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19岁的李尧棠，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巴金，从家中出走，坐上了辗转前往上海的轮船。 他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大宅，是李家老太爷李镛的第三个孙子，从小备受长辈宠爱。然而此时，他对这个家厌恶至极，外出求学，不过是离家出走的借口。
这是一个时代的青年时尚。“沐浴着欧风美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高举新文化、新道德的大旗，而以“父权、忠孝”为核心的中国旧式家庭伦理，作为旧道德、旧文化的基石，便成了他们最着力抨击之事。
这一思潮，深深影响了巴金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他们痛恨旧式家庭，而后选择离家独立生存，追求“充满理想的新生活”，抑或与旧式包办婚姻完全不同的“理想爱情和婚姻”。
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斩断与家庭的联系，在一波时代的狂潮退去后，他们也开始反思最初的冲动与激进，以及尝试着构建新的家庭模式、父子关系……
旧家庭梦碎
巴金出身的李家，与当时的许多大家庭一样，依然奉行着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李老太爷拥有大家长的无上威权，他咳一声嗽，下人要心跳几下；并且，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都要来上房向他请安。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子女面前同样如此。尧棠的大哥尧枚一直梦想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读自己所向往的化工系，然后去德国留学。但父亲早已替他安排好了人生：早日完婚，为祖父生个重孙。
而后，面对着如潮而来的三媒六婆，李道河先是征得老太爷同意，选出了两家，然后在祖宗神主牌位前点起香烛、叩头求拜，从两个纸团中拈了个“张”字，于是那个张家姑娘就成了李尧枚的妻子。
这一切，对自幼聆惯古训的李尧枚，根本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回房痛哭一场后，全盘接受了父亲的安排。然而，李家却没有如李老太爷所设想的那样，继续兴盛下去。先是作为家中擎天柱的李道河忽然病逝，又有巴金五叔狂嫖滥赌东窗事发，令李老太爷“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夙愿几近破灭，开始精神恍惚。
1919年的除夕，千家万户团圆欢笑声中，李老太爷死了。
一个星期后，就在老太爷牌位前，李家叔婶们开始了激烈的遗产争夺战。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目睹宗法礼教制度的种种不近人情，以及家族没落过程中的人性丑陋，少年巴金于1919年前后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五四”新思潮刊物后，便渐渐发酵成了对于旧式家庭“腐朽没落”“等级森严”“摧残人性”的满腔痛恨。
当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谴责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认为推翻旧式家庭伦理，就是要从“人子”的角度出发，否定传统的“人父”观念。由此，他提出了“幼者本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这是“五四”最重要的时代话题之一。对少年巴金来说，虽然祖父、父亲对他多有疼爱，但依然和整个旧家族一起，被他放在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对立面。
除了因为接受了新观念而痛恨旧家族制外，“五四”一代青年与父权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们梦想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理想婚姻状态，在与传统“媒妁婚姻”发生正面冲突时，许多青年便直接与家庭决裂出走、或是不告而别了。
巴金最终下决心离家，也与婚姻问题有关。除了大哥屈服于父亲威严、选择接受包办婚姻之外，三姐尧彩的不幸婚姻，则直接刺激了他。
李尧彩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
1923年4月，尧彩出嫁。 当时，巴金看见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和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的世故庸俗，便“预感到了三姐命运的悲惨”。
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一刻也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出走之后
然而，巴金等“五四”一代青年离家出走之时，大多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当他们终于摆脱了家庭桎梏时，却往往发现，社会现实是一个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更难挣脱的桎梏。
正因此，鲁迅抛出了“娜拉走了以后怎样？”这个严峻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回来便是堕落。个性解放也同样面临着这样未知又必然的命运。在鲁迅笔下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伤逝》中的涓生，在奔突无门后选择放弃，在悔恨中度过一生；《在酒楼上》的吕韦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抗争未果后又回到了旧阵营。
还有《伤逝》中的子君，毅然不顾父亲和胞叔的“威严和冷眼”，“分明地、坚决地、沉着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斗争胜利了，她的理想确实实现了，然而这却是另一出悲剧的开端……
这些文学中的典型化形象，已经预示了大多数个性解放者出走之后的命运。
作家萧红，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典型。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安排婚姻。一年后，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
1930年，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远房表哥陆振舜婚外同居。仅仅过了一年，两人就因为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经济实力，被迫各自回家。
萧红不久后又再次出走，但却屡屡遭遇情变，贫困交加中，女儿也被迫送人，历经种种流离与艰辛。从第一次离家出走到31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就搬过七八次家。
