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生中有许多镜头是难以抹去的，那么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我第一次挎着书包去上小学，就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心头的印象。杭师附小（学军小学）离我家住的文三路杭大宿舍不远，先由东往西，再由南往北，正好一个直角，但这不远的路似乎让我走了好久，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一种心路，心路是很难计算长度的。我知道父亲的目光一直在背后凝望着我，虽然他只将我送到家门口。他不送我到学校，包含着对我独立进取的期望。我还记得，除了书包，我还拿着一把和我的身躯并不相称的油布雨伞。
刚进小学，我并没有改变顽劣的脾性。因为坐最后一排，以为老师看不见，上课时我横躺在椅子上。班主任杨荔玲老师很气愤：“大家都回过头看，这是什么样子！”众目睽睽之下让我感到了“羞耻”，从此再没有违反纪律的事发生。那时杨老师刚从师范毕业，还带着一股学生味，她会邀请我们在星期天去她位于环城西路铜元路的家，唱她喜欢的苏联歌曲给我们听。
我的另一位班主任方然珍老师，稍稍年长、经验丰富，我印象中她的神色有些忧郁，但目光总是那么坚定。方老师对教学的认真和对学生的关心，可谓细致入微。我清楚地记得，她问我早点吃什么，当听说大学教授的儿子也是吃的霉豆腐过泡饭，似乎有些感慨。方老师的字写得很好，线条颇有弹性，我当时就很喜欢看她在作业批阅后写的那个“方”字，结体生动，流露出她温婉性格的一面。当然，小时候不会这样分析，只是有一种直感。
要说对我的一生兴趣爱好和后来的事业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杨一青老师的教诲。四年级开始杨一青担任我们的语文老师，其实他也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有点蓬乱的头发，一条灰色的围巾圈在脖子上，有时还遮住部分嘴巴――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充满建功立业的激情和丰富不竭的想象力。虽然当时我不清楚他的脑子里在构想什么，但能够感受到他讲课时带来的一股新意，对于课文的讲解和对于作文的分析，有着不同一般的新鲜见解，我们听了会思绪飞扬，会得到各种启示。
杨老师早就注意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并善于用各种办法加以激励。当时还没有哪个小学开设书法课，更没有统一的教材。杨老师率先结合语文课给大家讲书法知识。他知道，最终能够走上书法艺术之路的可能只是少数，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总是播下去了，它会在所有孩子心里悄悄地生长。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我父亲是此中行家，因此我能受到很好的点拨，进步比较快。杨老师发现，练毛笔字大大促进了同学的学习热情并培养了好的学习习惯，应该总结推广，他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教儿童写好字》的文章，还特地让我写了幅“勤学苦练提高成绩――杭师附小五丙班任平”，作为这篇文章的附图。这对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鼓舞啊。在没有像现在铺天盖地的竞赛、嘉奖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样的一次登报就够“出人头地”了。于是我就认定自己是学书法的“材料”，也就在后来的日子里比别的同学有更大的干劲，常常不知疲倦地练习、临摹。前几年遇到杨老师，我说虽然我的书法作品现在已经出版发行到几十万册，但最早的一张“作品”还是您给我送到《浙江日报》发表的，他笑着说，那篇文章也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当时投了稿还心怀忐忑。看来，我们都因为这件事，在心里树起了一块美丽的里程碑。
大约十年前，我在杭大的学生张一帆告诉我，方然珍也是他的老师，想见见我。我心头一热，急切地到他安排的地方和方老师见了面。方老师七十多岁了，当然有些苍老，但目光中还有我熟悉的那种坚定。杨一青老师当然也老了，原来茂密的头发已成半秃，但思维照样敏捷，谈吐充满热情。谁不会老呢，我们这些当年的幼稚小孩，也已经“知天命”，到了喜欢怀旧的年纪。母校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知名小学，我们为她骄傲。在母校的历史长河中，我度过了五年，在这短短的五年里，母校的传统、母校里那么多的好老师、好同学，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一些金子般闪光的东西。
选自《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