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年度会议”上，多位学者、官员一起探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4年来的经验和不足之处。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说，他们的团队在向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时屡屡受阻，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认为这是在和政府作对。（5月15日《新京报》）
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不是和政府作对。首先，政府角色无需被神圣化，政府与官员更不应该认为自己处于天然神圣的位置。其次，现代政府概念上，所谓政府，实质是民众委托服务的产物，民众选举并以税款供养政府，使其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契约机制解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与受托。而从现代政治理念上说，民众是社会的主人，政府则是公共服务者，亦即公仆。所谓官权民授、政府民选，正是由这种理念和制度而来。
由是，政府在面对社会监督的问题上，便不应该产生“作对”的定义或抱怨，只要是合理合法的监督，都在公民权利的范畴，这种权利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并且，现代政治原则也并不否定公民监督心态上一定的恶意揣度。说到底，政府是由一批自然人工作的机构组成，而如果一切自然人或多数人都不可能天然排除理性经济人的弱点，如果我们承认自我道德约束力不可能百分之百可靠，被服务者或主人，对服务者或公仆作一定的“恶意揣度”，就不能说没有合理因素。现代政治与权力监督理论所接受的一些理念，比如“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公权力作“无赖假定”等等，所以会成为西方通行的政治原则，是因为实践证明，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社会监督更有效。那么，所谓“和政府作对论”，于政府、民众二者的角色逻辑来说，或不成立，或不合逻辑。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合格，官员工作不力，民众有权利要求弹劾官员，解雇工作人员，甚至可以要求解散、撤并政府机构——在一切民主法制国家的法律上都能找到支持的依据，即使有某些人所称的“作对”，又有何不可？
我认为，或许是有些政府官员的观念落伍了，还停留在“子民”时代——认为民众只有接受政府管制的份儿，而“有贰心”即是叛逆的封建思维。一张嘴就说“和政府作对就是恶”，而对于不合时宜的“感谢政府”，则每每心安理得地接受。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关于“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的言论颇受舆论追捧，就因为它首先是摆正了政府与民众的角色逻辑关系。相比之下，“和政府作对”论显然是落伍、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