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并不是真正的独立
对现实的残酷严重缺乏心理准备之外，青年们自身，也往往缺乏面对的勇气与坚毅，甚至缺乏离家独立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萧红是如此，巴金也是如此。
巴金是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家的，两人在南京一起生活到高中毕业后，终于分别，巴金去北大，尧林却去了东吴大学。 独自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后，巴金明显觉得少了依靠。“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尧林在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他感到寂寞，他只能一遍两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这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精神动力。”
但他没能如愿进入北大，原因是招生体检发现了肺有问题。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怯，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
因为害怕得肺结核，他最终放弃考试回到了南京。这年秋天，巴金去了法国。此时巴金依然没能实现经济独立，一直是靠大哥给予经济资助。然而，此时李家依然每况愈下。
当他写信到成都，要大哥给他准备去法国的路费和生活费时，大哥回信诉述了家庭困难，但巴金坚持己见，这一次，“信中的话讲得有些急躁了”。
最后，习惯了妥协的大哥尧枚，这一次对弟弟也退让了，但在把钱汇到上海的同时，写信给弟弟依然重复着“读工科，回成都兴家立业”。而少年巴金想到的，依然是离开成都时的两句话：“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尽管事实上他甚至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
独立人格往往需要独立的经济关系为后盾，这一点，在巴金出走的1923年，鲁迅就已经认识到。“钱是要紧的……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而巴金出走后一直接受大哥接济，直到家里经济状况完全恶化、无法再接济。
新旧交织的一代
另一方面，“五四”一代青年，本身思想中也无法完全脱去旧时代、旧家庭的痕迹。
傅斯年在15岁时与母亲选定的一位姑娘结婚，他虽从未公开批评自己的双亲，但在《新潮》创刊号上，却道出了整代人的痛苦：“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地向不道德的中心去。”“咳！家累！家累！家累！这个呼声底下，无数英雄埋没了。”
“新潮”成员比师辈们年少十年，他们更不愿忍受孝道的终日教诲，自身却也无法逃脱传统家庭对于婚姻的干涉。据1921年对631名大学和中学男生所作的调查，184名已婚青年只有5人是自己选择的妻子，而181桩已经定下的婚约有158桩是父母包办的。
“新潮”成员进入北大时，几乎都已结婚。他们创办社团时，已是父亲了。在婚姻家庭变革的思潮中，五四时期家庭重组情况明显增多。他们都渴望过着与启蒙观点相一致的自己的生活。
他们依然勉力支持后来人对于理想爱情的追求。而五四一代人的内心挣扎与动荡经历，也使得他们的另一半同他们一起承担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正应了鲁迅的话，“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由此，当充满青春意味的激进批判，渐渐随年龄淡去后，“五四”一代开始反思构建新型家庭关系、父子关系。
鲁迅是较早开始理性思考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新型的父子关系应该以“爱”为基础，应该将传统的子女报恩的封建思想抛弃，改为“爱”的思想，爱应成为新型父子关系的基础，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生产，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扩充这种爱，鲁迅提出了三点意见：要理解孩子、要指导孩子、要解放孩子。因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前提、本位”。
回归的挽歌
与重构家庭关系的思考相应的，是他们心目中和笔下的“家”，也逐渐地多了些许温情，而不再是一味地猛烈批判。
巴金是在1941年回到成都老家的，此时距他离家已经18年。此时，人到中年的巴金，在离家18年的人生辗转和颠沛流离中，已然淡去了憎恨、冲动。
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老宅大门开着，嵌在内墙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字依然还在。那是祖父李镛对家族长久兴盛的期盼。这个老人白手起家、创下家业，临终时又千叮万嘱，要儿孙留住他的房屋与字画。
然而一切又都已物是人非：李老太爷身后仅仅十几年，李家就已分崩离析。18年间，老宅几经易手、子孙散居各地，老宅门口那一对巴金幼时当作坐骑的石狮子，以及防火用的“太平缸”，也都消失不见了。
然后，依然是在昏黄的街灯下，巴金再次告别了他18年前的故居。转身离去时，他看到了故居门缝中的灯光，“好像欧洲古代传说中所讲的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是爱尔克为她航海的兄弟照路的灯光”。
那一刻，他想到了三姐。他始终没有忘却，他曾答应她，回来时向她诉述外间世界的景象，现在他回来了，而她却早已不在人世，就像至死都没有等到兄弟回来的爱尔克。
他无法忘却的，又何止是三姐？早逝的母亲、自杀的大哥、病殁的二姐……连同这座老宅，都是他“永远的记忆”。
这次回家，他在成都住了50天，也和大家庭分崩离析后星云四散的族人们见了面。从他们口中，他得知那个狂嫖滥赌的五叔，也死在了狱中。
他酝酿着将五叔的堕落悲剧单写成一本小说，这便是《憩园》。而在此前的《家》中，五叔是高家五老爷克定的原型。
但《憩园》与《家》不同的是，小说中不时“表达出对富裕而精致的生活的欣赏、羡慕。此外，在《憩园》里，巴金除了着力塑造主人公杨老三这个人物之外，还塑造了一个次要人物：杨家小孩寒儿。
《憩园》的杨老三，堕落之外，却也爱家庭、爱儿子，极写他们之间的温情。“寒儿对待杨老三的态度，也就是作者对待杨老三以及对待自己曾经无比痛恨的那个家的态度。”这使得整部作品有了挽歌般的意味。
作者自己也承认“我更偏袒杨家小孩。由于他，我对他父亲也很宽大了。最初的杨老三故事并不是这样。可是我写出来的却不同了。我本来应当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沉重的鞭挞的。可见我在这场斗争中并未得到胜利”。
因此，《憩园》的文本给人的印象是，“巴金不再是一味正面抨击旧家庭，他意识到了人性与人世变迁的复杂性。在现实批评的同时，他又夹带着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
这正是巴金离家18年间，在牵挂与憎恨交织纠缠中反思的结果：这是他一直憎恨的家。但同时也是给他带来过童年幸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