，让读者看到党的历史、党的领袖人物也正是从艰苦跋涉中走过来的，一步步带领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包括个人的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这都很有现实借鉴意义。这也是“卖点”和励志教育的一部分。
这几年的出版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坚持自己本社的出版特色，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占有一席之地。市场经济的结果，并不等于消除特色。我们从分析读者群入手，形成独特品牌，继而占有应有的市场份额。
我们的出版物既要和社会热点结合，也要与国家和党的重大节日、纪念日相结合，从每一个历史事件中，从每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足迹中，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的风采。今天年轻人的成功，同样需要坚强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良好的知识和修养，这与前人都有共同的地方。中共领袖人物的成功和道德风范也是一种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先进文明于一身的。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契合处。
当然，只有好的内容是不够的。在出版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跟上书业发展的潮流，追踪时尚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无论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版式、编辑方法，我们都精心为读者考虑，面向读者需求，注重语言的活泼，注重从历史事件中挖掘故事和细节，并配以大量的图片，尽可能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想看爱看。
例如党的十六大前后，我们组织一些有关党的历史知识方面的专家，针对市场需求，编辑出版一些党的有关政策和历史辅导读物，较早上市，受到读者欢迎。另外，我们在党的重大纪念活动，不同的时期推出不同的“红色系列”图书，也是找到了最佳的出版机遇。
过去我们在出版界没有太大影响，但近年来，我们在获得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从经营角度来看，从市场的认知程度来看，进步比较明显。如在主渠道发行方面，一些省的新华书店都肯定我们的图书在社科类图书中上书相对较快，市场反应迅速。尤其在江苏、浙江两地新华书店，在中央部委出版社发货排行中已经进到前3位。在全国新华书店的销售综合排名，我们已经从过去的380多名排到现在的100多名。在江苏、浙江、辽宁等10个省份，我们销售已经排进前20名，并且被认为是比较有潜力的出版社。去年我们有一本学习党章的辅导读物，销售了20多万册。当时市面上有七八种这类出版物，但读者和书商还是比较信服我们的这本书。
党史专著资料、传记回忆录、时政类辅导及党史党建类普及读物，这四大类，从销售码洋来看，我们从过去基本不到1000万码洋，到2002年2000多万，到2003年3000多万，到去年突破4000多万。我们保持了出版社的良性发展，社规模也从20多人发展达到四五十人，每年保证出版200多个品种的书，每年有2000多万元的业务流水。说明作为我们这样过去出版面比较“窄”的专业出版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能实现同步增长。除了在读者中逐渐打开市场，好的作者和稿源也不断涌来，渠道也多了，丰富了，形成良性循环。
记者：您曾经是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现在从事出版工作，您以往的经历对现在的工作是不是起到很大的作用？您对总体把握党史出版工作特点有何体会？
张琦：我从事党史研究工作20多年，来社里5年。在专业知识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和 “出版资源”。在判断出版价值时也可利用自己多年的专业知识来进行，包括选题策划。长期养成的职业素养，严谨求实的学风，在把关意识上能保持清醒头脑。如何把这些专业优势化为出版优势？我一直在与同事们一道不断学习和探索。我也希望一些好的党史类出版物能够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传世。既要保持学者风范，又要学会经营之道，处理好出版和经营创收的关系，是我这5年角色转化的重要体会。我刚来的时候颇为“诚惶诚恐”或者说“忐忑不安”，如何融入出版实体？如何去“踩”市场？如何改进人事管理，用制度管人，奖勤罚懒？都是面临的难题。我们也在虚心学习那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搞得比较好的社的经验。
我始终认为作为内容产品的商业运作不能完全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既要争取好的社会效益，也要争取好的经济效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还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社风的指导上一定要树立正气。既要出好书，也要管好人。
另外，我们出版的书因为内容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生活，领袖人物生平事迹，关系党的形象和领袖形象，因此在严格把关的同时还需要送上级主管或者有关部门把关。这样，我们从成本上还要多付出，出版周期相对较长。这对我们的时效性、走市场带来一定困难。但我们也不能为了抢市场周期而违规，也必须严格遵循办社原则和出版规定。我们一贯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服从宣传纪律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从而保证了我们的出版质量，维护了党史出版社的良好形象。这都从政治上为我们社带来声誉。
我们的主管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多年来一直是很支持我们的。这种支持体现在，在安排重大选题的时候，我们认真抓选题，认真走程序，遵守各项出版纪律和要求，就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去年，纪念建党8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了100种重点图书，我们有10种入选；今年建军80周年又选了我们4种，包括增加书号。这可以说是一种鼓励。总之，首先你要做好工作，出好书，这样就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认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这几年出书品种翻了一倍，出好书的热情越来越高了。
好书是人做出来的，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非常重要。几年来，我们对社里编辑的要求，第一要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严把出版导向，懂得出版规矩，什么能出，什么不能出。对党的历史中有重大分歧、过于暴露一些社会问题和有负面影响的，宁可放弃经济效益也不出。提倡尽量增加优秀图书，减少一般性图书，不能有钱就出书。第二，要求编辑钻研业务。我常给他们说，我们每年出版200多种的书，就像我们培养的200多个孩子，要“精心呵护”，“乔装打扮”，才能上市。
记者：几年来，贵社出版了哪些有份量有影响的书，下一阶段如何发展？
张琦：近几年我们出版了一系列党史方面的品牌书、学术著作、资料集，还有回忆录、人物传记、纪实读物，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的《国事忆述》、著名党史专家写的《我观党史》和《我观毛泽东》、《伟人的征程》、《邓小平与美国》、《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等等；还有“红色系列”：红色旅游、红色管理、红镜头、红流大事、红色恋人、红小鬼、触摸红墙等，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们精心推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八路军》等，从不同程度填补了这方面研究和市场的空白，满足了读者需求。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们出版了《红军长征史》、《长征行》、《红色铁流》、《今日长征路》、《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等一大批原创图书或再版图书。今年，为纪念建军80周年，我们有《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认识史》、《军史辉煌》丛书、《帅府家风》、《敦厚朱德》4种图书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重点图书。
目前我们正抓紧20多部纪念性图书的出版工作，及其它为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图书的组稿和编校工作，争取在今年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几年来，我们也挖掘其他出版资源，让出版范围适当扩大，如有关公务员考试系列，党政干部选拔系列的图书，也取得良好的市场认同，产生了较大的销售量。这样，我们在出版一些所谓“不赚钱”但很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学术书的同时，可以用另一些市场销售较好的书来补充经济效益，品种上也更为丰富。我们也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跳出”党史范畴，在保持出版党史党建的出版物特色的同时，力求适当扩大到大历史和人文社科的大范围。
总之，“保持特色、打造精品、眼盯市场、争取双效”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出版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