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6月25日，莫言、王安忆、曹征路、张炜、严歌苓等五位作家，假座上海大学图书馆，共同探讨“小说与当代生活”。 我刚才强调了两句话，第一句，文学不是替天行道的工具，第二句，作家也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我觉得小说与当代生活这个话题是相当政治化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要宽泛一些，不要那么狭窄，不要觉得只有写了“三农”问题，写了当下的热点问题，才是现实主义的。而那些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在语言上有所追求，故事上有所变形的就不是现实主义。巴赫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是相当宽泛的，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拓宽一点。不要只认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文学顶峰。作家关注现实关注当代生活的方式是多样的，未必只有紧跟着写就是关注。曹雪芹写《红楼梦》写的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下”，我们能说他不关注现实吗？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难道不是对现实的另外一种关注吗？《西游记》的写作你能说他没有反映现实吗？对文学的理解，对作家的创作，应该更注重个性化。不要试图用一种创作方式把所有作家都纳入一个框架中。
实际上我觉得作家的创作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就面临两点：一点就是写什么，第二点就是怎样写。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几代作家的奋斗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想想鲁迅想想沈从文想想张爱玲，他们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写了别人所未写，一方面，他们用了别人没用过的方式来写。现在怎么写的问题，几乎无人提及。小说的结构难道不是重要的问题吗？小说的语言难道不是重要的问题吗？大家都说我们不要编故事了，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已经很多，非常丰富，我们怎么编也编不出来同样精彩的来。也就是说有这么丰富的生活，小说的存在价值在哪里？难道语言不是作家风格的最明显的标志吗？如果在文体上没有任何创新和发展，那么这个作家的价值有多大呢？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搜出很精彩的故事，小说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能用很独特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用独特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讲述一遍。如果可以把小说家和文学家做一个区别的话，小说家只在讲述，而文学家在用很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讲述。我们讲鲁迅是文学家，而跟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讲的故事也很精彩，但我们说他们是小说家而不是文学家。前几年跟王尧对话的时候，我就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小说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技巧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带着很强的政治性。关注现实没有错，但如果只提关注现实、关注底层、关注生活这种震天响的口号，那作家们几十年来在艺术和形式上的探索就不重要了吗？不仅仅是那些暴露了官场的黑暗，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关注民生疾苦就是重要的，小说毕竟是艺术而不是革命工具，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艺术才是最重要的。作家创作是千姿百态的，而且我认为作家写作是很难接受某些人的指导的。某些批评家老是恨我们，恨铁不成钢呀，我为什么要成钢呢？我成木头不行吗？当你们都要我成钢的时候，我就成木头，我就成野草，就成毒草，让你们失去批判的目标，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有我自己生活的方式，有我关注现实的方式，而且什么是现实，难道我们在今天发生的十年以后不会变成历史吗？我写了五十年前的事情，退回五十年，不也是现实吗？《红楼梦》现在依然被奉为经典，它写的是清朝的事情。像蒲松龄写的全部不是人，写的是妖魔鬼怪，它不是同样深刻吗？你们不是也承认那是好的文学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批评家给我们提一些在技术上可以突破的方向，指出了方向，我们好朝这个方向努力。
（原刊于《上海文学》2006年8月号）